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肯尼迪现在的权力和位子都已安全无虞，敌人已然被打败，未来的命运也已经好好思忖过了。还差最后一步行动，他需要作最后的决定。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个人生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和美国人民共同羁绊的命运。肩负这样的责任，他能走多远呢？

他宣布自己将在十一月份竞选连任，并且组织了竞选活动。克里斯蒂安·克里得到命令，要对所有的大企业施加法律压力，特别是那些媒体集团，要求他们绝不可以干涉选举过程；副总统海伦·杜·普雷负责鼓动美国妇女；阿瑟·威克斯在东部自由党人的圈子里颇有影响；而尤金·戴兹一直留意着那些比较进步的企业界领导，所以他负责筹集资金。但是弗朗西斯·肯尼迪在最后的分析中知道，这一切都是外围因素，一切最终还是要看他自己，要看美国人民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和他本人在一起。

有一点非常关键：这一次，人民一定要选出一个会坚定站在美国总统身后的国会。他想要一个完全按照他的想法行动的国会。

所以现在弗朗西斯·肯尼迪一定得摸清美国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这是一个正经历剧变的国家。

根据奥德布拉德·格雷的建议，他们一起去了纽约。他们率领着纪念的人群沿着第五大道游行，一直走到原子弹爆炸形成的巨大陷坑那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全国表明，这里已经没有放射残留的危险了，也没有藏着另一颗原子弹。肯尼迪出席了死者纪念仪式，并承诺要划出一块土地，为所有需要怀念的人们建造一座公园。他在讲话中部分提出，在当前这个危险的、受技术官僚影响的时代，不加限制的个人自由会带来危险。他认为，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于社会契约，以保证后者的推进。为了提高社会大众的生活，个人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他虽然只是顺便提及了上述内容，但是却受到了媒体的重点关注。

听到人群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奥德布拉德·格雷心中充满了令人厌恶的讽刺感。一次如此可怕的破坏行动怎么能给一个人带来这么大的运气呢？

在小一点的城市和乡村地区，当震惊和恐惧逐渐消退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残酷的满足感——纽约遭受到的这一切都是活该，爆炸还不够大，没有把整座城市，还有所有自在享乐的有钱人、高傲自信的犹太人和总是犯罪的黑人都炸飞，真是太遗憾了。苍天在上，公平的上帝总算选择了一个正确的地方来执行这大惩罚。不过从全国范围来说，人们仍然心存恐惧——他们的命运、生活、世界以及他们的后代就捏在这几个变态手里。这一切肯尼迪都感受到了。

每周五晚上，弗朗西斯·肯尼迪都对国民做一次电视讲话，他并不刻意掩饰这讲话其实就是竞选演说，但是现在他的播出时间已经想要多长就有多长了。

他运用一些醒目的标语和小小的演讲，直指听众的心灵深处。

“我们要向人类每天造成的悲剧宣战，”他说，“而不是向其他国家宣战。”

他不断重复第一次竞选时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为什么每一次大战结束之后，虽然几千亿美元都被白白花掉，换来的只有死亡，但是世界却变得更加繁荣？如果那几千亿美元都用在改良人类上面，又会如何？”

他开玩笑说，政府造一艘核潜艇的钱，可以资助一千户贫穷的家庭；政府造一架隐形轰炸机的钱，可以资助一百万个家庭。“我们可以只当它们在演习中失踪了，”他说，“天啊，这又不是没发生过，人们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只要假装发生了这种事。”当有些评论家指出这样会削弱美国国防，他说国防部的数据报告是绝密资料，不会有人知道国防预算减少了。

他宣称，在第二个任期内，他将更加严厉地打击各类犯罪，还要努力为所有美国人争取买新房、报销医疗费用和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利。他强调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不过需要的资金只需从美国富有企业的身上拔下一根汗毛就够了。他重申自己并非宣传社会主义，而只是想保护美国人民不要被那些“高贵的”有钱人欺负。这些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对国会和苏格拉底俱乐部来说，美国总统已经向他们宣战了。

苏格拉底俱乐部决定到加利福尼亚召开一次讨论会，研究如何在十一月的大选中打败肯尼迪。劳伦斯·萨勒坦非常着急。他知道总检察长正在郑重其事地准备起诉书，起因就是伯特·奥蒂克的种种行为；而且他还要启动一系列调查，针对马丁·马福德的金融交易。格林威尔的确很干净，不会有什么麻烦，萨勒坦并不担心他。但是萨勒坦知道自己的传媒帝国其实也很危险，多年来他们一直逍遥法外，以至于如今变得非常大意。他的出版社、书籍和杂志都还问题不大，没有人能诟病纸质媒体，因为它们受强大的宪法保护。当然，不排除像克里这样精明的人有可能会调高邮费。

但萨勒坦真正担心的是他的电视帝国。不管怎么说，频道资源属于政府，并且是由政府分配的，电视台只是获得执照而已。萨勒坦经常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政府允许私人公司通过这些频道来挣大钱，但是为什么没有征他们的税呢？他一想到肯尼迪将来会直接任命一名强势联邦通信专员，就不由得打了个激灵，这可能意味着，电视台网和有线公司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路易斯·英弛一直很爱国，虽然佩服肯尼迪总统，但是内心却对他不那么忠心。他仍然被称作是纽约最令人讨厌的人，但却主动要求重建被爆炸摧毁的那片地区。他们将在被破坏的街区修建大理石纪念碑，四周则是绿色的林地，以此让这片地区得到净化。他将支付全部费用，且一分钱也不赚，并且将在半年内让工程完工。感谢上帝，放射的危害已经衰退到最小了。

所有人都知道，英弛办起事来绝对比任何政府部门搞得都要漂亮。当然他也明白，他还是可以通过建筑子公司、设计院和咨询委员会赚到一大笔钱的，而且由此带来的广告效应更是无价。

英弛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父亲就是那种精明的大城市地主，干过不少类似切断公寓楼供暖、削减物业服务，以及为了建造更加昂贵的公寓而驱赶原租户的事情。英弛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会了如何贿赂建筑监理人员。后来，他又在大学里获得了企业管理和法律方面的学位，便开始贿赂市议员、自治行政区的区长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有市长。

就是路易斯·英弛，他公然与纽约的房租控制法案作对；同样也是他，把中央公园外围的大楼地产合同全部揽在自己手里。结果现在，公园周围都是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墙面，大楼里面住着华尔街的掮客、知名大学的教授、著名作家、新晋艺术家以及豪华酒店的主厨。

社区激进分子指控英弛，说他在重建纽约的过程中，破坏了大量价格适中的房子，因而他应该对上西区、布朗克斯、哈莱姆和康尼岛的可怕贫民窟负责。而且，他一边对时代广场地区的修复工程横加阻挠，同时秘密购入楼房大厦。对这些指控，英弛反驳说这些人都是得寸进尺的捣乱分子，就算你手里有一包大粪，他们也会吵着要分一半。

英弛的另外一项对策是对城市法律的大力支持，要求地产老板们出租房屋时对不同的种族、肤色和信仰一视同仁。他还曾发表演讲声援这些法案，因为它们将小的地产商挤出了市场。一个只有阁楼和地下室可供出租的地产商不得不接收那些醉汉、精神病、毒贩子、强奸犯和强盗。最终，这些小地产老板都会一蹶不振，卖掉他们的房子，然后搬到郊区去。

但是英弛现在已经洗手不干这些勾当了——他已经跻身于上层阶级。美国的百万富翁遍地都是，而路易斯·英弛是美国百来个超级亿万富翁中的一个。他拥有公交系统、旅馆和航空公司；他拥有大西洋城最大的赌场旅馆之一；他还拥有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数座公寓楼——虽然，也正是该市的地产给他造成了最大的麻烦。

路易斯·英弛加入苏格拉底俱乐部，因为他相信该俱乐部那些有权有势的成员可以帮他解决圣莫尼卡房地产项目的麻烦。要想密谋什么计划，最好是利用打高尔夫的时候。讲讲笑话，挥挥球棒，协议就成了。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看起来更清白无辜？国会委员会最疯狂的调查员和新闻界量刑最重的法官也不能指控那些打高尔夫的人有犯罪企图。

结果证明，苏格拉底俱乐部比英弛期望的还要管用。他和百来个大佬交上了朋友，他们把持着国家的经济部门和政治机器。就是在苏格拉底俱乐部，路易斯·英弛成为了“金钱协会”的一员，他们一次交易就可以买下一个州议会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当然你买不到他们的肉体和灵魂——这里说的可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比如恶魔与上帝、善良与邪恶、美德和罪恶之类的。不是。你讨论的是政治，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一个议员要反对你才能赢得选举。没错，百分之九十八的议员都会获得连任的机会，但是往往是其余那百分之二才会听取选民的意见。

路易斯·英弛有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并不是要成为美国总统，他知道自己做地产老板的印记是抹不掉的，他破坏了纽约的面貌，这不啻为建筑上的谋杀。在纽约、芝加哥，特别是圣莫尼卡，住在贫民窟的百万民众都等着冲上大街把他的脑袋挑在长矛上。不，他的梦想是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第一位万亿富翁，出身平民的万亿富翁。他的财富都是靠劳动者结满老茧的双手挣来的。

只要还活着，英弛就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对伯特·奥蒂克说：“我有一千个单位。”经常让他感到恼火的，就是得州那帮石油佬说话时总是提到“单位”——一个“单位”在得克萨斯就代表一亿美元。奥蒂克提到达克城被炸毁的时候，就说：“老天，我在那里损失了五百个单位。”英弛发誓自己有一天要对奥蒂克说：“见鬼，我有一千个单位都拴在房地产上。”奥蒂克就会吹一声口哨，说：“一千亿美元吧。”然后英弛就对他说：“嗯，不是，是一万亿美元，在我们纽约这边一个单位是十亿美元。”这样才能让那个得州混蛋彻底服气。

为了让这个梦想成真，路易斯·英弛把领空概念也变成了资本。也就是说，他会买下一线城市现有高楼上方的领空，然后在那些楼房顶部继续建筑。他用白菜价就可以买下那些空间，因为这还是个全新的概念，就像他祖父当年买下沼泽地这个全新概念一样，因为祖父知道技术能够解决问题，把沼泽地的水抽干，将其变成能赚钱的楼房地块。问题是不能让民众和他们的立法委员阻止自己的计划，这需要时间和大笔投资，但是他很自信，问题可以搞定。确实，像芝加哥、纽约、达拉斯和迈阿密这样的地方将变成巨大的钢筋水泥监狱，但是人们也不是非住在纽约嘛——除了那些精英阶层，他们喜欢博物馆、电影院、剧院和音乐厅。当然，他们还有些供艺术家流连的小精品店。

最重要的是，当路易斯·英弛最终成功之后，纽约市就不会有任何贫民窟了。小偷小摸分子和工人阶级根本租不起纽约的房子，他们只能乘坐特别列车或者特别大巴，从郊区进城，但是夜幕降临时他们就会离开。英弛公司豪宅和公寓的租户居民们可以去剧院、迪斯科舞厅和豪华饭店，不用担心夜晚的街道是否安全。他们尽可以在大道上散步，甚至可以到小路上探险，或者去公园里溜达，都很安全。他们为这样的天堂付出什么代价？财富。

路易斯·英弛收到去加州的苏格拉底俱乐部开会的通知后，就开始了一趟横穿美国的旅程。他得去和大城市的大房产公司磋商，要求他们承诺出钱帮忙打败肯尼迪。几天以后，他到达了洛杉矶，便决定在开会之前先顺道去圣莫尼卡看看。

圣莫尼卡是美国最美的城镇之一，主要因为这里的居民成功抵制了房产商们修建高楼大厦的企图，并保持了租金稳定，控制四处建楼。海洋大道上一处不错的公寓，俯瞰大西洋，租金只有市民平均收入的六分之一，这种局面简直要把英弛逼疯，已经二十年了。

英弛觉得圣莫尼卡的例子简直是骇人听闻，对于美国的自由企业精神就是一种侮辱。这些单元在今天的情况下，租金至少可以提高十倍。他已经买下很多公寓楼，都是一些迷人的西班牙风格居民楼，有内部庭院和花园，而且都是矮矮的两层小楼房，位于那些价值不菲的黄金地段，这完全就是浪费。而法律规定，他又不能提高这座天堂城市的房租。啊，圣莫尼卡的领空值几十亿美元呢，大西洋的海景又能再增值个几十亿。有时候，英弛还有些疯狂的主意——就干脆把房子垂直盖在大海上，这个想法让他头晕目眩。

他邀请了三位市议员到迈克尔饭店吃饭。他当然不会直接贿赂他们，他对他们讲了自己的计划，让他们知道，只要改动一下某些法律，大家都会净赚几百万。他们似乎都没兴趣，这让他很沮丧，但是更糟糕的部分还在后面。当英弛坐上自己的豪华轿车，便听到一声爆炸。轿车内部的玻璃四处飞溅，后窗完全碎了，挡风玻璃炸开一个大洞，其他部分则像蛛网一样裂开。

警察赶到之后，告诉英弛爆炸是一颗手枪子弹造成的。他们问他是否有什么仇家，路易斯·英弛颇为真诚地说没有。

第二天，苏格拉底俱乐部的特别讨论会“民主社会中的煽动行为”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伯特·奥蒂克，他正受到“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的指控；乔治·格林威尔，他看起来就像他那中西部大青贮窖中藏着的成熟小麦；路易斯·英弛由于头天死里逃生的经历，英俊的脸庞有些苍白发青；马丁·“占为己有”·马福德，阿玛尼西服仍然掩盖不住他发福的身体；还有劳伦斯·萨勒坦。

伯特·奥蒂克率先发言。“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肯尼迪不是共产主义者呢？”他说，“他想把医疗和住房都搞成社会主义，他还害我受到‘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的指控，我又不是意大利人。”他开了个小玩笑，但是没有人笑，于是他继续说道，“我们想要什么都能搞到手，但是我们得面对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对于我们在座各位都重视的东西来说，他的存在是个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采取点极端行动。”

乔治·格林威尔平静地说：“他能指控你，但是他不能判定你有罪——我们在这个国家仍然要走正当的程序。现在，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刺激。但是如果我在这个房间里听到任何危险言论，我就会出去。我不想听任何叛逆或者煽动的话语。”

奥蒂克被这番话激怒了。“我比这个房间里任何人都热爱我的国家，”他说，“这就是让我难受的事。检控书上说我有叛国的行为。我！我的祖先来到这个国家时，肯尼迪家族还他妈的在爱尔兰啃土豆呢！我们发家致富时，他们还在波士顿酿私酒呢！那些炮手向达克上空的美国飞机开炮，可那又不是我下的命令。的确，我跟舍哈本苏丹做了个交易，但是我那样做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