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译文】

《易》说：“上古之时，结绳记事以治夫下，后世圣人发明文字以代替结绳。”为《易》作注释的儒士说：“伏羲氏创造了八卦图像与文字，以代替结绳治理国家的方式，于是书籍便产生了。”又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称作三坟，谈的是宇宙·社会的大道理。少昊、额项、高辛、唐、虞之书，称为五典，谈的是一般的道理。”春秋传麟楚国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礼记》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书，,j由此来看，三坟、五典到了春秋时，还在广泛地流传着。然而，到了后来，三坟、五典就不传了。尧、舜以后的历史·人们还能讲述。但是，尧时以前的史事，圣人贤者尚熊说起，仿佛还保存着的，也只是十之一二了。而后来的许多人，大肆编造新奇之说，所说的荒诞不经，所著的书籍与圣人所说不一。’所以，司马迁说过：“神农之前的情况，我已经不知道了。”班固也说：“撷琐的情况，已经弄木清楚了于”由此苛见，宜坟、五典所记载的，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它们的内容了。

【原文】

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缪。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孔惠，壁藏其书二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固晃错受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谓马融、郑玄、王肃也。咸疑其缪。

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迁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至于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马融、郑玄、杜预也。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绩，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网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梁武帝时，博士议曰，孔叙称伏生误合五篇，盖文句相连，所以或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虽云昏髦，何容口口。由是遂不见用也。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隋学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故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译文】

尧、舜是紧联着的两个朝代，彼时的情况被记载于《三坟》、《五典》中。周与之前的夏、商二代，它们亦各有许多书籍问世。到了孔子时，他将之前的典籍详加研讨，删为《尚书》。其书的内容从唐尧开始，至秦穆公结束，有一百多篇，孔子为每篇都写了序。秦朝残暴无道，焚书坑儒，禁止濡学。孔子的末孙孔惠，只得将《尚书》藏于壁中。汉朝一统天下后，征求儒家著作与儒家学说，听说秦时博士伏胜能够传授《尚书》，便诏令太常史掌固晃错去学习。彼时伏生年龄将近百岁，说话已令人难懂，他口述《尚书》的内容，仅得二十九篇。从此以后，传授《尚书》这一学问的，有欧阳生与大小夏侯等人。汉宣帝时，河内又有一妇女，得《泰誓》一篇。该妇女将此书献给了皇帝。朝廷将此篇与伏生口述的二十九篇，合在一起，刊行于世。该篇所载的年月时间，与《尚书》序言不相符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述的《泰誓》内容也不相同，所以，汉、魏时许多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王肃等人，都怀疑它不是原文（指的是马融、郑玄、王肃）。

古文《尚书》，即是孔惠藏干壁中，用科斗文写的那一种。是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时，在墙壁中发现它的。博士孔安国以这新发现的《尚书》校核伏生口述的《尚书》，比原来增加了二十五篇，用一行科斗书，一行真书的形式抄写，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向孔安国询问《尚书》事，所以，在《史记》中多采用古文《尚书》的说法。孔安国按照皇帝的指示，为《尚书》作传疏。正好遇上武帝末期，发生了巫蛊事件，征求经书典籍的传统被废弃，所以孔安国的传疏没有能够奏闻皇帝，而是藏在私人家里。刘向取来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尚书》进行校勘，发现脱字错误的地方很多。到了后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原本不再存在。其中有些文字见之于其它经典，众儒生都称之为“逸书”（指的是马融、郑玄、杜预）。王肃也曾注解《今文尚书》，然而，其注解与孔安国《古文尚书》相似，难道是王肃见到了孔安国的《尚书》本子，自己藏起来了吗？

到了东晋元帝时，官居豫章内史的梅啧，献上了《孔传古文尚书》，然而，缺少《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今文尚书注》中的《尧典》篇，从“慎徽五典”以下，分出为《舜典》篇，塞在他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中。自此以后，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学与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尚书》注解被废弃，只有《孔传古文尚书》独自流行，并被列入学官，成为世人长久教学、研读的范本。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撷采马融、王肃的注解，伪造了一篇孔安国传疏的《舜典》，献给朝廷，说是从大航购得。朝廷召集廷臣审查，都认为是伪造的《尚书》（梁武帝当时担任博士，他发表见解说：孔安国《尚书序》中称伏生误合五篇，这是因为篇与篇文句相连接，故有误合的现象。而这篇《舜典》前面多出了‘日若稽古帝舜，日重华，协子帝’等字。伏生虽然年老昏馈，但怎么能合起来呢。”因此，就不用它）。后来，江南动乱，本篇传入北方的皇宫，中原的学者见后感到很惊异。隋朝学士刘炫见后，采用了这一篇，；并将它收入《孔传古文尚书》之内。所以，今日人们所研习的《尚书·舜典》，最早出之于姚方兴之手。

【原文】

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译文】

当周朝衰弱时，诸侯都用武力争夺霸权。孔子周游列国，想得到重用，然而没有一个诸侯国聘请他，他只好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与鲁国一品德高尚的名叫左丘明的人，一起在太史处史书，依靠鲁国的记年史整理修订成《春秋》。该书对已往则肯定了周公的政治制度，对未来则明确地提出了新的社会法则。记事从鲁隐公开始到鲁哀公结束，全面地描写了鲁国十二个君主在位时天下所发生的大事。《春秋》一书修订整理成后，孔子用来教授弟子，然而，弟子从课堂上出来后却作随意解释。左丘明担忧长期以往，失掉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对《春秋》中所略写的历史事件详细叙述，这样做，欲使人们认识到孔子并非是臆造了一部《春秋》，他所说的都是有根据的。《春秋》一书对当时君臣某些言行的贬斥批评，在左丘明的传中都有详细的事情经过的描绘。《春秋》的作者之所以态度陷晦，闪烁其词，那是因为·要避免当权者的责难。

战国末年，口头讲授、注解《春秋》的形式流行，于是有公羊传、谷梁传、邹传、夹传等，因邹氏无师承，夹氏最终仍然是光有口述而无书，所以，邹传、夹传都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汉代兴起后，董仲舒与公孙弘二人一起研习《公羊传》，后来继承其业的则有严彭祖与颜安乐。汉宣帝登位后，听说卫太子私下里喜欢《谷梁传》，于是召集著名的儒学大师蔡千秋和萧望之等人到殿中议论《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同异，最后大家倾向于《谷梁传》，于是，列入学官，设置教授此学的博士、汉平帝初年，朝廷又将《左氏春秋传》立于学官。到了后汉，许多研习儒学的人在朝廷上批判攻击《左传》，恰在这时，《左传》学的博士李封死亡，朝廷就不再补充这一空缺的职位了。一直到了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书朝廷，请求将《左氏春秋传》重新立于学官，才使它在学官中有一席之地。到魏晋时，《左传》渐渐流行，相反，《公羊传》、《谷梁传》却不再为人重视，直至淹没。今日人们所用的《左传》文本，是杜预注解的。

【原文】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日《外传国语》二十一篇。斯盖采书、志等文，非惟鲁之史记而已。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日《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纤篇，邺之，史记，，厥协哗导栋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侯后圣君子。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挥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张晏《汉书注协云：“十篇迁没后亡失‘”此说月随；元、成之间忿，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二《龟策》、《曰者》等传，其《龟策》、《曰者》，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晋散骑常侍巴西谁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尽，皆凭旧典，以纠其缪。今则写《史记》并行于代焉。

【译文】

春秋的时候，各诸侯国者曦置史官修史。于是，孔子广撰地征求史籍，得到了一百二十国的国史，如其中有人们知道的《楚书》、《郑志》、《鲁春秋》、《魏纪年》等等。左丘明在为《春秋》作传后，又校勘了各国史记在记述历史大事上的同、异之处，然后写成《外传国语》一书，共二十一篇。其材料不仅取自幢鲁春誉》，还有其它诸侯国的，书》代志，等。楚汉之际，有热心于编撰史书的人将记录古代至秦末的帝王、公侯。卿相大夫活动的史料抽取出熟编为一书，名叫《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之后，先是七国争雄，后来秦灭诸侯各国，其间事件的则有《战国策》，该书肴三十主篇、汉代兴起之初，太中大夫陆贾，叙写子楚汉相争的过程与汉开国的功绩，成为《楚汉春秋》卜书，该书有九篇。汉武帝在位时，太史公司马谈想综合整理之前的各种史籍，然后修成一部通史。然而，在愿望未能实现时就宛丢了，他j吁可鸟迁继录交亲的遗志、采撷《左传》、《国语》中的史料，耐《世本））、《战国策扒根据相去不远的楚汉列国时发生的事情，写成十二本结、十表、八书飞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有一百三十篇、定名为《史记》挤己事时间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年。考核《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不同的注解，整合诸子百家的论述，书成后正本藏于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圣明的君子。到了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悍开始讲述《史记》，于是公布于世。由发表的《史记》看出，其中缺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张晏《汉书注》说：“十篇是在司马迁死后丢失的。”这种说法不正确）。元帝、成帝期间，褚少孙先生作了补缺的工作，撰写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曰者》等传，词语鄙便少文采，见识粗浅，不是司马迁的本意。

晋朝散骑常侍巴西人谁周，认为司马迁描述周、秦以上的历史，所用的史料，许多是民间口传与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是完全依据正史的材料，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该书都是根据典籍，一一考核《史记》所述，纠正其错误。今日，它与《史记》并行于世。

【原文】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网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峋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椽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欲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爹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收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诣网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烦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移。命秘书给纸笔，经五、六年乃就。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

【译文】

《史记》记事的时间，到汉武帝时为止。太初以后，不再有史事的记载。之后，刘向、刘欲父子以及其他热心于修撰汉史的人，如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询等，相继撰写空缺的史事，接在《史记》的后面。这样，记事的时间便延伸至汉哀帝建平年间，仍称为《史记》。到了建武中，司徒椽班彪认为后来人补写的历史，言辞鄙理粗俗，未能继承《史记》的笔法，加之扬雄、刘欲歌颂王莽伪朝，迷惑后代，误导群众，不应该让这些所谓史书与《史记》相连接。于是收集过去的史实，采录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的说法，作《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父亲所写的史书未能成为一家史书，于是，重新从汉高祖写起，到王莽朝结束，描写了十二代皇帝，历时二百三十年。汇集其间的各种活动与大事，上下贯通衔接，有纪、表、志、传等百篇，成为《汉书》。这项写作工作还未结束，有人上书朝廷，说班固私自改写《史记》。朝廷下令京兆尹逮捕班固，将他家中藏书全部抄录奏上。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中陈述班固的写作意图，汉明帝亲自接见了他。班超说：班固只是想继承父亲的未完成的事业，不是改动《史记》。于是，明帝理解了班固的写作动机，让他出任校书郎。之后，班固遵照帝王的指示，继续写作《汉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汉章帝建初中终于写成。

后来，班固因受到窦宪案件的牵连，死于洛阳狱中。所写的国史散乱无序，无人能够整理。在此情况下，知识渊博并具有写作才能的班固妹妹曹大家，接受皇帝的诏令，整理、校对哥哥的遗著。朝廷又选才学杰出的马融等十人，跟曹大家学习《汉书》。《汉书》中缺少的八表与《天文志》，有目而正文中无内容，则大多由待诏东观马续写成。不过，《古今人表》不象原书的风格。从汉末到南朝陈，为《汉书》作注解的，有二十五家，也有人专门学习研究《汉书》，使得它与五经并行于世。

在注解《汉书》的风气形成之初，汉献帝觉得《汉书》繁杂难懂，于是令侍中荀悦按照《春秋左氏传》的笔法，将《汉书》删订成《汉纪》，让秘书省提供纸笔，荀悦花了五、六年的功夫才完成，有三十篇。书的内容精炼，与《汉书》一起流行于世上。

【原文】

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唯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译文】

汉代中兴之时，汉明帝诏令班固与唯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吏从事孟异撰写《世祖本纪、》，并撰写功臣列传和王匡的新市兵、陈牧、廖湛的平林兵及公孙述等人的事迹为载记，共有二十八篇。

【原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巨义上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渴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

【译文】

从此，光武朝三十多年的事情昭然于世，然而，班固等人仅为功臣作传，而忠臣义士的事迹却没有写到史书上。于是，朝廷又令史官渴者仆射刘珍以及谏议大夫李尤，撰写纪、表与忠贤之臣、节操高尚之士、文学家与史学家、皇室外戚等人物传。记事时间从建武开始，到永初止。在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刘珍、李尤却相继死去。朝廷便再令侍中状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各位王、王子、功臣、因恩泽而封侯之人的表、以及南单于与西羌的传记和地理志。

【原文】

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塞，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庭、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稗黝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刚《汉纪》。

【译文】

到了元嘉元年，南朝宋文帝又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室、议郎朱穆、曹寿，撰写桓帝祖孝穆皇、父孝崇皇以及顺烈皇后的列传，又将安思皇后阎姬编入《外戚传》、崔篆等人编入《儒林列传》。崔宠、曹寿二人又与议郎延笃撰写《百官表》与顺帝时的功臣孙程、郭愿以及郑众、蔡伦等人的列传。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称作《汉纪》。

【原文】

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禅，议郎蔡琶、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岂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多。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本初已下网续。

【译文】

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禅与议郎蔡琶、杨彪、卢植在东观修史，对于前人未写完的纪传，在史料完备的情况下，将它们补写完。蔡岂又另外写了《朝会志》与《车服志》。后因案件牵连被充军北方时，他上书朝廷请求让他继续完成《十志必的撰写工作。此时，恰好遇到董卓作乱，皇帝被迫迁都西京，史臣一职被废除，原有的国史及资料散乱丢失。只有在许都的杨彪还保存一些注、记等史料。至于名臣贤士的事迹，从本初以下的质帝、桓帝、灵帝、献帝四代，都没有记载。

【原文】

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太始中，秘书垂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光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又散骑常侍华娇，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十典、列传七十，总九十七篇。其中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译文】

三国魏黄初年间，史官只撰写了《先贤表》，而没有作汉史的整理工作，故而汉史仍残缺不全。到了晋代之初，此项工作仍然未做，一直到了太始中，秘书皿司马彪才开始汇集各家的史书，进行研究，连缀各种史书中所记载的有价值的事件。从汉武帝开始，到汉献帝结束，记述的历史经历了十二代皇帝，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进行编写，历时二百余年。将前后的历史事件综合贯通起来，另外又引入众多的资料，写成纪、志、传共十三篇，名叫《续汉书》。后来又有散骑常侍华娇，将《东观汉记》删改修订为《汉后书》，分为十二篇帝纪、二篇皇后纪，三篇谱、十篇典，七十篇列传，总共为九十七篇。其中典的部分尚未写成就死去了。从此以后，修订汉史的人相继出现，作编年体的有四人，写绍传体的有五家。如要推选最好的，应该以华娇的《汉后书》为首选。可是到了晋朝廷迁移到江南，这些史书三分只存一分了。

【原文】

至宋，宣城太守范哗，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哗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译文】

到了南朝宋，宣城太守范哗，大量地招收学生，广泛地搜集阅览旧有史籍，对他们进行删艾冗杂，补充漏略的工作，写成《后汉书》。分为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共有一百篇。恰巧范哗因犯罪被捕，被判死刑，而十志还未写成。在范哗之前，有晋朝东阳太守袁宏，摘录各种后汉史籍，模仿荀悦的体例编成《后汉纪》三十篇。人们在说到后汉史书时，只有范哗与袁宏二家而已。

【原文】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凯、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壕，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译文】

魏国史书的修撰，开始于黄初、太和中，朝廷令尚书卫凯、缪袭草拟纪、传，历时多年未能成功。于是，又令侍中韦诞、应球、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共同重新撰写。后来，王沈一人独自承担了撰写的任务，写成《魏书》，四十卷。然而，该书许多地方为传主掩饰，不是一部据实记载的史书。

【原文】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救书耀、周昭、薛莹、梁广、华核访求往事，相与纪述。并作之中，推莹为首。当归命侯时，广、昭先亡，耀莹徙黝，史官久网，书遂无闻。核表请耀、莹续成前史，其后耀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译文】

吴大帝孙权登帝位后的第二年，开始让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写《吴书》。然而，丁孚、项峻都不具备史家的才能，他们的史学与文字水平使他们不能胜任记录史事的工作。到了少帝孙亮时，重新命韦耀、周昭、薛莹、梁广、华核察访调查过去的历史大事，按照时间的先后进行记载。在上述这些人所撰写的史书中，薛莹所写的质量最高。在归命侯孙皓即位时，梁广、周昭先于他人而亡，韦耀犯罪，薛莹流放远处充军，史官散逸，再没有人递补上来，修写史书的事自然停滞不前。这时，右国史华核上疏朝廷，请求让韦耀、薛莹继续撰史的工作。朝廷批准。之后，韦耀独自一人结束了全书的撰写工作，该书共有五十五卷。

【原文】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草而罢。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额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诫，有益风化，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译文】

到了晋代，天下统一。著作郎陈寿，汇集三国时的官私历史著作，重新撰写，名为《三国志》，有六十五篇。当时人夏侯湛也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作品后，毁掉自己的草稿而停止了写史的工作。陈寿死时，梁州大中正范额上表朝廷，说《三国志》能正确地分析历史上政治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劝导人们忠君爱民，各守本分，此书有益于教化民众、淳正风俗。他请求朝廷采纳此书。于是，朝廷指示河南尹到他家中誊抄《三国志》。

【原文】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间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令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阔。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译文】

在陈寿之前，魏国京兆人鱼豢，私下里撰写了《魏略》，记事时间到明帝结束。在陈寿之后，又有孙盛撰写了《魏氏春秋》、王隐撰写了《蜀记》、张勃撰写了《吴录》。各种史书纷纷问世，不胜枚举。宋文帝认为《三国志》记述历史事件，过于简略，于是今中书郎裴松之作注。松之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又搜集传说逸闻，以补述《三国志》的缺漏之处。从此以后，人们只要谈到《三国志》，都根据裴注本。

【原文】

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哲又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先是，历阳令陈郡王栓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庚亮于武昌镇。亮给其纸墨，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诣网奏上。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锉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至宣讫憨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晋江左史官，自邓集、孙盛、王韶之、檀道莺已下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减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救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译文】

关于晋朝史书。西晋时，有著作郎陆机首先撰写了《宣帝纪》、《景帝纪》和《文帝纪》。后来，佐著作郎束哲又撰写了《十志》。西晋末，战争频起，动乱不宁，这些著作都散佚不存。在陆、束之前，历阳县令陈郡人王锉，富有写作、修史的才能，他曾私下里撰写《晋书》与功臣的事迹，然而，事业未成时就已死去。他的儿子王隐，继承了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他对于西晋所发生过的历史大事，大都进行过考核研究。朝廷移到江南后，他任著作郎，接受诏令撰写晋史。后因同僚虞预结党排斥他，使他在一次案件中受牵连而被免官。王隐因家中贫困，没有撰史的物质条件，所以，撰写工作不能完成。后来到武昌依附于征西将军庚亮，庚亮供给纸墨，这样，才写成了国史。著作名叫《晋书》，有八十九卷。咸康六年，才献给朝廷。王隐虽然喜爱写作，然而，才思滞塞，辞不达意。所以，《晋书》一书，其线索清晰，叙述有条不紊之处，都是他父亲王锉写的。章节错乱，意思不明的地方，一定就是王隐写的。其时，尚书郎兼领国史的干宝，也撰写了《晋纪》，该书记事从宣帝开始，到憨帝结束，五十三年，共有二十二卷。该书内容简略，既能直书史事，又能将自己的褒贬态度寓含于字里行间，委蜿地表现出来，该书得到了当时人的赞扬。

江南东晋的史官邓集、孙盛、王韶之、檀道莺等人，相继写作国史。有的只撰写东晋初的元帝、明帝纪，有的则撰写从明帝到安帝八朝的帝纪。到了南朝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开始撰写《晋中兴书》，独家完成，首尾全备。南朝齐隐士东莞营县人减荣绪又汇集了西晋与东晋的史书，合成一书，名曰《晋史》。

本朝贞观年间，太宗认为十八家东、西晋史，著作虽然很多，但是没有一家尽善尽美，于是，令房玄龄等人重新修撰。史官们收集、采纳几十部正史与野史的材料，又引伪十六国史的史料，编纂成十卷纪、二十卷志、七十卷列传、三十卷载记。另外加上序言、凡例、目录，共计为一百三十二卷。从此以后，研习晋代历史的人，都放弃旧的晋代史书，竞相根据新撰写的《晋史》。

【原文】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夫残缺。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松之寻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言，孝建初，又救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爱因何、孙、山、苏所述，勒为一书，其减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难以取信。自永光已后至禅让十徐年中，网而不载。至齐，著作郎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杂史。自义熙肇号，终乎升明三年，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名曰《宋书》。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译文】

南朝宋国史的修撰，始于元嘉中，从著作郎何承天撰写纪、传与《天文志》、《律历志》开始，何承天之外的撰写任务，全由奉朝请山谦之承担。不久，山谦之病亡，朝廷又令裴松之继续国史的修写工作。不多时松之又死。在此情况下，史佐官孙冲之上表请求由他重新撰写，成一家之言。孝建初，朝廷又令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继续前人未完成的纪传的撰写工作，元嘉时名臣传记，都是出于他的手笔。宝生因罪被杀后，在大明六年，朝廷又命著作郎徐爱承接前人的事业，完成修史工作。徐爱凭依着何承天、孙冲之、山谦之、苏宝生的著作，汇聚后进行整合，修订成一书。然而，减质、鲁爽、王僧达等起兵造反者的传记，都是孝武帝亲自写的，在叙述事情时却不实事求是，虚假的成份较多，所以，人们难以相信。自永光之后到宋顺帝让位的十多年里，国家大事缺而未录。

到了南朝齐时，著作郎沈约重新撰写《宋史》，并对旧史的缺漏之处进行补充。记事时间从义熙开始到升明三年结束。有十卷《纪》、三十卷《志》、六十卷《列传》，共有一百卷。名叫《宋书》。永明末年，该书问世。之后，河东裴子野在此基础上删订为《宋略》，变成二十卷。沈约见到《宋略》后，感叹地说：“我赶不上裴子野啊！'’自此以后，人们谈论宋史，都将裴子野的《宋略》摆在第一位，将沈约的《宋书》摆在第二位。

【原文】

齐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沈约复著《齐纪》二十篇。梁天监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表奏之，诏付秘阁。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播之。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

【译文】

南朝齐的国史，其修撰工作由江淹开始。他接受朝廷的诏令后，先撰写了《十志》。因为在整个修史工作中，志书是最难的。江淹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后来，沈约又写了《齐纪》，有二十篇。梁天监中，萧子显又开始写作《齐史》，有八篇《纪》、十一篇《志》、四十篇《列传》、共计为五十九篇。著作完成后，他上书朝廷，奏告其事。朝廷令秘阁收藏。

当时，任奉朝请一职的吴均，也上表请求撰写《齐史》，并请求借给他齐朝《起居注》与《群臣行状》。皇帝说：“齐朝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民间多有传说，你既然耳闻目睹过很多，可以自己去搜集嘛。”于是，吴均撰写了《齐春秋》一书，有三十篇。因该书说梁武帝曾任齐明帝时的佐命小官，故而，武帝对这种据实记载的书非常反感，命令烧掉。然而，吴均私下里保存的副本却能与萧子显所撰的《齐史》在世上一起流行。

【原文】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庐江何之元、沛国刘播以所闻见，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工，施功未周。但既当朝务，兼知修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

【译文】

南朝梁的国史，在梁武帝时就已着手撰写。先后有沈约撰写过十四卷的《高祖纪》，给事中周兴嗣撰写过《皇帝实录》、《皇德记》与《起居注》等，步兵校尉鲍行卿撰写过＋三卷的《皇定仪》等著作，秘书监谢昊又撰写过四十九卷的《梁书》，总加起来，有一百多卷。然而，这些史料在侯景之乱中或被焚毁，或散佚，荡然无存。庐江何之元、沛国刘播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又仔细调查了每件事情的起始到结束的过程，合作撰写r仅梁典》，共三十卷。然而，帝纪与列传，却没有人写。陈朝祠部郎中姚察有心想重修梁史，然而，他未能全身心地进行撰写工作一面承担朝廷政务，一面领导修撰国史的工作，直到陈亡国时，该书也未能完成。

【原文】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滓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茬再，竟未绝笔。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拐，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

【译文】

南朝陈国史，开始由撰史学士吴郡人顾野王、北地人傅掉修撰，《武帝纪》与《文帝纪》就是他们二人写的。太建初年，中书郎陆琼接着撰写了许多卷，然而，记事不简炼，拖拉庞杂。于是姚察对陆书加以删改整理，变得稍有条理一些。到了陈代灭亡时，姚察便将史书带入新朝。隋文帝常常向姚察索要关于记载梁、陈二代的史册，姚察便每修订好一卷就献给文帝，但是，在反复斟酌、迟疑不决之际，光阴迅速地消逝而去，直到他死时，也未能完成该书。

唐朝贞观初年，姚察的儿子姚思廉任著作郎。他遵照皇帝的诏令，撰写梁、陈二代的史书。于是，依凭旧的书稿，加进新撰的内容，耗费了九年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一名叫《梁书》，有五十六卷，一名叫《陈书》，有三十六卷。今天，这两部著作都在世上流行。

【原文】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或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谱其汕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耀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耀灭。

【译文】

西晋末年之后相继建立的十六国国史起始于前赵刘聪在位时。在这期间，任左国史的公师或撰”万了《高祖本纪》与二十位功臣的传记，所写的著作很符合良史的体例与规范因为凌修诬告他讥嘲、诽房先帝刘渊，刘聪大怒，杀j’公师或。刘耀当空帝时，平舆子和苞撰写了十篇《汉赵记》，其记事时间仅il于写咋那一年，没有连续记载到刘耀灭亡之日

【原文】

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厉、博畅、郑惜等撰《l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川。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纪》等书。

【译文】

后赵皇帝石勒命令臣子徐光、宗历、傅畅、郑惜等人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与《赵书》，后来，又命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继撰写有关后赵的史事。到了石虎登上帝位后，他下令删削有关内容，目的是使石勒的功绩不能传世。后来，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晋北中郎参军王度等人在修撰后赵史书时，才补撰上石勒事迹，并将其汇入到所修撰的后赵史书中，这些史书分别为《邺都记》、《赵记》等。

【原文】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注释】

杜辅全录以为《燕记》：杜辅全，生平不详。隋、唐《志》都未著录前燕《起居注》与杜辅全所撰《燕记》。

董统受诏草创后书：后书意为后燕史书。然隋、唐二《志》均未著录。董统事迹略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引《初学记》二十七云：“建兴元年（公元386年）正月，董统上言于垂（慕容垂）曰：‘臣闻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统为劝慕容垂即皇帝位之人。

“其后”二句：隋、唐二《志》均云：《燕书》二十卷，记慕容隽事伪燕尚书范亨撰。申秀事略见于《晋书·冯跋载记》，云官散骑常侍，“给事冯豁以倾俊有幸。”

【译文】

前燕原有《起居注》，是杜辅全将其抄录整理后定名为《燕纪》。后燕在建兴元年，朝廷令董统着手撰记后燕的国史，董统撰写了帝王本纪与辅佐帝王的功臣以及王公的列传，共计为三十卷。慕容垂称赞这部著作叙事细腻，内容丰富，形成了一家的观点。然而其书对人物过于褒美，难以符合南史、董狐所传下来的直笔的传统。后来，申秀、范亨将杜辅全的《燕记》与董统的著作，整合成一部前燕史。

【原文】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

【译文】

南燕的史书，由赵郡人王景晖撰写。王景晖在南燕慕容德、慕容超朝中做官，撰写德、超两位君主的《起居注》。慕容超死后，他到北燕冯氏朝廷做官，一直做到中书令。他到了北燕后，就撰写了《南燕录》，该书有六卷。

【原文】

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李势散骑常侍常墟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壕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译文】

蜀国，开始叫成，后又改名叫汉。后主李势在位时，散骑常侍常豫撰写十卷《汉书》，该书后来藏于东晋的秘阁，改为《蜀李书》。常墟还写过《华阳国志》，该书记载了成汉李氏由兴到亡的过程。

【原文】

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晒，又各著《惊书》。

【译文】

前凉国在忠成公张骏执政第十五年时，命令西曹边浏搜集朝廷内外所发生过的大事资料，付给秀才索绥。于是，索绥撰写出了五十卷的《凉国春秋》。之后，敬烈公张重华执政时，他的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门撰修国史，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写成十二卷的《凉记》。另外，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晒，又各自写成过《凉书》。

【原文】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符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诩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记》十一篇。

【译文】

前秦的历史，先是有该国的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写过。世祖符坚尝拿过来看看，当看到其中记载着母亲苟太后与李威的男女关系事时，大怒，将它们全部烧毁。后来，著作郎董谊追忆以前的旧事，记载下来，所记内容连原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到了宋武帝刘裕出兵关中，消灭后秦时，曾访问秦国的史事。后来又命令梁州刺史吉翰到氏族聚住地仇池去寻问，都没有收获。在此之前，秦国秘书郎赵整曾参与国史的修撰，在秦灭亡时，他隐居于商洛山，继续撰写秦国史。在他写作时，得到了冯诩人军频的帮助。赵整死后，吉翰请车频把该书编纂成。编纂工作从元嘉九年开始，到二十八年才结束，有三卷。然而，书中时间混乱，前后体例不一。于是，河东人裴景仁纠正该书的讹误之处，删去不重要的内容，定名叫《秦记》，有十一篇。

【原文】

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涨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译文】

后秦的史书，由扶风人马僧虔、河东人卫隆景同时撰写。然而，在姚氏被灭亡的过程中，史书散佚很多。后来，姚乱的堂弟姚和都在北朝魏任左民尚书时，又重新撰写了十卷《秦纪》。

【原文】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译文】

夏，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在真兴、承光之时，一起接受朝廷的命令，撰写夏朝的国史。等到夏的首都统万被占领后，所写的国史大部分被焚烧了。

【原文】

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唯有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

【译文】

西凉国、西秦国与北燕国的国史，有的是本朝的人撰写的，有的是别的王朝撰写的。凉国著作佐郎段龟龙记载了吕氏的后凉国史事，先仕北凉、后又仕北魏的宗钦撰写沮渠氏的北凉国史；不知名者撰写秃发氏的南凉国史；北魏中书侍郎韩显宗修撰了冯氏北燕的史书。只有这三家尚可知，其它的史书就不知为谁所作了。

【原文】

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网，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日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鸡集稽备，而以犹网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没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译文】

北朝魏黄门侍郎崔鸿，在上述诸史的基础上，考察、研究各家的记载，看看哪些记载是一致的，哪些记载有出入。删削繁杂的内容，补充缺漏的地方。将“国史”改名叫“录”，将所谓帝王的纪改为“传”，总称叫《十六国春秋》。崔鸿搜集各国史书的工作开始于景明初年，到了正始元年，搜集与考核工作基本上完成，唯缺少蜀国史，不能编辑成书。这样，又经过十五年的寻觅，才在江南购买到。于是增加了篇幅，编成十卷。崔鸿死后，他的儿子誊抄后献给皇帝，请求将该书收藏在秘阁。从此以后，伪十六国王朝的历史公布于世，并在当时得到广泛地流行。

【原文】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泊乎明元，废而不述。神窿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览、高说、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记。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时有校书郎中刘模，长于辑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垂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弄遵业补续，下讫说孝明之世。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桥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

齐天宝二年，救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助其编次。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收馅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孝昭世，救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犯。

至隋开皇，救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场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救左仆射杨素别撰元，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嘛。会素芫而止。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焉。

【译文】

元魏朝的国史，在道武帝拓跋硅在位时，就诏令邓渊撰写了十卷《国记》，然而，没有整理成有条理的符合体例的著作。到了魏太宗拓跋嗣时，就停止编撰了。神窿二年，太武帝诏集崔浩、浩之弟崔览、高说、邓颖、晃继、范享、黄辅等文士撰写国书，成书三十卷。又特别命令崔浩领导修史的工作，要求严格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又命令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一起参加撰写工作，接着完成前书。在修撰时，对于朝廷的过失不隐瞒，写好后，将内容刊刻在石碑上，以让行路人。崔浩因为这样做而被灭三族，同时被处死的僚属有一百二十八人。从此以后，朝廷废除史官，直至到了成帝和平元年才恢复这一职位，委任高允掌管著作事，领导修撰国史的工作。高允年龄有九十多岁，握笔看书都很吃力。当时有一校书郎中刘模，在编辑工作方面是个行家，于是，高允让他执笔，记录自己口述的内容。这样的工作方式持续了五六年。可以说，在高允所完成的史书中，刘模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的元魏国史，从邓渊、崔浩之后一直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都是用编年体的形式来写史的，到了太和十一年，秘书垂李彪、著作郎崔光才奏告皇帝，请求仿照《史记》与《汉书》的体例，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宣武帝元烙在位时，命令邢峦追记孝文帝的《起居注》。不久，崔光、王遵业一同补充《起居注》缺漏的地方，记事的时间也延伸到孝明帝在位时。后来，温子升又撰写了《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写了《辨宗室录》。北魏官方与私人所撰的史书，都在这里了。

北齐天宝二年，朝廷指示秘书监魏收广泛地搜集关于前朝的史事，撰写成一部史书。同时，又命令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帮助魏收做编史的工作。魏收对于帮助他工作的史官，害怕他们***轻视自己，所以只依赖奉承他的人。故而，刁柔、辛元植等人，都没有多少修撰国史的才能，只是因为他们似乎是学者，而依附于他人，得以进身。就这样，他们广泛地征集名士、显宦、功臣等家族的谱喋，斟酌取舍其中的内容，编成《魏书》。记事时间上自道武帝拓跋硅，下至孝武帝元修结束，纪、传与志，共有一百三十卷。此书，既偏爱北朝，又对江南的王朝大肆诬蔑。魏收憎恶胜过自己的人，念念不忘与自己有过矛盾的人，一些名门望族虽然德行高尚，但是因为曾与他有仇，他一概说他们的坏话，埋没他们的善行与功绩。他对人的仇恨，甚至延及对方的高祖、曾祖辈。书写好奏上皇帝时，皇帝令魏收在尚书省与所写人物的子孙讨论该书，前后有一百多人向皇帝投诉。当时的尚书令杨遵彦，是贵宠一代的权臣，其势力影响朝廷内外。魏收撰写他的家传时，加上了许多溢美之辞，所以，魏收得到了杨遵彦的庇护。杨遵彦给予上诉的人严厉的惩罚，有的竟在狱中被杀害，因此，怨骂之声接连不断。到了孝昭帝高演时，诏令魏收对该书重新研究审核，然后公布于世。到了武成帝高湛时，武成帝曾经就这本书向许多大臣询问看法，大臣们仍然说该书所记不符合史实。于是，又命令魏收修改，修改后的内容比起原来的有许多不同。因此，世上的人轻视此书，称它为“秽史”。到了隋文帝开皇年间，朝廷指示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重新撰写《魏书》，纠正魏收的错误。魏澹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朝，所以将文帝、恭帝的事迹列为本纪，将东魏孝靖帝仅列名为传。此书纪传、凡例等加在一起，总共为九十二篇。到隋场帝杨广执政时，认为魏澹的著作，还不是很完善的、于是，指示左仆射杨素，让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人帮助他。此事因杨素去世而停止了。今天社会上研习的魏史，仍然以魏收的本子为主。

【原文】

高齐史妇泛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日《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助、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日《齐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卜卷，今世间传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齐预修国史，创记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l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救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译文】

北齐的国史，撰写工作开始于天统初年，太常少卿祖孝征追录齐高祖高欢的起居注，书名叫《黄初传天录》。当时，曾经跟随文宣帝征讨的中书侍郎陆元规，也撰写皇帝实录，不过，他只记皇帝带兵打仗的事，而不涉及其它方面。从武平年之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濡、崔子发等相继记录起居注。到了齐朝灭亡以后，隋朝的秘书监王韵、内史令李德林年青时都曾在北齐做过官，了解北齐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于是王韵凭借《起居注》，又增补大量不同于《起居注》的说法，按年编纂，名叫《齐志》，共计十六卷（该书序中说有二十卷，但世间流传的仅有十六卷）。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参加修撰国史的工作，写过纪与传二十七卷。到了开皇初年，受皇帝的指示，继续修撰北齐史，比起之前所著的，增多了三十八卷。写好后献给朝廷，为秘府收藏。本朝贞观初年，皇帝命令李德林儿子中书舍人李百药依凭他父亲所写的北齐史书，再从其它书中采集史料，演述为五十卷。今日人们谈论齐史，都以王韵与李德林父子所写的为本。

【原文】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垂柳虫l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怜。皇家贞观初，救秘书垂令狐德巢、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

【译文】

宇文氏的北周史，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有秘书垂柳蛇兼任著作之职，记事录言，非常严肃，做到言必有据。他的工作值得称道。到了隋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追撰成《周纪》十八篇，但只是描述轮廓大概，有些地方还自相矛盾。本朝贞观初年，皇帝命令秘书皿令狐德菜、秘书郎岑文本一起进行修订编辑，定名为《周书》，共有五十卷。

【原文】

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劫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网其体，场帝世，唯有王胃等所修《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皇家贞观初，救中书侍郎颜师占、给事中孔颖达汽，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史》，并行于时。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仍使秘书监魏微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唯姚思廉贞观二年起功，多于诸史一岁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兑。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菜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

【译文】

隋朝的史书，在开皇、仁寿之时，由王韵撰写成《隋书｝)又十卷。该书将同类的内容归在一处，并由类的性质来定篇目。但未示采用编年、纪传体。隋场帝执政时，问世的历史著作只有王胃等人写的《大业起居注》。然而，在隋朝被灭亡期间，大部分都散失了。本朝贞观初年，太宗命令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一起撰写《隋书》。他们写成了五十五卷，与新写成的《周史》，一起在世上流行。起初，太宗认为，梁、陈与齐、周以及隋朝，都没有一部完善的史书，于是指示许多学士分头修撰。具体情况见于前面的叙述。又让魏征总的负责这项工作。诸史中的论、赞，魏征大多参了了写作。此项工作开始于贞观三年，到贞观十八年方取得成功、只有姚思廉的《梁书》、《陈书》从贞观二年开始撰写，比其它史书早一年编写）。五个朝代的纪、传以及目录，合计共有二百五十二卷。书写成后，颁下于史馆。只有十志没有写成，拟分三十卷，准备写好后奏上，但其内容一直没有写好。于是，朝廷又指示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一起撰写。在这次撰写工作中，上次参加撰史的人，只有令狐德萦再次参预了。唐太宗死后，其书才刊刻问世。它虽然也编入到《隋书》中，但实际上，它单独流行，人们称它为《五代史志》。

【原文】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自立编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

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菜、著作郎刘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撒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世，复为五十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纪夯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狠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琶焉。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纪事，见推直笔。惜其短世，功业未终。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凤及以暗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纂录。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抒，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披其章句，不识所以。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三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则不暇具而论之。

【译文】

大唐王朝受天命而治理天下后，在义宁、武德年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了三卷的《创业起居注》。从此以后，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继用编年体的形式撰写当时的大事，名叫“实录”。所记录的是高祖、太宗、高宗三个帝王的言行，今日世上还有这些书。

贞观初年，姚思廉开始写纪、传，写成草稿三十卷。到了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萦、著作郎刘撒之、杨仁卿、起居郎顾j9l等，依凭此前的著作进行整理、加工，又补充后世的史事与人物，共成书五十卷。内容虽然繁多庞杂，但有许多精彩之处。龙朔年间，许敬宗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领导史书的修撰工作，对之前的国史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达到了百卷之多。如《高宗本纪》以及《永徽名臣传》、《四夷传》等，大多是他写的。除此之外，他又撰写了十志，不过，还未写到一半就死了。许敬宗所作的纪、传，或是有意迎合帝王的旨意，或是用个人的爱憎去看待人和事，是凡他赞扬的和贬抑的，大多不实事求是。如果把他与魏收相比，犹如汉代的蔡琶和张衡一样。后来，左史李仁实。续编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列传，其记述言语，叙述事情，都被人推许为直笔。可惜他寿命太短，没能够最终完成修史之业。到了长寿年间，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撰写了一百一十卷的《唐书》。时间上自武德，下止弘道。牛凤及是聋哑无才之人，而轻率地撰写一代国史。他所纂录的内容，都是根据他平常索取官，宦家庭所记录的材料，叙述事情或给人物作的传，很少能站在史学家的高度上，而只是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人和事。他所利用的私家记录的内容，有的用比、兴的手法，语言象诗歌一样；有的粗鄙不雅，完全象公文一样。其中有的内容是牛凤及自己写的，出自他的内心，用他自己的叙述方法，那就是说出来的话鄙傀怪诞，让人可笑；叙事则头尾不清，颠三倒四。所以，看他的这部书，无精采之处不说，还不知所云。不久，又全部收缴了姚思廉与许敬宗等人所撰的史书，想让他的书独自流行于世。从此，皇家史料残缺不全到了几乎不存的地步。

长安年间，我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接受朝廷的指示重新撰写《唐书》，编成八十卷。神龙元年，我又与徐坚、吴兢等人重新修撰《则天实录》，编成三十卷。旧的史书，毫无条理可言，犹如乱麻，整整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它们整理得井然有序。虽然对语言的记载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对事情的记载也有很多缺漏的遗憾，或许将来编写正史时，可以有所依据。

自古以来史臣撰录正史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连缀文辞，排列史事，以时间为线索，这是史家的基本方法，世人了解历史的途径，大略全在这里了。其余偏记之类的杂史，这里就无暇详细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