【原文】

夫自古之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则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

又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夕、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有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悟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筐，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译文】

自古以来的学者，所言论称道的史书有很多。而对《公羊传》作过精心研究的人，特别憎恶《左传》；研习《史记》的人，则瞧不起《汉书》。他们用所喜爱的著作的长处来攻击所厌恶的著作的短处，用这一家在某些方面的正确观点来批判另一家在某些方面的错误观点。而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不同史书的人是非常少的。

我们看一看社会上的学者们，他们有的仅精通一部经书或者一部史书。谈论《春秋》的人，则不知道周朝衰亡后，有战国六雄；研究《史记》、《汉书》的学者则不晓得汉朝灭亡后，中国被裂为魏、蜀、吴三国。这就好象有武陵的隐士，藏身于桃花源，到了晋代，仍然以为世间还在残暴的秦朝统治之下呢！假如有博通千年之间的事，又读过大量书籍的人，然而，当他们见到正直贤良的行为时而没有觉得其善，碰到与道德相违背的事时也不知道它有什么过失。那么这些人正如葛洪所说的那样，仅不过是一个书篓子，或者是拥有五经其书的主人而已。孔子说，虽然多，但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啊。所说的不正是这种情况吗？

【原文】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工，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硫无绝落。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译文】

邹国君主系帽子喜欢用长丝带，一国人都用长丝带；齐国君主爱穿紫色的衣服，一国人尽穿紫色的衣服。象这样一时的风尚，不论哪朝哪代，都有这种情况，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譬如汉代，《公羊传》在春秋三传中最受人们青睐，晋朝时，人们将《庄子》看得高于六经。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对它们都不再重视，仅存于世间而已。它们岂能与《春秋左氏传》与《古文尚书》相比？《春秋左氏传》与《古文尚书》虽然为一朝所轻视，但它们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胜过千年来的一切书籍。《公羊传》与《庄子》，岂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原文】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泛，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诺，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谓严、李、郑、司马之徒方《太玄》、《法言》，态加褒赏，虽内举不避对，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云参圣岔，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白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译文】

希望将名字写在竹帛上以留传后世，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圣人君子没有私心杂念，但在这方面也会照顾所喜欢的人。当初写作长易》书，本不是为记事。然而，孔子在作《系辞》时，却写到了颜回的事迹，称他近于圣人。虽然，这样的评价对颜回来说，受之无愧，所述的事情也并不是为了称赞他而凭空虚构。但是，将这些并不重要的内容有意编入其中，大概还是出于颜回将孔子看作父亲一样的人，与因为颜回的作用，孔子的弟子们日益互相亲近的原因吧。故而，孔子有意将颜回的名字写到书上。扬雄在孤单冷清的日子里，潜心于学习典浩。他在《太玄》、《法言》中，态意地夸奖他的小儿子童乌与蜀地的贤士严、李、郑、司马等人。（指严君平、李仲元、郑子真与司马相如等人。）虽然古代有举荐自己熟悉的人时可以不避亲人之说，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扬雄感情上的偏斜。即使象孔子这样睿智的圣哲，扬雄这样步圣人后尘之人，在著述时，还不能忘掉私念，利用著述的机会，将与自己亲近的人写入书中。那么道德品质在中等以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如谢承的《汉书》，袒护吴越地方的人；魏收的《代史》，盛赞塞北的匈奴族人，这就不觉得奇怪了。

【原文】

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昊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获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助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评以为直，吾无取焉。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而不要做小人儒。”的确，儒可分为思想博大、品德高尚、知识丰厚的君子儒与心胸狭窄、气质萎琐、知识浅薄的小人儒，不过，史家也应该这样分。象左丘明、司马迁，属于君子之史，而吴均、魏收，则属于小人之史。他们一为香草，一如臭草，不属于一类的。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远啊？

“礼，难道就是玉帛吗？”史书，难道就是描述事情的文辞吗？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史书本应当以颂扬善人善事为主，批半lj恶人恶事次之。象司马迁、班彪，属于全力颂扬的史家，而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则属于全力批判的史家。能够在颂扬与批判方面，二者兼之，并注重文采修辞的只有左丘明一人啊！自他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象他那徉的史家了。

所谓撰写史书要直笔，就是对所立传的人物不掩饰他的邪恶的品质或行为，也不无中生有地给予夸奖。写入史书中的内容能够对褒扬、肯定他或者批判、否定池有帮助，没有写入史书中的内容则与劝诫后人没有什么关系。所写的内容只是反映一个人一生的主要事迹或主要品质而已，绝对不是大事小事一点不遗漏地全部写下去。然而，宋孝王、王助这一类史家，在所撰写的内容中，喜欢谈论别人不检点的男女之事。表面上好像表现了作者对这类事的鄙视，实际上，是将发人阴私当作正直的做法，这种著述态度不值得我借鉴。

【原文】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后来君子，幸为详焉。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蕊，而处庄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译文】

有怠识地并喜次提出异端奇说的人汉代仃刘向，费代有澎洪近代义有沈约沈约比起前刀、更姗厉害。庆幸的是之后有思想有学识的君子对他们汰识得很清楚。过去魏史说朱异有雄辩的口才，挚虞有作文的毛才，由此可知，口语与书面语，所用的词不同然而，近代的作者所写人物的口语。同于书面语。这就好象将长于作文学作品的陈琳、阮璃，置于左丘明、司马迁的史家位置上，文学与历史还有比更相互混乱的吗？

【原文】

夫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近代则不然。其有雕虫末技，短才。或为集不过数卷，如《陈书·阴铿传》云有集五卷又i止，其类是也或著书才至一篇，如《梁书·孝元纪》云，撰《同姓名人录加一卷李，其类是也莫不一列名，编诸传末。如代梁书·孝元纪》云，撰、妍神记》；《陈书·姚察传》云，撰《西征记晓、《辨茗酪记李口；《后魏书·刘芳传寸云，撰《周官音户、特l记音护r长齐书祖鸿勋传》云，撰仗晋词记》乃凡此书或卷、两卷而已。自余少、有文集，或四卷、五卷者，不可胜记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译文】

将撰述的文章著作载入史册，能够使书名为古今的人所知，可以流传千年。那么，什么样的著作名才能载入史书呢？象司马迁的《史记》，卓然成了一家，扬雄写的《太玄》，能够永存于世，这样的著作名，可以进入史书。然而，近代则不是这样，有一些人才学平庸，只持有雕虫小技，写的是笔记之类的书，也不过数卷而已。（如《陈书·阴铿传》记载阴铿有著作集五卷。）或著书仅仅才有一卷，（象《梁书·孝元纪肠己载孝元帝所撰的《同姓名人录》一卷。）无不一将书名列于史书的人物传末。（如《梁书·孝元纪矛说孝元帝撰写了《研神记》；《陈书·姚察传》说姚察撰写了《西征记》、锐辨茗酩记》；《后魏书·刘芳传》说刘芳撰写了《周官音》、《礼记音》；《齐书·祖鸿勋传》说祖鸿勋撰写了《晋祠记》等，这些人，书仅一两卷而已，其他人有文集，也不过四五卷，如此而已，就不一一的举例了。）著录著作如同汉刘靛的《七略》，不论长著还是短著，都一一著录其上，琐碎至极。

【原文】

子曰：齐景公有马干驯，死之日，人无德而称急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民到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永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谈，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网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段后赠溢，若斯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么度常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7)，《五史》谓《五代史》。通多此体，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嗣者矣。

【译文】

孔子说：“齐景公有四干l飞马，可谓苗贵之至但是，直到他死的时候，人们仍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吹得歌项的功德。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下民众至今仍在称赞他们的高尚显德。象汉代的青翟、刘舍，做到r垂相这一职务，然而班固的斌汉书》没有为池们立传。姜诗、赵壹，仅不过是掌计簿的官吏，然而，谢承的《汉书》却为他们作传。这是较为典型的事例。今日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不论该人才学与品质如何低「，只要他位居高‘言，就为他立传。所写的内容，只是一一叙述他生前作过何官死后被封赠什么样的谧号，如此而已。虽然，其中也略略谈到一些所作所为，但都是极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内容。这种写法从魏伯起开始，到本朝的《五史》止。（《五史》，指《五代史》。）这种错误们作法，风行一时，而正确的作法却被夕、忘记了。《史记》、《汉书》的传统，没有能够得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