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马镫革(2)

作者: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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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艺·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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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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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08字

“路上吃!”他对我说。当着我的面,他对他的举动有些害羞。两位客人告辞了,他们将重返高原,在那个叫望瑶堡的地方等我。至于我,我说,我将很快向美院领导请假,顺便安顿一下家务,然后前往陕北。当然,在省城的这一段时间,我还想到有关地方查阅一下兰贞子的资料。总之,请他们放心,我会很快去的。送走客人,我展开速写本,在上边匆匆涂写道:


“兰贞子(19141933),陕北大革命时期女英雄。寻找表情。寻找感觉。寻找每一个细节以便给她的动机以注脚。参考古希腊时期作品。在陕北人心目中,她无疑已被神圣化,他们把对大革命时代的怀恋之情凝聚在她身上。我没有把握。给我具象。”


我在“给我具象”这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5


一些日子后,我启程前往陕北。长途班车在中午时分盘上了高原。蓝天白云下,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在这块恶劣的和残酷的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着我们民族慓悍的和源远流长的一支。《西行漫记》的作者曾这样评价过这块地区: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他还形容那些拥拥挤挤、奇形怪状的黄色山峦,好像是疯神捏就的玩具,但同时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世界。


当年,毛泽东从另一条自北方而进入高原的道路上,从担架上抬起他的略带忧郁的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也许正如我今天看到的一样,不过更荒凉,更贫困。他那时心理上也许已经有所准备,但是,触目所及的一切仍使他吃惊。他那时是不是预料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最辉煌的一页,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展开?


鬼使神差,历史选择了陕北,中国革命选择了陕北,将这里黄尘弥天的大地作为凝聚力量和东山再起的大本营。那时,兰贞子已经作古,但是,正是由于她和她的战友们的最初的揭竿而起,为中国革命将大本营放在陕北提供了可能性。


按照党史资料上权威的评价,女英雄“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陕北红军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省城的那些天,我系统地翻阅了有关兰贞子的资料。我只能遗憾地认为,我得到的只是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并非不感人,并非不重要,然而对于我来说,需要的是独特的个性的东西,即经典作家所反复强调的“这一个”。


直到嗣后,当我与单家父女的接触中,当我在从事雕像的创作中,我才明白我的直觉是多么正确。对于兰贞子来说,她确实有“这一个”。


但是现在,我仍然没有抓住我所力图抓住的东西。资料向我显示出的最有价值的,也许是兰贞子的一双大脚,和她的没有扎过耳朵眼的耳朵。然而这些可以成为造型语汇,但不能构成作品的灵魂。


大脚在后来革命风行的时候,在《妇女放脚歌》唱红的时候,曾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在最初,革命影响还没有波及这里时,不愿缠脚这件事本身就表现了一个女孩子的性格。


“傻丫头,你会嫁不出去的!”村里的女人们好心地说。“说不定,就因我这双大脚,男人们还争不精明哩!”兰贞子笑着回答。除了大脚,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她的耳朵。资料显示,兰贞子小的时候,拒绝像别的女孩那样扎耳朵眼。他们家没有男孩,因此作为长女的她,一直把自己当男孩看待,希望将来顶门立户。


而她的父亲,在这些问题上,总是纵容女儿,总是站在女儿一边。在这块荒凉而偏僻的土地上,在窘迫的食不果腹的生存斗争中,脂粉气和女人气并不重要,循规蹈矩的礼数也并不重要。


如果我是一个新潮艺术家,那么大脚和耳朵,已经为我提供了语汇。记得不可一世的毕加索,女性模特儿在他的眼中只剩下一堆零星的板块,一堆机件构制,而这其中,别的机件在艺术家的眼中已被省略、忽视或缩小变形,充斥整个画面的只是两个硕大无朋的***和肥大的臀部。那么,对于我来说,一双奇大无比的脚和一对天然的耳朵,便足以构成我的造型了。


然而我不满足,我总觉得这种冷静的夸张和变形,总有一天会被视为艺术的异端。活生生的事物被冷冰冰地阉割和肢解,这本身就是对大自然神奇造化的一种亵渎。我有太多的热情和想象,也许只有凡·高那种血腥般的紫红和灿烂炫目的金黄,那种在热情的疯狂燃烧下窥测到的大自然的精悍之美,才适合于我,才适合于这个命题。


6


那座位于高原腹心的革命城,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街道整洁,楼房林立。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成对峙状鼎立,延河和南河在这里交汇,然后合成一股,奔向东川。


长途班车在进入延安市区时正是黄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楼房的轮廓,屹立于宝塔山的宝塔,宛如一个过去年代的高高桅杆,半隐半现在暮霭中和城市升腾的烟雾里。延河已不像电影里或革命回忆录中所见到的那样清洌和宽阔,水流有些浑浊和瘦小,河床也被水拉得很低。这当然不是被人们戏谑地认为“诗人舀干延河水”的缘故,而是气候的原因,加之延河上方的沟沟岔岔,修了许多的堤坝。


入夜,我来到华灯初放的延河大桥上,在那里久久流连和徜徉。延河像一条明亮的闪闪发光的带子,自远方流来,在宝塔底下折个弯,又向远方奔去。各式各样的灯盏倒映在水里,给人一种缥缥缈缈的美妙感觉。河流浑浊与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关于这条河流的所有的光荣与斗争,幸福与憧憬,愉快和不愉快,过来人的狂热的回顾与新潮人物尖刻的评判,这些在此一刻都化为虚无。它平静得就像所有不带感情色彩的河流一样,毫不理睬两岸的喧嚣,不舍昼夜地走着自己命定的里程。


当我在桥头徜徉的时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桥头徜徉。我盯着他看了几眼,他也看了一眼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正是单猛,那位女记者的父亲,雕像的倡导者,我们擦肩而过,不过几天后,我们还会遇上的。


我认为在延安多逗留几天是值得的。在居住的几天里,我用几乎全部的时间,来考察革命纪念地。我从旅馆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满世界地走,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是无法将这些陈迹都拾到眼里的,因为在这座红色首府里,俯拾皆是陈迹。


一孔普通的窑洞,窑洞里住着户普通的人家,你到窑里讨口水喝,顺便刨根问底,问这窑洞,延安时期是做什么用的。主人回答说,他是后来移民来到这里的,前几年,有个叫杨植霖的来过,说这里当年是中共党校的一个什么分部,他在这里上过学。这个杨植霖写过一本关于王若飞的书。他说,那时,他的左边住的是丁玲,右边住的是xx,等等。你游览如今已经变成公园的宝塔山,在山的左首几百米处的荒山野坡上,大地隆起一个土包。这是谁的坟墓?割草的孩子告诉你,死者是《松花江上》的作者,他的光荣的名字叫张寒晖,柯仲平的“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说的就是当年的那场葬礼。前几年,来了一位神经兮兮的老女人,她在这架山坡上寻呀寻,手里攥着柯仲平的诗,身后跟着几个当年抬过棺材的人,他们在山坡上转悠了很久,最后确定,张寒晖的墓就是这个土包。在清凉山,细细的羊肠小道旁边有三座塌陷的坟墓。这也许是周恩来的三个卫士,周恩来劳山遇险时的牺牲者。据说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回到延安,流着热泪说,拜托你们了,寻找一下这三个烈士的坟茔吧,不是他们冒死相救,今天就不会有我周恩来了。据说这卫士中有一个人那天恰好装有周恩来的名片,土匪武装击毙他后,从身上搜出名片,以为周恩来已死无疑,于是中止了追击,从而周恩来得以从灌木丛中逃脱。周恩来如今已没有能力追究此事,因此这三座荒坟便依然荒落在那里。其实,这种默默无闻的归宿也许更适宜于这三个默默无闻的人!当然,这三座塌陷物也许不是坟墓,或者是坟墓,但不是那三名卫士的坟墓,一样的累累白骨,谁能辨认清楚呢?


在延安的日子,我以主要的精力,考察了凤凰山麓、枣园、杨家岭、王家坪这些领袖们居住的地方,以及桥儿沟那座双尖顶教堂。凤凰山麓是一座静静的小院,院子里朝东坐西,几孔简陋的石砌窑洞。枣园则是一座像样的庄园式村落了。据说红军进驻延安,地主闻风而逃,这里的空窑洞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居住过的窑洞前,一树丁香,虽说已过了花季,但枝叶尚繁茂,一副郁郁葱葱的样子。窑洞里的陈设也是简陋到了极点,一张木床,几把简陋的硬木长椅,一张很大的桌子,一把藤椅。桌子上有笔墨纸砚,有一盏带玻璃罩的旧油灯,一根生铁条。讲解员说,这铁条叫“镇纸”,是当时的八一铁厂用投产的第一炉铁水浇铸的。站在枣园这架陕北高原普通的山坡上,眼观眼前滔滔而过的延河,想到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革命,以及金碧辉煌的共和国的建立,曾经在这里完成它决定性的一页,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杨家岭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中国革命同样在这里留下了雪泥鸿爪。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七大会场——那个仍被如今的建筑学家称为奇迹的飞机楼。还有杨家岭下边,小溪旁,那块毛泽东曾经耕种过的土地。


我累了,我坐在山腰间平台上休息,结果我发现,这里仍然是个陈迹。旁边立着的红牌告诉我,这是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个著名谈话。我就坐在毛泽东当年坐过的那条石凳上。想到伟人们在这块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辉煌的业绩,想到萧条异代不同时,给这块平凡的土地带来光荣的显赫人物已纷纷谢世,独有我这渺小的踏访者,在这里游荡,辨认着雪泥鸿爪;想到大诗人拜伦的悲凉歌声“伟人啊,请注视你的身后”这模棱两可的话,我感慨万千。


正当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这条石凳上时,我看到了不远处那位老者。他正是我在延河大桥上碰到的那位。


7


老者拄着根拐杖,怅怅地站在那里。“像我一样,这也是一位梦游者”,我想。山沟里有徐徐的小风,我倒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老者承受不了了。我听见他咳嗽了几声。有鼻涕流出来。老者在咳嗽完后,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将拐杖交到另一只手里,空出这只手,在口袋里摸索起来。


他是在摸手帕。当手在颤巍巍地摸索时,手帕的一个角已经露出了口袋。但是,当老者将手帕往出提时,一定是他的手关节不灵便了,只见那张手帕掉在了地下。


捡起一张手帕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对这个老者却并不简单。他思考了一下,把手杖重新换给这只手。然后两只手同时拄着拐杖,腿开始蜷曲,他试图跪蹴下来,捡起这张手帕。


蜷曲的程度不够,上身也没有能够弯曲,因此,尝试了几次,老者失败了。老者现在开始重新拄着拐杖,直直地立在那里。他举起头来,向四边张望着。我看见了像一条细细的线儿掉下来的鼻涕。我猜度出老者是希望有人帮助他,同时我也埋怨起这个不知名的老者的家人,他们也太粗心,让这个谁知道有多少岁了的人在这里一个人行走。我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帮助他。我甚至觉得自己站起得太晚了。我俯下身子,去捡那张手帕。可是,正当我的手就要落地,捡着手帕的时候,手被一根拐杖挡住了。“我在等秘书!”老者说。


我缩回了手,站直身子。我脸红了。我生平遇见过许多令人尴尬的事,但像这样的尴尬还是第一次。


我觉得自己应该硬着头皮干下去。我自我解嘲地说:“举手之劳!举手之劳而已!”然后第二次俯下身子,去捡手帕。这次,手杖没有挡我,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挡了一下。


为了怕引起误会,捡起手帕后,我立即递给了他。然后,搀着老者,坐到红木牌下边来。


老者一边走一边嘟囔:“秘书,秘书跑到哪里去了?”我明白了老者这是在强调自己的身份,便宽容地笑了笑。


老者坐在了我刚才坐过,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坐过的那条石凳上,而我,就只好坐在他的对面,也就是当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过的石凳上了。


我预感到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是,我绝对没想到,他就是单猛。本来,按照安排。他应该在最后,雕像落成典礼上露面的,谁知,为了落实建造雕像的款项事宜,他提前来陕北走了一遭,而且恰好与我在这里相遇。


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就是单老。我掏出烟来,为自己叼上一支,然后请他抽烟。他摆摆手。于是我为自己点着了。抽烟的当中,他突然又摆起手来,我怔了半天,才明白他是要我将烟掐灭。“风从你那面往过吹!”他用手指了指头顶,说。我有些不愿意,但还是把烟扔掉了,又踩上一脚。关于烟的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我们开始拉话时,单老突然伸出手,向我要烟抽。“秘书不在!”他说。


我们这次没有失之交臂。在经过一段艰难的试探后,我知道了他就是单老,而他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将要为兰贞子制作雕像的人。


能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人,总还有许多共同点的。一拉起兰贞子,话题突然变得热烈起来。而我也同时发现,单老暗淡的眼神开始渐渐有了光彩,思维变得敏锐,他的举动,也不像刚才捡手帕时那样龙钟老态了。


秘书恰恰在这时候赶来。刚才他是在和旧居的讲解员说笑。讲解员是当年北京来的插队知青,他们在认老乡。


我们约好晚上再谈。是单老主动提出的。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盯着单老手中正在燃烧的香烟,我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谈时我需要抽烟。我说我的烟瘾,连外国人也知道。有个日本记者,采访我后回去发了篇专访。我不认识日语,请教了别人半天,才知道那位记者写道:李先生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谈话时一直不停地抽烟。


单老同意了。


8


单老的关于兰贞子的故事从更遥远的年代开始,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地老天荒的岁月。那时这位老者还是一个少年。他的家境可以供他上完私塾。上完私塾后,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知识,于是背起行囊,离开家,到外乡去求学。


私塾在望瑶堡,因此他上学放学的路上,常常会碰到一个铁匠。铁匠是上城里打铁讨生活去的。这铁匠面色黝黑,他的担子一头担着风箱,一头担着铁砧。铁匠的后边,总是跟着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女孩。


单猛在山路上走着,就要离开家乡了,他感到心头涌出一股难言的味道。山路上静静的,在这晴天晌午,在这寂寞的山路上,他不由得放开嗓子,吼叫了起来。


迎面走来了兰铁匠。那个光腚的小女孩贞子,在他身前身后快乐地跑着,一边跑一边采摘路旁的鲜花。


在往日的遭遇中,他们已经彼此认识了,兰铁匠让女儿叫这位念书人“单大哥”,而按照陕北的礼节,单猛称这位铁匠“兰干大”。


单猛的眼睛亮起来。他叫着贞子,他说,单大哥就要到外边求学去了,三年五载不回来,单大哥走了,你想吗?


“不想!我有我‘大’!”兰贞子说着,停止了奔跑,转身拽住了兰铁匠的手。“那么,把你手里的花送给我好吗?”“男娃娃也爱花?”兰贞子喊着,放开她大的袖子,向单猛奔来,一边跑一边还不停地采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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