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贾谊上书，晃错对策，皆有益军国，足贻劝戒。而编于汉史，读者犹恨其繁。如《隋书》王韵、袁充两传，惟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寻又申以低诃，尤其陷惑。夫载言示后者，贵于辞理可观。既以无益而书，孰若遗而不载。盖学者神识有限，而述者注记无涯。以有限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必如是，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书之简编，缮写不给。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译文】

过去贾谊给皇帝所上的《治安策》，晃错所献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贤良策》等，都是对国家有益的文章，足以起到劝戒的作用。然而，班固将它们录入《汉史》后，读者还嫌这些文章的转录太多，而《隋书》在王动、袁充的合传中，通篇内容，只录他们占候卜命的诡怪之辞与虚妄之说。但是在传末又加以讥责与批评，使读者陷入困惑之中。一般来说，史书中刊载所传人物的言语文章，都是有较好的思想意义或者有较美的文采的。与其将一些对后世毫无益处的言论载入史书中，还不如弃去不载。后代的学者精力与认识有限，而撰写史书的人对史事的注解与记录则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精力和认识，来观看无限的注解与记录，一定会使的人心劳神伤，抄写的速度赶不上编撰的速度。唉工如果自古以来，撰写历史全象这样的话，那么，李斯焚书坑儒，董卓将嫌帛图书做成帷盖，这样的做法虽然过分，但也有可取之处。

【原文】

按《隋史》讥王君憋撰齐、隋二史，其叙录烦碎。至如刘臻还宅，访子方知；王韵思书，为奴所侮。此而毕载，为失更多。可谓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译文】

按，令狐德菜等所撰的《隋史》讥嘲王韵所撰的齐、隋两代的史书，多录帝王的口头浩示，又收了迁怪不经的话以及街谈巷语，显得是烦冗琐碎。但是令狐德菜他们自己所编的《隋书》，对原书芜漫的内容依然没有删去。如书中仍然记载着这两件事：刘臻多忘，回到自己的家却以为是别人的家，等到见到了儿子方才醒悟。王韵思考经史上的问题，用心专一，用餐时肉常被仆人偷吃掉，竟然一点没有发觉。此类事在令狐等人所撰的《隋史》上，得到了完备的记载，因而，错误处更多。这可以说是后者效法了前者，罪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