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欲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议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自朋党，咙枯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也。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辛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译文】

古代，谈论《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在战国时代，关于这些史书的议论还不常听到。西汉初时，人们只信崇《公羊传》，依凭它解释《春秋》。宣帝以后，《谷梁传》又被立于学官。到了成帝的时候，刘散开始重视《左氏传》，然而，受到儒家学者的攻击，竟不立于学官。不过，从古时到彼时，重视《公羊传》、《谷梁传》而轻视《左传》的，决不是儒家一家；赞美《左传》而非议另外两传的学者，也决非刘氏一族。他们互相攻击，各自利用自己的政治集团来贬责对方的学术观点。一时吵吵嚷嚷，是非辨别不清。然而，儒家的学术，如果说它以专精为主，那么，在解释段落句子的意义、疏通字词、注解疑难之处方面，还是可以的。至于从宏观上阐述一书的思想内容，并提纲挚领地论述大概，则不是它的专长了，它很少能够做到介绍内容时概括全篇，阐述思想时抓住要害。所以，它使古今的人们对于《春秋》一书中的疑惑不解之处，不能得到任何解释。

【原文】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透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按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警，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催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网，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

【译文】

如果大略地排列各种《春秋》传的次序，自然推《左传》为第一。然而，自古以来研习《左传》的学者，对《左传》的阐述却不得要领。如贾逛撰写的《左氏长义》，说《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记载的事中提到的自秦还晋的士会，原为刘氏，而刘氏的先祖是尧，因此，汉皇朝的刘姓应该往前推到尧。这种说法只是为了取悦于汉朝廷，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又桓谭在《新论》中说：“《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就象衣服的面子与里子”。然而，《东观汉记》记载说：“陈元上书皇帝道：‘光武帝时，将《左传》立于学官，但是，桓谭、卫宏等人大肆攻击《左传》，他们检出个别的缺点而不顾它的宏美，使得《左传》的流传在中途被废止。”班固的《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在了鲁国的史书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春秋》一书。对于原书的内容，进行删削精简，而在《传》中则详细记述。因害怕当时政治势力的迫害，所以隐藏其书。周朝末年，口述《春秋》的形式流行，于是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传。而班固又汇集洁难《左传》的九条三评的材料，共有十七卷。不过，他的一家之言，前后矛盾，说法不一，没有什么价值。解答疑难的问题，阐述义理是其根本飞如果没什么道理，或者讲不清道理，想让有学识的人心服，不是很难的吗？今将我疑惑的地方，一一列之于后。

【原文】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诚诸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杜预释例云：《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辨义，义之口者，曲以通口，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口周礼以为本，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

【译文】

《左传》在义理方面有三点长处，而《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有五点短处。《春秋昭公二年》记载道：“韩宣子执政后，来鲁国通问致意。在太史处看书，读到了《鲁春秋》，感叹说：“周礼全部存在于鲁国，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品德与周能够统治天下的原因了。”《春秋》一书的写作虽然开始于周公姬旦，由孔子删订而完成，但是《左传》对于《春秋》的添补与删削，都符合周代的礼法法度，（杜预《春秋释例》说：《公羊》、《谷梁》解释《春秋》，都是由《春秋》的内容而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后再分析解答其意义。而没有一定的凡例。左丘明则根据周《礼》的要义，来定传注的体例。）继承和传播孔子的思想，所以，它能够成为不可磨灭的史书，为后人写作史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法则。这是第一点长处。

【原文】

又按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祷机》、《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

【译文】

鲁哀公三年，鲁国司铎宫失火，殃及桓公、禧公庙，救火的人都说先去救府库，南宫敬叔却命令负责保管周书典籍的官员将御书先抢救出来。其时，在鲁国的周书典籍最为完备。左丘明于是亲自担任太史一职，广泛地汇集各种图书，象《祷机》、《纪年》、《郑书》、《晋志》之类的史书，没有一部不从头到尾地读过。因此，《左传》的内容涉及到各国的历史，而所记载的每件事又很详细。这是第二点长处。

【原文】

《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披，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译文】

《论语·公冶长》所记录的孔子的话说：左丘明认为可耻，孔丘也认为可耻。由此可见，左丘明是一位与孔子同一时代的人才。他受孔子之托，为《春秋》作传。当时，孔子有知识渊博而通达的弟子七十人，又有普通弟子三千人，他们远的散居于四面八方，近的与左丘明同在一国。于是，左丘明上请教孔子，下询问孔子的学生。因此，《左传》一书所采录的史料，确实能够扩大我们的视野。这是第三点长处。

【原文】

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而与亲见者争先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誉旧》、谓《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益部誉旧传》、《襄阳普旧传》等书。《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

【译文】

谷梁赤、公羊高，都出生于别的国家，又生活于左丘明之后的时代。论述的地域与《春秋》不同，谈到的事情也与孔子所说的有差异。他们用民间的传闻来解释《春秋》，怎么能够与亲身听到过孔子教诲的左氏争胜呢？这就好像近古的汉代与晋代的史官以当代人的身份写成当代史，被称为正统的史书，而后来《先贤》、《誉旧》、（指《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益部晋旧传》、《襄阳眷旧传》等书。）(（语林》、《世说新语》等，都是搜集的街谈巷语，或是访问前朝老人而成。要和司马迁、班固、干宝、孙盛相比或并列，是很难的。用《公羊传》、《谷梁传》比《左传》，岂不是和上面的比较一样吗？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第一个缺陷。

【原文】

左氏述减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说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阂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晃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姐龄，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臣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

【译文】

《左传》记载道：减哀伯劝阻桓公不要接受部鼎，以求道德的完美。周内史高度赞扬哀伯劝谏君主的话；王子朝谋反作乱，然而用巧妙的话语向诸侯表明他忠诚王室的决心。阂马父赞美他的语言，但对他犯上作乱的行为深恶痛绝。像这样的记录人物语言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历史人物的语言之所以能被《左传》记载，原因是当时人们的讲话，被史官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讲话人的名字与原话的内容都不会湮没，并流传到别的国家。而左丘明引用的仍是原话，仅是按顺序编辑一下而已。这就好像近古的《史记》转载乐毅、李斯的文章，《汉书》抄录晃错、贾谊的作品一样。考察这些文章来历，哪里是司马迁编造、班固修改而成的呢？然而，看一看《公羊传》、《谷梁传》所记载的内容，就不是这样的了。它们所转录的人物的语言文章，语言局促，文章琐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左传》引用的是各国史臣记录的史书。而另外二传所引用的却是流传于人们口头上的。所以，前者委婉纤徐，后者局促不文；前者丰腆，后者简陋。这是《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第二点不足。

【原文】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如嘻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狄，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季札观乐而谈国风，其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如郑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哉》，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厚诬之类是也。徽近代则循环可覆。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晋士握浊谏杀荀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淮，有优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羹，犹无城下之盟；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类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著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译文】

《左传》中记载的各国大夫的辞令，外交人员的应答，都典雅而富有文采，内容宽泛而又深奥。（如减嘻伯对君王观鱼的劝谏，富辰对王要娶狄人女为王后的劝说，王孙慰劳楚军时对询问鼎的回答，季札在鲁国听诗乐演奏后的评论之类。）叙述远古人物的谈话，委婉含蓄，使读者如闻其声。（如郑国君主到鲁国访问，说少昊以鸟给官命名；季孙行父称舜举荐八元八凯；魏绛在回答晋悼公伐狄的提议时，引用了舜时的训诫；子革为劝阻楚灵王周游而诵《祈招》之诗之类。）引用近古人物的言语。其言语围绕中心，循环往复，说理透辟。（如晋与秦绝交时，吕相历数秦晋之间的世代矛盾；声子铺荆而坐，说楚国的人才为晋所用；握浊谏劝晋侯不要杀荀林父时，说文公在城蹼大败楚军后仍有忧色；吴国和鲁国交战，即将定城下之盟，景伯劝说吴王时说楚人围困宋，宋国到了互相交换孩子而食，拾来骨头烧火的地步，而宋国仍不与楚国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卫国祝佗对葺弘叙说晋文公在践土盟会时，盟书引用天子的话，按照晋国的重、鲁国的申、卫国的武、蔡国的甲午的顺序称说之类。）可以想见，这样显示作者独具匠心、构思巧妙的措词，恐怕决不是一个人拟稿、润色并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而是当时已经有了各国的史书，左丘明不过是按时间的顺序进行编排，并与经文一一对应起来而已。然而，《公羊传》与《谷梁传》，不论是记录人物言语还是刊载历史事件，都丢掉了原内容的精华部分；探索事情的起因，肯定是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这种无所依凭、不按章法的做法，使得二传所说的道理迂腐怪僻，语言文字也鄙理不文。和《左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第三点不足。

【原文】

按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弹论。如《经》云：楚子虞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

【译文】

《公羊》、《谷梁》二传虽然以解释《春秋》为它们的主要内容，然而，空缺不解释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春秋·昭公元年》说：“楚子糜死了”。《左传》注解说：“公子围借口去看看楚王的病，进入室内将楚子糜勒死。”到了《公羊》、《谷梁》二传，只是重复《春秋》上面的内容，对这句话没有任何注解，依样画葫芦而已。这是《公羊》、《谷梁》二传的第四点不足。

【原文】

《汉书》载成方遂诈称庚太子，至于网下。隽不疑曰：昔卫蒯馈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按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日：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日：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果境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

【译文】

《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成方遂伪称是卫太子庚，来到了京城。京兆尹隽不疑令手下人拘捕他，并说：“过去卫国蒯馈得罪了父君，逃亡在外，后来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可已经做了太子的他儿子辄却不让他回国。《春秋》对此事则持肯定的态度。”于是，将成方遂交由廷尉审讯。因此霍光开始重视儒学。按，隽不疑所引用的事例，出于《公羊传》的正文。《论语·述而》说：冉有问：“先生会不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呢？”子贡回答说：“先生是不会帮助的。”为什么呢？卫国父子为了争夺国家权力，儿子的行为居然与吃父吃母的集、境一样，这于礼于法都不容许，更为名教所憎恨。而《公羊传》在解释、评论此事的要义时，反而认为卫辄是一位贤明的人。这种说法违背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丢失了圣人的精神，起了奖励恶人，搞乱后学之人思想的坏作用。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第五点不足。

【原文】

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太半失实，已于《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启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杜预《释例》曰：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口以书于策，而简犊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

【译文】

如果用《左传》的三个长处，对照《公羊传》与《谷梁传》的五个短处，谁好谁差，一目了然。若是采用二传的内容，那么，唯有一点长处可取，即是它完全依照经的内容进行解释。而《春秋》一书并不是照实记录，它对于自己的鲁国，降讳丑恶的事情，对于别的国家又按照别国外交使者所告知的情况来写。考察所记事情的本来样子，大半不符合。这方面在《惑经》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过了。追溯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鲁国的史官是按照周代的礼制记载历史的，孔子不过是对史官所写的史书进行修订，并保持旧的体例而已。后来将所谓“实录”的鲁《春秋》交付给左丘明作传，才使得善的、恶的、真的、假的一起公布于世。如果光是孔子一人利用《鲁春秋》裁订成《春秋》，左丘明不作传，那么，那一段的历史生活，如何能使我们得到详细的了解呢？有人说：孔子修订成的《春秋》，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又说：《春秋》的意义，在于使恶人想掩盖的罪恶，却暴露于世，想留名千古，却被历史遗忘。好人得到鼓励，坏人感到害怕。然而，考察《春秋》所写的内容，与此意义相违背。倒是《左传》，无愧于这一赞誉。这就是所谓《春秋》和《左传》是一物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废除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无法存在。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有劝戒的功能这个评价又从何说起呢？（杜预《春秋左氏传释例》说：是凡诸侯没有侵陵百姓的罪过，而被人无故拘捕，使者都会奔告各国。而要给某一个诸侯定上罪名，也会以他侵陵百姓为辞。鲁国史官则将他国通报的情况记载在史册上，或者简犊之上。孔子则不管真假，都将它们编入《春秋》中，而《左传》则根据《春秋》所记，再详细地描述事情的本来面目。让真假、得失自己显示出来。案，杜氏的这一解释，确确实实反映了经、传内容上的区别与相辅相成的关系。

【原文】

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拭，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网如，傅后来学者，兀成聋替者矣。

【译文】

儒家学者讥讽左丘明作传，多叙述《春秋》之外的事情。然而，象楚公子围拭君主郑敖，郑子驯拭国君凳顽、齐人拭其君主阳生，《春秋》只是记为“卒”；又如隐公、桓公、皆被人谋杀，《春秋》却只说“莞”；昭公、哀公被臣子赶出鲁国，《春秋》又只说“逊位”。象这样记载别国的事情只听来使的报告，记载本国的事情又隐讳事实真相，如果没有左丘明作传，那些史实真相，我们又能够从什么途径上知道呢？但是，假使世上的人们研习《春秋》，只依凭着两传的解释，那么，彼时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情况，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无疑会使后代学习研究历史的人，成为聋子与瞎子。

【原文】

且当拳、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攻赵，有程婴、柞臼之事。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郊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出贾谊《新书》。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规哭于阳门，介夫乃止。出《礼记》。鲁师灭项，晋止嘻公，而云项实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出《公羊传》。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大夫皆执国权。出《谷梁传》。其记时也：盖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出《列女传》。魏韩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马。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貌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出《史记·扁鹊传》。亲书仕于周室，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出刘向《新序》。苟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吟。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译文】

在秦、汉两代，《左传》未能流传开来。于是《公羊传》、《谷梁传》以及稗官野史、诸子百家，各自讲述历史，然而各家所讲的历史之间距离较大，人们不知采用那一家的说法为好。所以，它们在记事时的情况是：当晋景公称霸时，王室势力正强大，却说发生了韩氏灭赵氏，程婴、公孙柞臼仗义救孤的事。（见于《史记·赵世家》。）鲁庄公与宋国在乘丘打仗，打败了宋国，并得到俊这一地方。却说鲁国的军队溃散，并说原因在于庄公驾驭的马中了乱箭。楚国和晋国军队相遇，只是在邺地之战中。却说二国交兵，军队布置在两棠。（见贾谊《新书》。）宋国子罕做相国时，宋晋两国和睦相处。却说晋国将要讨伐宋国时，情报人员报告说，晋国一守门的卫士死了，子罕都哭得非常伤心，可见民众与国家同心同德，不可讨伐。（见于《礼记》。）项国实际上是被鲁国的军队消灭掉的，晋国并为此事扣留了鲁嘻公。却说项国是齐桓公灭掉的，之所以不说是齐桓公·是因为《春秋》为贤者避讳。（见于《公羊传》。）襄公三年，许多国家在鸡泽的地方结盟，此时，君臣融洽。却说鸡泽结盟之后，诸侯们开始失去了实际的权力，而由大夫们执掌了国家的权力。（见于《谷粱传》。）它们记载时间的情况是：秦穆公为春秋初期人，却说穆公的女儿做了楚平王的夫人，并受到了吴王阖间的凌逼。（见于刘向《列女传》。）魏国与韩国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却说它们的国君陪同楚庄王厚葬为自己驾过车的马。（见于《史记·滑稽列传》。）《列子》书中有对孔子的论述，却说列子出生于郑穆公时。（见于刘向《七录》。）扁鹊曾为藐公治病，却说是在赵简子执政的时候。（见于《史记·扁鹊列传》。）栗书曾在周王朝为官，却说他在晋文公打猎时遇农夫老古，取其言而弃其人，栗书向他犯颜直谏。（见于刘向《新序》。）荀息死于辅佐奚齐时，却说荀自、观看晋灵公作九层高台，他用累叠棋子来劝谏灵公。（见于刘向《说苑》。）由l述可见，这些记载或是把先前的事情说成是后来的事情，或是把后来的事情说成是先前的事情，时间颠倒，上下翻转。但是，自古以来的君子却对这些记载没有怀疑。等到《左传》流行开来后，这些错l树被暴露了出来。从这方面来看，《左传》给予人们的益处难道不是弘大的吗？然而，世上的学者们，至今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这真叫做：忘记了我的大恩大德，天天受用却茫然不知。

【原文】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干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家获书，全同《左氏）)o汲家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师春》多载春秋时笙者蒜辞，将《左氏相较，遂无一字差并。故束哲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欲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哲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额取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注遣注解，释谓释例。干宝籍为师范。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沙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传所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微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家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译文】

然而，从左丘明之后到三国魏灭亡，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内，《左传》一直不被人们重视。直至到了晋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到了古代的竹简书，其所记载的有关春秋史事，全同于《左传》。（从汲家中得到的古书，不久又散失，今日只存《纪年》、《琐语》、《师春》。按，《纪年》、《琐语》记载春秋时代的事情，大多与《左传》所述的相同。《师春》记载的大多是春秋时巫者的卜辞，与《左传》校核，竟无一字不同。）所以，束哲说：“如果此书在汉代被发现，刘欲就不会到五原去做太守了。汲家竹书问世后，挚虞、束哲、王接、荀颤引用其文来对叹左传》钩沉索隐，使它变得明了。杜预对《左传》进行注释（“注”指注解，“释”指释例），干宝又将它作为修史效法的榜样（事见干宝《晋纪·叙例》）。从此以后，人们都认为《左传》是一部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进行记录的史书，不再有人说它的坏话，于是，《左传》渐渐地流传了开来，人们一致赞扬它。孔子说：我的道德理想隐含在《春秋》一书中，我的行为规范则融注在《孝经》一书中。所以，他将《春秋》传授给左丘明，将《孝经》传授给曾参。《史记》说：孔子西访周室后，论述史书记录与口头流传的历史事件，并编辑成《春秋》一书。他的七十个得意门生对人都是口头传授《春秋》的内容，讲解《春秋冲七刺、褒奖、避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言大义，而不让人们见到《春秋》其书。鲁国君子左丘明怕孔子的这些弟子各揣目的，随意解释《春秋》，使《春秋》失去本意。于是，依凭着孔子所作的《春秋》，对里面的内容详加说明，便写成了《春秋左氏传》。如果学者们能够重视孔子本人与司马迁这二人所说的话，也能够评判出春秋三传，准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又何必等到看了汲家竹简后才相信《左传》是一部实录的史书呢？由此也可以看出春秋三传，谁优谁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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