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浩专对之辞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微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日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族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网。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译文】

过去荀悦说过：“著作史书有五条宗旨：一是符合道义，二是表明法则，三是贯通古今，四是著录功勋，五是表彰贤能。”干宝解释这五条宗旨是：“是规划治理国家的言论就记载；是用兵征伐的权谋就记载，是忠臣、烈士、孝子、贞妇的节操就记载，是朝廷文浩以及交涉应对的言论就记载，是在才能力气技艺方面有特殊之处的就记载。”因此采用二人的论述，五条宗旨的概括，大概史书记言记事所应包含的内容，已经有了个大概了。但一定要说没有遗漏，恐怕还有没说到的地方吧！这里再扩充三条，以增补前面的条目。一叫叙述沿革，二叫表明罪恶，三叫宣扬怪异。是什么呢？礼节的取舍、仪式的简繁有变化就记载；君臣邪僻，国家动乱衰亡就记载；冥间和人世相互感应，祸福发生之前有征兆就记载。用这三条，加上五条宗旨，那么史书所记载的，差不多就没有缺漏了。考察史书的编撰，哪一种不是根据这些啊！

【原文】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网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清。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菜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此其大较也。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摧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时？”于此数家见之矣。

【译文】

但是自古以来的作者，很少能没有毛病的。假如著述不遵守法规，那么用什么给后人做示范？班固指责司马迁说：“谈论大道理是黄、老地位在上，《六经》地位在下；记叙游侠是降低处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地位；叙述货殖是崇尚权势财利而羞于低贱贫穷，这是他的不到的地方。”傅玄又贬斥班固说：“论迷国家的典章制度是掩盖君主的过失而贬抑忠臣；记叙世风教化是看重曲从讨好之人而轻视忠直有气节之士；叙述时务是重视诗文而忽略事实。这是他的失误之处。”探究班固、司马迁二家的史书，都各有擅长，自成一家，却各自受到攻击，递相揭露疮疤。虽说自我估量比较确实，但完全发现自己是困难的，可说是笑话别人不够精巧，忘了自己的笨拙。智力突出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智力平庸之人呢l假如根据前代哲人的指示，校正后来人的失误，如王沈、孙盛、魏收、令狐德菜等人，论述帝王的事业时，是偏袒悖逆之人而诬蔑忠义之士；记叙国家时，是贬抑正统的、符合道义的国家而褒扬篡夺而得的政权；记述风俗时，是崇尚夷狄而鄙薄华夏。这还仅是个大概。如果要进一步加以收集摘录，找出其全部错误，那就摺发难数，哪儿能够穷尽！孔子说：“对于宰予，哪值得责备？”在这几人身上可以用上了。

【原文】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荣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纪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间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译文】

又听说，怪、力、乱、神，是孔夫子所不谈的；而侍奉鬼神以求福，是墨子所相信的。所以圣人对于这些事，若有若无而已。如简狄吞燕卵而生殷契，龙涎被打开而周朝灭亡，恶鬼毁坏大门而祸害晋侯，众鬼在社坛边谋划而曹国灭亡，大江的使者送还玉璧给秦始皇，老人在纪桥传授奇书给汉相张良。这些则是关系到军国的大事，是涉及到兴亡的道理，如果有就记载下来，以表现征兆的灵验是可以的。可是王隐、何法盛等人所编撰的晋史，却专门采访州县乡里的小事，街巷之间的琐碎言论，聚而编之，称为《鬼神传》、《鬼神录》，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言论不是正规的言论。就不同于《三史》所写的，《五经》所载的了。

【原文】

范哗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凛君、梁瓤，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站。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酒，左持鳌而右杯；刘琶榜吏以膳痴，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狠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瘴恶者也。

【译文】

范哗广泛采集众书，剪裁成《后汉书》，颇有新奇精细之处。至于其《方术》一篇以及各蛮夷传，却采录王乔、左慈、凛君、架抓，这样的只是一些迂腐荒诞的言词，违背常理的事情。可算是美玉上的瑕疵，白圭上的斑点。可惜啊，没有这些就好了。再有，自从魏、晋以后，著述的种类多起来，《语林》、《笑林》、《世说》、《俗说》，都喜欢记载一些调笑戏谑的细事琐语，一些为人们所讥笑鄙视的奇文异事。虽然受到有识之士的非议，却挺受无知之人的喜欢。这样的风气一起，很多国史也就与其相同。如王思性格暴躁，起来驱逐苍蝇，苍蝇不走，就把笔仍到地上踩坏；毕卓沉缅于酒，说“左手持蟹鳌，右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刘邑鞭打吏卒，为了吃他们鞭伤上所结的疮痴；朱龄石戏弄其舅，割了他头上的瘤子，这一类事情芜杂，言词庸俗，而历代正史，拿来作为高雅的言行。使读到它的人开颜一笑，听到它的人鼓起掌来，当然和史书的记录功过、扬善惩恶意义不同。

【原文】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锥，鲁获如靡。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爱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灵受社，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微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译文】

大致近代史书的笔法，叙事比较繁琐。讨论起来。其中最严重的有四点。祥瑞，是用来阐发大德，隐微地颂扬圣明之君的。至于如成双成对的凤凰飞来，一茎双穗的禾稻进献，秦文公获得声如野鸡的若石，鲁国得到像璋子一样的麒麟，这些在《尚书》、《春秋》中寻找，上下数千年，能够得到记载的，大概不过那么一两件而已。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凡是有祥瑞出现，都与治乱无关。作君主的受到迷惑，为臣下的进行欺骗，所以君主的德政愈少，为政愈劣，祥瑞倒愈多愈盛。因此桓帝、灵帝所受的赐福，比文帝、景帝要多；前汉的刘氏、后赵的石氏所应验的符瑞，比三国魏的曹氏、东西晋的司马氏，成倍的增加。而史官收集那些谬说邪言，加以记录，真伪不分，是非不辨。这是第一个繁琐之处。

【原文】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网如。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若《汉书》载楚王嚣等来朝，《宋书》载檀道济等来朝之类是也。夫臣渴其君，子勤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译文】

当春秋时代，诸侯竭力争斗，各自争雄称霸，有自己的君主。《春秋经》上记载某国来使，某国君朝见天子，是为了表明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天子的盛德所及。这些都是国家的大事，不可缺少。而自从《史记》、《汉书》以来，承袭经书所作，至于如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肃慎朝贡这一类的，记载下来是可以的。而至于如藩王、封疆大臣等朝会京师，也要记载于《本纪》，这就和《春秋》的义法不一样了（如《汉书》记载楚王嚣等来朝，《宋书》记载檀道济等来朝之类就是如此）。臣僚渴见其君主，儿子觑见其父亲，这只是常情，不属于异闻。把这些载之于史册，是多么浪费文辞！这是第二个繁琐之处。

【原文】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黯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编垂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网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犊，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译文】

至于说到百职千官的任免升降，可以在本纪中记载姓名的，大概只有三公而已。所以西汉史官编撰史书，只编入垂相、大夫之类，东汉则只列司徒、太尉之类。而近代却从三公以下，一命以上，只要得到较厚的傣禄，无不全部写出。而且同为一人，身兼数职，有的只是加衔而没有实际职位，有的只是空有其名而无实位。宣唱的司仪把嘴都唱累了，题署的人把手都写累了。把这些详细记入史册，有什么值得看的？这是第三个繁琐之处。

【原文】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垂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谍，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译文】

对于人物的世系传承，只要写出他的邑里也就可以了。若有开基建国，继承家业，世袭的勋禄得以继承；先辈积仁累德，子孙不改其志。如项籍的先辈，世代都为楚将；石建的后代，都以洁身谨慎相传承。这些属于事迹特别特出的，在传内略作记载还是可以的。这方面的失误则有父亲官位不过令长，儿子官阶仅是承郎，名声不能著称于乡里，行为不能闻名于十户，却一一叙述他们的名位，毫无遗漏。这其实是家谱，与国史无关。这是第四个繁琐之处。

【原文】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谓矣。

【译文】

因此考察这四个方面，用以观察近古以来的史书，足以说明已经形成积习忘记返回，放任而不知所归，背离了编史者的规范，违反了哲人所立的标准了。孔子说：“我们那里的学生们志向高大得很，文彩斐然可观，我不知道怎么教导他们。”大概就是指这样的了。

【原文】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网其文，传亡其事者。何则？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郑子，始闻少眸之官；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或五段大夫，假赵良而见识。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祷机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译文】

也有言论或许可以记录，功绩或许可以一写，而本纪中没有记载，列传中也不记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上古开始，直到中古，其间有些文献典籍可以说一说。以仲尼这样的圣人，要访间郑子，才知道少眸氏的官名来源；以叔向这样的贤者，要询问子产，才能辨明黄能作祟的由来。有的如八元才子，因为季孙行父才得以流传；有的如五投大夫，借助赵良之口而为人所知。由此可知当时的正史，民间所流行的，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所记载的，虞、夏、商、周的春秋、祷机所载录的，缺略的东西很多啊。

【原文】

既而汲家所述，方《五经》而有殊，马迁所书，比长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网，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筐者矣。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译文】

以后汲家书所记载的，和《五经》相比而有所不同；司马迁所著，与《三传》相比而多有区别。裴松之补陈寿之所缺，谢绰拾沈约之遗，这就又是言满五车，事过三箱了。记事这种体裁要求简而且详，疏而不漏。如果繁琐处一字不拉，减省处大多抛弃，这是忘记了适中的原则，丢弃了均衡的道理。只有博雅君子，才能知道其中的利害得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