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特注视着克里斯蒂安的眼睛：“好吧，克里斯，如果他们不肯招供，而我们又是个文明国家，那就让原子弹爆炸，死几千个人好了。”他笑了一会儿，几乎有点居心叵测的意思，“要么你就到总统那里，根据《核武器控制法案》第九条，请他签署一份医学手段审讯的命令。”

这其实才是克鲁特来的最终目的。

克里斯蒂安一晚上都在想办法寻找其他出路。他一直都不敢相信，美国这样的国家竟然也有这种秘密法律。媒体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密这份法律，不过媒体老板和国家首脑之间的契约此时又发挥了作用。因此，这份法律公众并不知情，其实还有很多监控核技术的法律，公众都不知道。

克里斯蒂安很了解“第九条”，即便从他这个律师的角度来看，这一条款都让人震惊，这条法律最令他反感的正是它的专横野蛮。

“第九条”的核心内容，是规定总统有权下令实施一种大脑化学扫描，也就是直接用于大脑的测谎仪。开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让任何人都说实话。如果有人安放了核装置，就可以通过这项专门法律来榨取他们脑中的信息。这条法律刚好适用于这次事件。用不着严刑逼供，受审人也不会遭到任何生理上的折磨。过程很简单，就是测量受审人大脑中的化学反应，以证实提问的时候，他们对每个题目都能据实以告。一切都很人性化，唯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没人真正知道测试过后，大脑到底会产生什么变化。实验显示，在极少数个案中，测试可能会导致受审者记忆力丧失，以及轻微功能丧失的情况。他们会隐瞒这一点——这么做未免有些伤天害理——不过老话不是说过嘛，有得必有失。真正的问题是，测试还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造成彻底的记忆力丧失，就是完全的、长期的遗忘症。受审者的整个过去都会被完全抹掉。

克里斯蒂安道：“说服他签字同意的胜算不大，不过恐吓信能和劫机事件还有刺杀教皇联系上吗？就连那个关在长岛监狱的家伙看起来都像是个诡计，这些会不会都是阴谋，是敌人搞的烟幕弹和诡雷陷阱？”

克鲁特仔细审视了他半天，就好像在反驳他刚才的那番回答。“可能就是阴谋，”克鲁特说，“不过我怀疑这和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巧合是一样的。”

“这样的巧合往往造成悲剧。”克里斯蒂安苦笑着说。

克鲁特继续说道：“这两个小子只是在用他们天才的方式发疯而已。他们关心政治，一直都惦记着世界可能遭遇核危险。不过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当下的政治纷争。什么阿拉伯、以色列，什么美国的穷人富人，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就恨不得这个地球转得再快一点才好。你也知道，”他鄙夷地笑笑，“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上帝，刀枪不入。”

不过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不能不管。两次事件造成的政治余波正在四处蔓延，希望事态别发展得太快，他想。弗朗西斯现在很危险，他必须得到保护。或许，他们可以利用这两个事件，让它们相互制衡。

他对克鲁特说：“听着，彼得，我下面要说的行动是最高机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去把那两个小子抓起来，然后送到我们华盛顿的医学审讯部。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还有特别小组的几个特工知道。让他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核武器控制法案》，得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他们，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得跟他们交谈，审讯由我亲自进行。”

克鲁特看他一眼，目光有些怪异。他可不喜欢克里的特别小组接管这次行动：“医学小组希望先见到总统签署的命令，才敢把化学物质注射到两个年轻人的大脑中。”

克里斯蒂安说：“我会请示总统的。”

彼得·克鲁特轻描淡写地问道：“这次行动的关键是时间，而且你说过除了你，别人不可以审讯他们。那么我能参加吗？如果你被总统那边的事情缠住了怎么办？”

克里斯蒂安·克里笑了笑：“不用担心，我会去的。除了我，谁也不行，彼得。现在跟我说说细节。”他脑子里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很快他要和联邦调查局特别小组的主管开会，指示他们对国会和苏格拉底俱乐部中的重要成员实施电子和计算机监控。

亚当·格莱斯和亨利·提波特已经把他们那个微型原子弹安置好了，那可是他们花了不少力气，动了不少脑筋才造出来的。也许是太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骄傲，他们忍不住要检测一下这个炸弹是否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崇高的理想。

他们一直关注着报纸上的消息，但是他们写的信并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他们本想等当局满足自己的条件之后，再带着他们找到原子弹的，但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被刻意忽略了。这样的结果让他们既害怕，同时也感到生气。现在看来，炸弹即将爆炸，几千人得死。不过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还有什么办法能向世界警示原子能的危险呢？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当局采取必要行动来加强防卫措施呢？他们已经计算过，爆炸将摧毁纽约市至少四到六个街区。他们问心无愧，因为在制造炸弹的时候，他们就确保放射粉尘的残留量达到最小。还是有些人要死的，他们觉得很遗憾，但这是人类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这样人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它们必须建立坚不可摧的防护措施，全世界各国都应该禁止制造核弹。

周三，格莱斯和提波特一直在实验室工作。等到研究室里所有人都回家，他们才商量是否应该给当局打个电话作为警告。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引爆炸弹，只是希望那封警告信能够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然后他们就会回到纽约，拆除那枚炸弹。但是现在似乎变成了各方意志力的博弈。他们会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受尽嘲弄吗？而实际上他们是可以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人听他们的意见吗？说句良心话，如果政治机构滥用他们的科学成果，他们就不愿继续研究下去了。

他们选择纽约市作为惩罚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到此旅游时，发现邪恶的思想似乎渗透到大街小巷的每一个人。恶语恐吓的乞丐、肆意横行的机动车司机、粗鲁待客的商店店员，还有无数的盗贼、抢劫犯和杀人犯，这让他们感到惊骇。他们最为厌恶的地方就是时代广场，那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一个爬满蟑螂的污水坑。皮条客、毒贩子和妓女们四处招徕生意，吓得格莱斯和提波特落荒而逃，躲回了位于郊区的旅馆。因此，他们义愤填膺，决定就把炸弹安置在时代广场上。

电视里播出特丽莎·肯尼迪被杀的画面时，亚当和亨利也同其他美国人一样震惊。但是他们还有些不满，因为这一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他们自己行动的关注，而原子弹爆炸才会给人类命运带来更为重要的影响。

他们还是紧张起来。亚当听到自己的电话上传来奇怪的嘀嗒声，而且注意到自己的汽车似乎也被跟踪了；路上有人从身旁经过时，他就像触电一般不舒服。他把这些感觉跟提波特说了。

亨利·提波特身材颀长，瘦骨嶙峋，就好像是透明皮肤下的血肉用铁丝串了起来。跟亚当相比，他的思维方式更科学，心理素质也更好。“你这是罪犯的典型反应，”他对亚当说，“这很正常。每次我听到有人敲门，都担心是联邦探员。”

“万一真的是呢？”亚当·格莱斯问。

“不要开口，等着律师来，”亨利·提波特答道，“这是最重要的。写恐吓信就能让我们坐二十五年牢，如果炸弹爆炸了，不过就是再多几年而已。”

“你觉得他们能找到我们吗？”亚当问。

“根本不可能，”亨利说，“我们已经销毁了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东西。老天爷，我们难道还不如他们聪明吗？”

这让亚当稍稍安心，但他还是有些踌躇。“或许我们应该打个电话，告诉他们炸弹的位置。”他说。

“不行，”亨利说，“他们现在都很警惕，我们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能锁定目标，这是抓住我们的唯一办法。你得记住，如果情况有变，你就保持沉默。好了，我们该去工作了。”

亚当和亨利当天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真正原因是他们两人想待在一起，聊聊已经完成的行动以及接下来的对策。这两个年轻人都具有坚忍的意志，成长中所受的教育也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勇于藐视霸权。尽管他们推导得出神奇莫测的数学公式，甚至改变得了人类命运，但他们对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仍然懵懂无知。他们在科学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心智上还没有长大成人。

他们正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是亨利的父亲。他对亨利说：“儿子，仔细听清楚。联邦调查局马上就要来逮捕你们，让你们见律师以前，什么也别说，一个字都别说。我知道——”

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一群持枪的人一窝蜂涌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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