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件事的处理，说明晴气对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够“通”。丁默邨的行为只为了两个字：“面子”。面子文化盛行了几千年，还真是深奥。该给什么人面子，不该给什么人面子；面子在什么场合能给，什么场合不能给；什么面子要明着给，什么面子要暗着给；什么时候该维持面子，什么时候该撕破面子……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去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都拿捏不准，更何况晴气这个日本人了！丁默邨的心理简单地看，也就是个小面子——丁某人怎么就一定要去拜访你周某人呢？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个大面子，关乎他们的特工活动在汪精卫等人眼中的分量。所以，丁默邨的这番拿捏还有点儿既为“公”也为私的味道。

晴气是无法领会丁默邨的“精神”了，李士群也没有往更深的地方考虑，就愣头愣脑地插了一句话：“默邨，蓝衣社要来袭击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每次都是虚惊一场。今晚应该也不会例外，即便他们真的来袭击，我们留下的人手也足够对付了。”

丁默邨正在那里“较劲”呢，没料到李士群先给来了个兜底。他心里暗骂李士群没脑子，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干脆一言不发了。

不说话是一种策略，但不等于会有效果。晴气始终坚持要去拜见周佛海，并表明愿意和他们一起等等消息再作决定。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搞清楚了蓝衣社要来偷袭的情报是假的。另外，那个约好的市党部委员也始终没有出现。晴气的坚持，李士群的劝解，理由的丢失，丁默邨最后也就不得不勉强同意去拜见周佛海了。

见到周佛海以后场面倒不糟糕，周佛海还是个玲珑剔透的人，他亲自到楼梯口迎接，和丁默邨说起了家乡话，还说明自己不能去登门拜访的原因。这全套的“服务”下来，此前丁默邨心中的种种不快早就烟消云散了。接下来周佛海先向丁、李二人说了一下他们在越南的情况，两个人都虚伪地说，他们深为汪精卫等人“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感动，甚至还借机大骂了一番抗战派，以示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是真正的同志。听完了周佛海的“快报”，丁、李二人也先后介绍了上海的情况。丁默邨认为形势严峻，态度比较悲观；李士群则认为形势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很大的转变。这一冷一热，让周佛海先忧后喜，两个人给他来了个心理过山车。见面后的第二天，周佛海的住处就增加了由李士群派来的警卫人员。合流的序幕渐渐拉开，只是丁、李二人在一些问题和事情上的相左之处逐渐多了起来。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丁、李二人的特工活动一直是“自治加代管”的模式。所谓自治，就是具体的工作都由丁、李来安排；所谓代管，就是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要向晴气汇报、打招呼，而晴气有时候也会过问一下。丁、李二人等于是一边自主地搞他们在日本人那里申请的“课题”，一边不时地完成一下日本人布置的“作业”。大家都知道这种状态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晴气，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日方指派给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一个保姆。丁、李二人心里也清楚，无论日方下一步会如何来安置他们，他们都得把“活”干好，不能让日本人觉得亏得慌。

1939年5月初，汪精卫终于粉墨登场。他和陈璧君这一对汉奸夫妇在秘书周隆庠和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健、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以及辞去军务课课长而专门从事对汪精卫工作的影佐祯昭等人的陪同下，由河内经海路直往上海。

与周佛海和梅思平到上海时的情况相比，汪精卫一行的安全工作更是连着提升了好几个级别。他们乘坐的是“专船”，船到上海之后没有使用栈桥，而是直接在江面上抛锚，目的就是不给其他人接近的机会。

周佛海陪同丁默邨和李士群赶在其他人的前头去见了汪精卫，就上海的治安现状和特务工作开展的情况向汪精卫作了说明。此时，汪精卫对上海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对恐怖活动也极为害怕。这是因为国民党这一路上的追杀让他如惊弓之鸟，恐惧感充满每一处的神经末梢。他很担心“和平运动”还没有搞成，自己就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给彻底“和平”了。

周佛海他们的报告让汪精卫安下心来，好像自己拿到了鬼门关前的免死符一样，十分高兴。领导或是领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动情了就要表个态。汪精卫这个大汉奸自然是汉奸们的“领袖”，所以他也表了个态，期待他们的特工工作活跃起来，希望积极开展今后的“和平运动”，将来也仍旧要同他们合作。

汪精卫此时虽然做了汉奸，但毕竟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尤其对李士群来说，他的汉奸行径和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乌鸦落在猪身上，一般黑。所以，这么大的人物如今语气诚挚地当面赞扬他们，让李士群十分激动，一再表示愿意效犬马之劳。丁默邨则始终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让人搞不懂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汪精卫这棵“汉奸”牌的树实在是太大了，他一露头，风力马上就到了红色警戒的级别。所以，如何保护他的安全是日本人和大小汉奸心中的头等大事。而要把这件事处理停当，势必涉及到和丁、李的特务工作合流的问题。于是，在明确了汪精卫的落脚地点，并在第二天上岸以后，在日本人的授意之下，汪精卫等人和丁、李就谈起了“并购”的问题。

参加会谈的汪精卫一方，除了汪精卫本人以外，还有周佛海和褚民谊。丁默邨没有像李士群一样阳光灿烂，他直接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公认他们的特务机关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组织，作为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十月以后，其经费由汪兆铭支付。

二、成立新中央政府时，希望能取得内政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江苏省省长的职位。

周佛海和褚民谊都觉得他们的要求过高，不免吃惊地面面相觑。汪精卫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什么，心里肯定也恨不得骂上一万句娘，丁默邨这“价码”定得确实有点儿狮子大开口了。其实，经费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建傀儡政权也不能掏自家腰包，还不是日本人出钱。特工活动的经费由汪派负责，说穿了也只是从日本人的左口袋掏还是从右口袋掏的问题，谁也不会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丁要下的这几个位子。

内政部部长、上海市市长、江苏省省长这几个职位对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意味着什么？光一个内政部长的职权就相当于清朝时好几个部尚书，再加上内务府总管的部分权力。那上海市市长和江苏省省长就是约等于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啊！更为关键的是，在前期，汪傀儡政府的势力最多也就在苏沪浙一带。如此一来，岂不是所有的实权都握在了丁默邨的手里？汪大汉奸岂不是成了个被架空的招牌？

这样的条件在周、褚二人看来是没法谈下去了，是你“并购”我，还是我“并购”你啊？汪精卫毕竟老谋深算，他没有直接接招，而是带着自己的亲信到另外一个房间商量去了。这未免让丁、李二人心里有些打鼓。丁默邨强撑着，李士群则在心里开始埋怨起来。

过了一会儿，汪精卫就进来给了答复：“对于把特工改为特工总部一事，我们很高兴。经费问题需要同影佐大佐商量一下，肯定会让你们感到满意。这些都按照你们的想法办，不过抱歉的是，上海市市长和江苏省省长的职位是不能交给你们的，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我们整个‘和平运动’的基地。内政部部长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要兼任特工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不过，警察行政由特工去搞是可以的。我们认真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警察行政从内政部中划分出来，届时单独设立警政部，部长和次长都由你们的人来担任。”

汪精卫的态度就像法官宣判似的，那意思就是只有此路一条，行与不行都这样了。丁默邨却不甘罢休，坚持要取得上海市市长的位置。此时李士群又做起了和事佬，不断地劝解丁默邨妥协一下，他说：“上海在整个运动和未来更为长远的计划中都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来我们所做的都是具体工作，不能和政治大局搅在一起；二来上海市市长由特工出身的人出任，也不利于舆论。我看这个位子我们就不要了吧。无论怎样，只要能为和平的大目标做事情就好！”

这番话让汪精卫十分受用，觉得李士群倒真是个可造之材。在这番交锋中，他也很快搞明白了情况，于是明确地对丁默邨说：“我们预计在八月底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请你务必做大会的发起人。”汪精卫希望丁默邨着重进行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丁默邨都非常希望能亲自召开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他觉得那才是真正风光和树立影响的机会——连上海市党部也只能是为代表大会做些筹备工作而已。看来，虽然没有捞到心目中的肥缺，但汪精卫也够抬举自己了。所以他一下子来个超极大转弯，立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对着汪精卫发誓：“愿意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汪精卫所下的药治好了丁默邨的“病症”，两伙汉奸势力合为一股就没有任何意外了。刚才的“谈判双方”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家人”，他们便乘机商议起他们的“大业”来，谈判也就变成了会议。

经过商谈，他们就“和平运动”工作的开展制定了日程表。李士群认为，对上海的抗日势力进行有效抑制要等到七月份以后，所以要求为了安全和保险起见，在此之前停止在上海的政治活动。根据这个提议，会议决定在这段时间内，由汪精卫等主要人物前往日本商讨建立政权的相关问题。同时会议还决定，汪本人尽快搬往沪西，由特工总部来负责全部安全警卫工作。

至此，丁、李二人的特务组织，从给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散兵游勇，变成了担负汪精卫汉奸集团保驾护航的刽子手。两个人一番上蹿下跳四处找爹的活动终于有了眉目，从日本人的养子变成了汪精卫的亲儿，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将变得更加邪恶。这两个为了权利而丧心病狂的无耻之徒，靠着不断钻营、投机、出卖和交易，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块稳固的地盘。只是，他们当时没有机会意识到自己只是爪牙的爪牙、工具的工具，最终的结局不过是被放弃也被抛弃的一枚小小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