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几只罐头和核桃之类的东西。”我一五一十地回答。

“把那些罐头和核桃拿来我认认。”她扭头笑着问。

“早吃光了。”我说。

“吃了别人的东西，还不晓得哪个寄的，你说世上真有这样不懂感情的人？”她挥动着木棒使劲地捶着。

“我当初就猜是你。”我对她说。

“那为啥明知故问？”她再次抬起头来问我，我半晌回答不上来，她干脆放下手中的活儿，坐在那块石头上，抹去脸上的汗水，望着我说，“王诚哥，这种事，其实是丝毫也勉强不得的！因为这种事是双方的事，单相思不行，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再咋个好，另一个人不喜欢那个人，生活在一起也没感情。”

“我不是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至今连个工作也没有，将来如果叫我到区乡工作，我们分居两地咋办？”在格桑伯姆坦率开朗真诚的感召下，我不得不向她袒露我的真实思想。

“这有啥？夫妇分居两地多的是嘛，只要双方有感情，分居两地怕啥？”格桑伯姆一只脚伸到河里弄出水花笑着说。

“那样互相没个照顾。”在单纯真诚的格桑伯姆面前，我只能说出真实思想。

“我个女的都不担心，你个男人还担啥心！”她重新捶打着石头上的被单，认认真真地笑着说。

“不！既然相爱，就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坦诚地说。

“我不喜欢的人，话也不愿跟他多说，”格桑伯姆沉思了一瞬望着我说，“我喜欢的人，累死累活也心甘情愿！”

别看我从北大毕业，每次同格桑伯姆讨论爱情，我总是甘拜下风。我多次听格桑伯姆说过，找个男人容易找个爱人难。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上的民族，在人与自然长期拼搏之中，更懂得部落民族家庭的重要。在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只有人与人精诚团结与自然抗争，只有民族部落家庭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才能在高原上生存和繁衍。我世世代代生活在内地，贸然来到这个陌生的高原，从语言到环境到气候到生活都完全不习惯，明显地感到两地的差异，虽然深深地爱上格桑伯姆，却连自己会不会下基层干一份怎样的工作，至今也还说不定，我真不忍心拖累格桑伯姆这样的姑娘。

“如果将来我到区乡工作，你在县城找个大学生还不容易？”我对格桑伯姆说。

“反正我就喜欢你，”格桑伯姆笑着说，“你就是生活在月亮上，我也要坐飞船来看你。”

我再也无话可说，心中热情在荡漾，格桑伯姆海一样的真情，我即使是块石头也不可能不受感动。我们两个对望着，河水在深情地歌唱，头顶上的太阳金亮亮的，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

整完党就回县上重新分配工作，工作队已经人心惶惶，谁也无心恋战，二虎在家闹得不可开交，张定康要请假回扎克木，他叫仁嘉丹珍和三个大学生留下领导整党。

“这咋行呢？这不成了李鼎铭先生领导整党了么！”仁嘉丹珍惊叫起来，她把我们比做陕甘宁边区的民主人士李鼎铭，坚决不接受那个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

“我这是请示李主任点头同意的。”张定康说。

“张队长，你不能走啊！”我们一齐惊叫着，“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领导整党，名不正，言不顺。”

“我不回去，家里会出事！”张定康冲我们挥着手说，“整吧！整吧！这地方整党反正就那么回事，只要是工作队员，谁都可以领导整党。”

张定康话说得非常真诚，我们心里都非常明白，他回去绝对不仅仅解决二虎与家庭的矛盾，二虎与家庭的矛盾一直很深，此前他并未回去，此番张定康回去，肯定是活动自己的工作安排，他在高原工作了几十年，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如果还要叫他下基层工作，谁都会对他同情，既然他把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他要回去就让他回去吧。既然天降大任于李鼎铭，我们几个李鼎铭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去领导整党。

我们召开整党动员大会，党员从来没有来得这么早。我们手头那本社员花名册，哪个是党员，哪个是团员，虽然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在平常生产和运动当中，仅仅从生产和运动中的表现，却很难分清谁是党员，谁是一般老百姓，党员与一般老百姓有啥不同，只有在今天的党员大会上，我才头一次彻底弄明白，哪些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个整党动员大会，我还是做了认真准备，今天基本按照集体讨论的动员提纲动员，斯朗泽仁替我翻译。我在报告中说：“毛主席说，整党就是吐故纳新。”斯朗泽仁的翻译引起全场党员一阵惊恐，我和张向东不明白咋回事，仁嘉丹珍打断斯朗泽仁用汉话纠正说：“毛主席说的‘吐故纳新’，不能那样翻！照你刚才那样翻译，就成了老的党员统统出去，新的党员统统进来，这不是毛主席讲的‘吐故纳新’的原意。毛主席讲的‘吐故纳新’的原意是……”

“你来翻吧！”斯朗泽仁趁机让仁嘉丹珍替他，赶紧喝了几口水，小声庆幸地说，“巴不得咧，我的嗓子都翻哑了。”

“这个会的效果并不好，”张向东对我说，“你看会场中的反应。”

会场中不仅坐着党员，还有不少入党积极分子，更多的是帮助整党的贫下中农。这次整党是开门整党。列塔大队直到民主改革的第六年，从骑兵团复员回来一个沙吉泽仁，也就是当今的大队长，有了第一个党员。经过人民公社运动和四清运动，这里的党员逐渐多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发展了几个党员。到目前为止，全大队共有十三个共产党员。大部分党员文化非常低，完全因为出身好，对党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运动中被吸收入党。我在台上作大报告，他们就在台下开小会，乱哄哄的效果并不好。

“我在上面开大会，你们在下面开小会！”我扫视全场厉声说，经过仁嘉丹珍翻译，全场顿时哄堂大笑。

“谁再在下面开小会，请他上来讲，我坐到下面来听！”我拿出了工作队的威风。

经过仁嘉丹珍翻译，全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那些党员和群众，长年累月生活在大山之中，不少人从来就没啥文化，别说汉话听不懂，就是藏文也不认识，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他们一怕开会，二怕会上发言。如果要他们在会上发言，他们宁愿外出修公路。我的话具有极大的震慑力，会场秩序从此空前好转。

“仁嘉丹珍真不愧是个人才！”会议中途休息到外面去撒尿，站在后面墙根底下，斯朗泽仁对我说，“她不仅藏文底子比我好，汉语的功夫我简直没法跟她比。刚才我仔细听了一阵子，那些汉语典故她理解得非常准确，这个人太可惜了！”

“水平高咋就可惜了呢？”我一时不解的反问。

“还不是出身不好葬送了大好前途！”斯朗泽仁进而解释，“如果她的出身好，随便当个州县领导。”

我们赶紧回到会场，我已经报告到第三个大问题，即整党工作的具体做法，下面还有两大问题没讲，太阳早已下山，一阵阵晚风吹来，社员坐在场院土地上非常冷，一个个互相搂着抱着取暖，张向东裹紧大衣提醒我：“妈哟，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我才精简了那些阐释性的语言，天黑了好一阵子，社员们才摸黑回家吃晚饭。

张定康一直没有回来，我们仍然走寨串户，了解党员存在的问题，掌握党员的活思想，在寨子下面的山坡上，碰上扎西拉姆到河里去背水，我们跟着她一路聊着。

“听了王同志的动员有啥想法？”仁嘉丹珍用藏话问扎西拉姆。

“我是一个预备党员，我在四清运动中入党，四清一完又是文化大革命，我一天组织生活也没有过过，也没有交一次党费。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丈夫死了，我拖着三个娃娃，现在连会都参加不了。”仁嘉丹珍将扎西拉姆的话翻译给我听，扎西拉姆望着我说：“我实际上只披了一张党员的皮，连个好社员的作用都没有起到。我听了王同志的报告，我这几天也在认真检查自己，投机倒把和违法乱纪的事，我一样也没有做过，我也从不支持同情山上的叛匪。但是，我党员的作用一天也没有起过。如果这次整党能够转正，我还是想当个党员。如果工作队不要我转正，我就当个好社员。”

“你有这么一个正确态度就很好，”我对扎西拉姆说，“但是，你还是应该努力争取转正，当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如果光当党员不起作用，群众会说我只披了张党员的皮。”扎西拉姆说着，到河里背回水。

从寨子里出来三个小孩，两男一女，蓬头垢面，一路哭闹着，冲扎西拉姆跑来。三个孩子跑到扎西拉姆面前，一个抱着她的腿，两个拖着她的两手，拼命地哭闹着，仁嘉丹珍小声告诉我：“他们问她要吃的，他们说饿了。”扎西拉姆朝最大的孩子脸上一巴掌，用脚踢着那个抱她腿的孩子，用藏话冲他们嚷着：“吃！吃死咧！爬到山上去吃太阳！”几个孩子的哭叫声更大了，更惨烈了，仁嘉丹珍前去制止扎西拉姆说：“孩子咧，他们晓得啥？”将身上的粮票和钱，全掏给了扎西拉姆。

“丹珍老师，你申没申请过入党？”我们去沙吉泽仁家路上，我问仁嘉丹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