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日《尚书》家，二日《春秋》家，三日《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译文】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编撰著述文献典籍的情况，《外篇》中已经说得很详细很完备了。古往今来，崇尚质朴和讲究文采的风气递相转变，各种历史著作，体例也不固定。探究起来，它们的流派有六：一是《尚书》派，二是《春秋》派，三是《左传》派，四是《国语》派，五是《史记》派，六是《汉书》派。现在概略地陈述它们的情况，列在下面。

【原文】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仓一”入水采一j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漩矶铃》日：“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日：“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漠、训、浩、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范》总述灾祥移，《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译文】

《尚书》一派，它的源头出自远古。《易》上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们。”由此可知《尚书拍勺起源够远的了。到孔子在周王室观看文献图书，得到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典籍，就节取其中完美的篇章，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作《尚书》。”《尚书漩现铃》上说；“尚，就是l。上天在运行中显出文明物象，宣示节序度数。仪尚书冬记录史事，也正如天的运行。”王肃说：“上面帝王所说的话，被下面史官记下，所以叫《尚书》。”推究这三种说法，它们含义并不相同。原来《尚书》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帝王的号令，用来宣扬王道的正义，对臣「发布讲话。所以其中所载录的，都是典、漠、训、浩、誓、命一类文体。至于像其中的《尧》、《舜》二典，直接叙述人事；《禹贡》一篇，只是谈论地理；《洪范》集中记述灾祥；《顾命》全部陈述丧礼，这也是体例不纯的地方了。

【原文】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译文】

又有叫《周书》的，和《尚书》类同，是孔子编定《尚书》百篇时所删下来的文献，共七十二章，上自文王、武王，下至灵王、景王。很多地方明白可信，恳挚真实，文辞典雅，义理高尚。但也不时有肤浅常谈、糟粕污秽参杂其中，看来像是后来的好事之人所增补。至于其中《职方篇》的言辞，和《周官》没有差别，《时训篇》的说法，跟《月令》大多相同。这些算是历代帝王的正史，《五经》的另外记载。

【原文】

自宗周既陨，《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姗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肋，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译文】

自从周朝灭亡，《尚书》的这种体裁就被废弃了，直到汉、魏，没有能够继承这一体裁的人。到了晋代的广陵郡相孔衍，他认为国史是用来表彰宣扬美好的言行，发布宣示法令制度的，至于人间常理凡事，不值得全部列出。于是就删节有关汉、魏的几种史书，节取其中足以成为典范的优美言论，确定篇章次序，构成一家之言。于是就有了《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有二十六卷。到了隋朝的秘书少监太原人王助，又采录开皇、仁寿时的政事，按顺序加以编排，同类的放在一起，分别给它们加上题目，编成《隋书》八十卷。探究它的体例，全部依照《尚书》。

【原文】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爱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愁《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护，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译文】

推究议尚书》所记载的，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对答，辞义值得称道，那么虽是一时的话语，也连篇累犊全部记载；如果谈话的言语不值得记载，就丢弃不录。像这祥，旧事虽有脱漏，读者也不会认为不好。等到到了中叶，文书图籍大大完备，这时还要剪裁今天的文辞去模仿古代的笔法，就是不知变通，一味死守旧法，就像那个守株待兔的人一样。所以孔舒元所编撰的《汉尚书》、《汉魏尚书》等书，就不能在当代流行了。至于帝王没有本纪，公卿缺少列传，就会年月失去时间顺序，官爵难以清楚。这些都是过去所忽略，今天所重视的。像王君愁的《隋书》，虽然想遵循商、周体制，效法虞、夏文辞，但看它的体制，倒像《孔子家语》、临川王的《世说新语》，可以说是“画虎不成反像狗”了。所以这书受到当代人的嗤笑，确有其原因啊。

【原文】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家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胖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祷机，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皿。”然则乘与纪年、祷机，其皆春秋之别名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译文】

《春秋》一派，它的源头出自夏、商、周三代。查《汲家琐语》记录太丁时的事情，就被称为《夏殷春秋》。孔子说：“使人贯通前后地明了远古的事情，是《尚书》的功能；使人知道运用文辞，排列史事，是《春秋》的功能。”可知《春秋》的出现，是和《尚书》同时。《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十七年的史事。《国语》说：晋国羊舌胖通晓《春秋》，晋悼公让他当太子的老师。《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来作国事访问，见到鲁国的《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这样说来，用“春秋”这名称的不只是一家。至于湮没无闻的，更是不计其数。又查《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情都与鲁国《春秋》相同。孟子说：“晋国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祷机’，而鲁国称之为‘春秋’，它们的实质一样。”既然如此，那么“乘”和“纪年”、“祷机”都是“春秋”的别名吧。所以《墨子》说：“我见过百国春秋”，大概就是指此而言的。

【原文】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应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干载，而其书独行。

【译文】

等到仲尼编修《春秋》，也就考察周代礼仪的旧法，遵循鲁国史书的遗文；依据人物的作为，遵从做人的原则；从记述人物的败亡中表明贬责，兴盛中肯定功绩；凭借日月岁时以确立天道运行规律，通过朝见天子以校正礼乐制度；评论语言委婉，记事意义含蓄；留下了不可更改的言论，立下了后代必遵的原则。所以经历千年，而这部著作依然无可比拟地在世上流传。

【原文】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译文】

再考察儒家学者们解释《春秋》的名称，把事件用日来联属，把日用月来联属；说春用来包括夏，举秋用来兼顾冬。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列举，作为所记载的一年事情的名称。如果是这样，那么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等人，他们所编写的书，篇章次序本来没有年月，但也称作“春秋”，就和这点不相符合了。

【原文】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默险，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译文】

到太史公著《史记》。开始把天子的事作为本纪，考查本纪的宗旨，就像过去的《春秋｝)o从此，编撰国史的人都用这种方法。但时代不同，事情都在发展变化，体例格式不尽相同，他们所写的事，都是语言很少褒扬讳饰，事情没有抑扬取舍，所以正像司马迁所说的，只是整理旧事而已，怎么能和《春秋》相比呢？

【原文】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日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闭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翩，而述者之冠冕也。

【译文】

《左传》一派，它最先出自左丘明。孔子编著好《春秋》，左丘明接受《春秋经》的意旨并为它作传。传，就是转，把所接受的经文意旨转授给后人。也有人说，传，就是传授，用它传示给后世。查孔安国注《尚书》，也称为传，那么传也就是解释的意思吧。看《左传》解释《春秋经》，言论见于经文，事情则在《传》内详细记述。有时传文没有的内容经文却有，有时经文缺略的内容却在传文内保存。它的言词简明而扼要，它的记事详细而广博，确实是圣人的羽翼、辅佐，著述中的第一之作呵。

【原文】

逮孔子云段，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服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译文】

到了孔子死后，经和解释经的传都不再出现了。这时的文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书》罢了。到晋朝的著作郎鲁地人乐资，才采集上述二史的资料，写成《春秋后传》。此书从周贞王开始，接续在《左传》的鲁哀公之后，直到周郝王入秦，又以秦文王接续周代，到秦二世灭亡结束，一共编成三十卷。

【原文】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播、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韵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译文】

汉代的时候，史书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主，但纪和传、表和志互出重叠，文字繁复，很难全部阅览。到孝献帝的时候，才命荀悦提炼二书，改成编年体，依仿《左传》，写成《汉纪》三十篇。从此每一代的国史，都有这样的著作，从后汉开始，直到高齐，如张潘、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韵等。他们所撰的书，有的称“春秋”，有的称“纪”，有的称“略”，有的称“典”，有的称“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大致都是以《左传》作为标准。

【原文】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遗、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宾，《三传》之亚也云。

【译文】

《国语》一派，它最早也出自于左丘明。左丘明编好《春秋内传》后，又考查用剩下的资料，组织另外的说法，分成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编成《春秋外传国语》，合计二十一篇。此书和《内传》相比·有的地方重复而略有差异。然而自占以来的名儒贾遴、王肃、虞翻、韦耀这伙人，都一再加以注释，研究它的章节文句。这也是《六经》的支流，仅次于《三传》的书。

【原文】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译文】

到了战国时，合纵、连横的谋略竞相兴起，列国尽力争战，竞相称雄，秦国最后兼并天下，从而产生了《战国策》。它的篇目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作“策”，可能是因为只记事情而不按时代编排，所以就照简策而命名的吧。也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它是战国游说之士计策谋略，所以就称它为《战国策》。

【原文】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译文】

到了孔衍，又认为《战国策》所写的东西不算很好，就引据司马迁的记载，比照它们的异同，节取这两种书，合为一书，称为议春秋后语》。其中删除了二周和宋、卫、中山等国，留下来的只有七国罢了。从秦孝公开始，到楚汉相争之时结束，比照《春秋》，也总括了二百三十多年间的事。在此之前，孔衍写了《春秋时国语》，这时又写了《春秋后语》，编成两本书，各是十卷。现在流行于世的，只有《后语》了。查此书的《序》说：“即使是左丘明也不能超过本书。”世人都责备他不衡量自己的才力和德行。探究孔衍的这一说法，把自己和左丘明相比的，应该是指左氏的《国语》，而不是《春秋传》。假如真是这样以同类相比，又哪能多加讥笑呢？

在汉朝失去控制，英雄拼争的时候，司马彪又编录当时的事迹，撰成《九州春秋》，每州一篇，共为九卷。探究它的体例，也就是近代的《国语》。

【原文】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一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尽，而《国语》之风替矣。

【译文】

自从曹魏先后建都许昌、洛阳，魏、蜀、吴三方鼎立对峙；东晋迁都金陵，以江淮为基地，全国四分五裂。各国的君主虽然名义上和帝王一样，但拥有的地域其实只与古代的诸侯相似。各国的史官记载本国的史事，编写纪传体的都仿照司马迁、班固，创作编年体的都模拟荀悦、袁宏。于是《史记》、《汉书》的体例大行于世，《国语》的体例则衰微了。

【原文】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揉，前后乖外，至迁乃鸡集国史，采访家人贫，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蕊。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冈。

【译文】

《史记》一派，最先出自司马迁。自从五经传行中断，诸子百家竞相兴起，事迹相互交错混杂，前后矛盾抵梧。到了司马迁，才聚集各国正史，采访私家著述，上起黄帝，下终汉武，用纪、传统领帝王、大臣，以书、表序排年月、官爵，共一百三十卷，根据鲁国史书的旧名，称作《史记》。从此汉代史官所著续作，都用“史记”为名。直到东汉著史，还称《汉记》。

【原文】

至梁武帝，又救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于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译文】

至梁武帝，又敦令群臣，将上自太占之初，下至南朝萧齐之间的历史，编成《通史》六百二十卷。此书从秦朝以前，皆以《史记》为依据，同时又采录别的说法以扩充新奇见闻。到两汉以后，则全部抄录当时的纪传，并使之前后连贯相通，同类相互依附；又把吴、蜀二主都编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入《夷狄传》。其体例和《史记》大致相同，只是无《表》而已。之后，元魏济阴王元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它的断限也是起自上古而终于南朝刘宋。它的编排次序大多依照《通史》，但把那些事迹特别相似的合为一科，所以用《科录》作为名称。本朝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撮近代各家史书，南朝始自宋，终于陈，北朝始自魏，终于隋，共一百八十篇，称做《南史》、《北史》。此书对于君臣的纪传，都分国按类排列，把同类的排列在一起，各自列在本国名下。所有这几种著作，都属于《史记》一类。

【原文】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速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译文】

探究《史记》所记载的历史疆域广大辽阔，时间延续长久，却用纪、传、书、表把它们分散开来。每每谈论一个国家的一件事情，却如胡、越两地相差千里；叙述同一时代的君臣，却似参、商二星出没不同时。这是此书体例上的不足之处。加之它所记载的，大多聚合旧的记载（是说采集《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经常采录各种杂说，因此使阅览它的人不能多知道一些不同的史事见闻，而同祥的言语却多次重复出现。这是此书撰录中的繁杂之处。而况自《通史》以后，繁琐芜杂更为严重，于是就使研习历史的人宁愿习读此书而懒得去读新的撰录。而且编撰好不久，就有了许多残缺，可说是劳而无功。这是著述之人所特别应当警惕的啊。

【原文】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润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篇。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浩，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已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译文】

《汉书》一派，它最早出自班固。司马迁编撰《史记》，结束于汉武帝，自太初以后，空缺而没有记载。班彪沿袭它，推演成《后记》，以接续《史记》。到他的儿子班固，就以汉高祖作为断限，终止于王莽，写成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编成一部史书，称为《汉书》。从前虞、夏的典，商、周的浩以及孔子所编，都称作“书”。用“书”作名称，也是非同一般的名称。探究《汉书》的编著，都依司马迁《史记》为准，只是不写《世家》，把《书》改为《志》而已。从东汉以后，写史的人相继不断，都袭用它的名称，没有什么变革，只有《东观》称“记”，《三国》称“志”。然而称呼虽有区别，体例却都一样。

【原文】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缪；《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佳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译文】

一一考察自古以来史书所载，《尚书》记载周代的事，终止于秦谬公；《春秋》记述鲁国的事，终止于鲁哀公；《竹书纪年》未记到魏国灭亡，《史记》只叙及汉代开始。而《汉书》，则探究西汉历史的始末，穷尽刘氏王朝的废兴，统括一朝，编成一书。语言都很精练，记事十分详密，因此学者钻研探讨，容易收到功效。自那时直到今天，《汉书》这种体例都没有改变。

【原文】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译文】

这里考察了这六家，商讨了上千年，大概史书的流变品类，也就是这些了。现在，淳朴的风气消散尽净，时世移异变迁，《尚书》等四家的体例久已废弃，能够仿效遵循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