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译文】

听说三王的礼制各异，五帝的乐制不同。所以史传中说要根据当时当地的风俗，《易》中认为贵在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何况作为史书，是记载事情的，事情有了变化，而语言却没有变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了。

【原文】

古者诸侯曰芫，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莞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莞，大夫吊。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亮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已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芫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亮而书卒也？

【译文】

古代诸侯死称莞，卿大夫死称卒。所以《左传》中记载楚武王夫人邓曼说：“王亮于路上，是国家的福份。”还有郑国子产说：“晋文公、晋襄公为霸主时，君主亮，大夫吊唁。”就是例证。考察孔夫子修《春秋》，其实就用这个原则。但各国君主死都称卒，只有鲁国国君死才称蓖，这是尊重自己国君，以与其他诸侯国相区别的意思。司马迁《史记》中，周文王以下，以至各诸侯国的王侯，所有死都以卒称呼，这难道也是要把其他各国国君和自己的国君相区别吗？为什么要贬低他们，不写毙而写卒呢？

【原文】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译文】

原来编撰鲁史的人，不称自己的国为鲁国；编撰周书的人，不称自己的君主为周王。像《史记》，事件包括古今，没有主客之分的情况，所以说到汉高祖，多称为汉王，也就不能算是毛病。班固既然已经分出《史记》中的汉代部分，定名为《汉书》，在叙述高祖为沛公、为汉王的时候，都不去掉“沛”字、“汉”字。凡是有外国投降归附的，都写成“归汉”。班固《汉书》开始首先出现这种失误，一直到荀悦，仍在沿袭这一错误。真是积习难改，没有能够首先觉悟的人了。

【原文】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柞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马，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译文】

还有，《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的子孙至今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口《汉书》又有《陈涉传》，就完全抄录司马迁的文字口考察司马迁说这话的时候，正是汉孝武帝的时候，而班固称“今”，却是汉孝明帝的时候。时间过去百年之久，话却还是同一句。即使陈氏后代在明帝时还有崇高地位，难道他们迁移到了东京洛阳了吗？一定不是这样。《汉书》又说：严君平死后，蜀人至今称颂他。皇甫谧完全照抄这句话，载在《高士传》里。班孟坚和皇甫士安年代相隔久远，“至今”的用语，怎么能同样使用？班固沿袭司马迁，其错误已经是那样的了，皇甫谧承袭班固，又出现如此的失误。迷误而不知觉悟，是何等地严重啊！

【原文】

何法盛《中兴书·刘魄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志》，依检志内，了无其说。既而减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岔。

【译文】

何法盛的《中兴书·刘魄录》说刘魄论述刑狱的事详载于《刑法说》，按他的话查检《刑法说》，里边根本没有。其后减荣绪编《晋书》、梁朝修《通史》，在《刘魄传》里都有这句话，《志》里也没有所说的内容，却在《传》内说空话。这又是不精细的过错，和皇甫谧一样了。

【原文】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吮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哗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询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译文】

考察班固、司马迁编撰《列传》，都列出传主的完整姓名。如果事迹特别相似的，就共同合用一个称呼，如《刺客》、《日者》、《儒林》、《循吏》等。范哗已经把题目移到传文前面，传文中也列了姓名，却还在列传底下，注为《列女》、《高隐》等题目。假如又要写出姓名，又要写出题目，那么邓禹、寇询传的前面，应当署为之臼台《公辅》了；岑彭、吴汉传的前面应当署为《将者》了。依此类推，实在会生出很多类来，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等几种呢？

【原文】

魏收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爬、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刘批等传皆云：丹徒县人也。沈文秀等传则云：吴兴武康人。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间、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译文】

魏收著书，为南朝国家标目，对桓温、刘裕等政权，统统称作“岛夷”。这样一来，大江以南就全成了蛮荒之地了。至于刘褪、沈文秀等人的传，记叙他们的籍贯时，则和华夏人一样（刘裕等人的传都称是丹徒楚人，而沈文秀等人的传则称是吴兴武康人），哪有同属一国的君臣，同一姓氏的父子，如同阖间、季札一样的叔侄，就导致了国籍的差异；孙策、虞翻之类的君臣，就造成了夷夏的区别？考查历代，从未听说过先例。

【原文】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潜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誉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译文】

当东晋在江淮建立政权的时候，实际继承了正统，嫉恨群雄，把他们称为“潜盗”，所以阮孝绪《七录》把田融、范亨、裴景仁、段龟龙撰写的史书以及其它有关文怅前赵、石氏后赵、符氏前秦、姚氏后秦等十六国政权的史书，另外新创了一个名称，叫做“伪史”。到隋代受天命而有天下，全国统一，国家没有了爱憎之分，人民没有了国家之别，但有人撰写《隋书·经籍志》，为群书分类溯源，却仍同以往的阮孝绪一样。要说国家有“伪”的称呼，来源已经很古了。如杜宇在蜀称帝，勾践在越称王，孙权在江南建立三足鼎立的帝业，萧誓在江陵成为附属西魏的君王。因而扬雄撰写《蜀纪》，子贡撰写《越绝书》，虞溥编撰《江表传》，蔡允恭撰述《后梁史》。考察这些书，都属于伪国史，自然也应当按类归在一起，合成一个部别，又何止只是东晋一朝十六家呢？

【原文】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译文】

当王朝即将崩溃，割据争霸蜂起的时候，一定会有忠臣义士，为保持节操而捐躯，至于像韦晃、耿纪图谋起兵诛讨曹操，文钦、诸葛诞兴兵问罪司马鳃，而魏晋史臣记载时称他们为贼，这是由于受当世当权者所迫，难以直言。而如荀济、元瑾，捐躯于北齐孝静帝末年，王谦、尉迟迥殉节于北周末年，李延寿在《北史》的齐史部分，颜师古在《隋书》中记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在当世，没有逼迫，本应当矫正错误，而他们却都照旧不改，称他们几位为叛逆。这样记述史事，褒贬的原则体现在哪里？

【原文】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磋乎！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消也。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译文】

当年汉代有人在家里撰写奏记，盗窃葛龚所作的奏文进奉皇帝，全部抄录他的文字后，不知道改换成自己的姓名，当时人说他：“作的奏文虽工，应当去掉葛龚”，到邯郸淳编撰《笑林》，记载了这件事作为笑柄。可叹啊，历观自古以来，这一类的事特别多，有应当去掉而没有去掉的，又何止一个“葛龚”呢？为什么只有这件事被用来作为引人发笑的讥讽呢？所有撰史的人假如都能审慎细致地分析事情，精密周到地措辞，举一反三，告诉他这一些，就能知道另一些，这样也许就不会犯大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