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东和斯朗泽仁也跟着来到场院。张定康好几次拿张向东跟寨子里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小格桑开玩笑，一听他们拿大学生找对象穷开心，张向东就非常讨厌。斯朗泽仁跟刘小雪的恋爱一波三折，恋爱也就成了他的心病，而仁嘉丹珍总喜欢在他耳边唠唠叨叨，一有机会就劝他坚决跟刘小雪分手。两个老家伙倒是儿大女成人，他们哪能体会到如今一个大学生找个对象之艰难？饱汉不知饿汉饥，总是喜欢拿我们找不找得到对象当做笑料。自从我收到那个包裹，两个人就一直不停地拿它同我开玩笑。

我们从外面上完厕所回去，又各自坐在各自的被窝中，用被子捂着双腿，坐在地铺上总结工作。

“王诚其实不用害怕，”看见我从外面回来，仁嘉丹珍又说，“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找个对象也不丢人，也不算啥子资产阶级思想，还怕哪个开玩笑？”

“王诚呀，我看你别挂着你那个新玉啦，安心在高原上找个藏族姑娘，”张定康认认真真地说，“我们随军进藏几十年，统统绝了翻山回内地的望，你刚刚来到高原地皮没踩热，你将来即使和新玉结了婚，十年、二十年也轮不到解决你们夫妻分居两地，在高原上工作又没得个互相照顾，那样等于一辈子打光棍。”

“格桑伯姆其实不错，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合适。”仁嘉丹珍趁机说，她在暗地里一直在劝我跟格桑伯姆好。

当年找对象一直是我们“老五届”的老大难问题，也是那些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最大苦恼，我们的一块心病，阿q头上的一块癞疮巴。特别是分到高原来的不少大学生，即使降格以求也很难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每当两个老家伙说到找对象，斯朗泽仁从不多言多语，不是抱起一本书看，就是出去透透气。我当然明白个中原因，可两个老家伙却一直视而不见。那天斯朗泽仁坐在被窝里，抱着本书心中暗想，你仁嘉丹珍千方百计拆散我跟刘小雪，却对王诚跟我妹妹那么关心，情绪激动不禁怒上心头，长久压在心底的一股无名火，终于喷射而出。

“今天是总结工作，还是介绍对象？”斯朗泽仁放下书瞪大两眼望着仁嘉丹珍问，“把个总结工作，完全搞成了介绍对象！”

从没见到斯朗泽仁如此跟仁嘉丹珍彻底翻脸，屋里的几个人都大受震动，顿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仁嘉丹珍被抢白得满脸通红，难堪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干咳一声莫趣地出去了，独自站在雪地里很久没有回来。我明白这场冲突迟早会爆发，幸灾乐祸地拿起《毛选》看着。

张定康埋头不知在本本上写着啥。张向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幸灾乐祸地吹着口哨上厕所去了。

“好！继续总结工作，”张定康出去将仁嘉丹珍叫了回来，坐下咳了声嗽，一本正经地说，“斯朗泽仁提的意见很对，我们啥时候也不能忘了自身革命化。”

“我要对我今天的言行作自我批评！”仁嘉丹珍坐下就认真检讨，“我自身革命化做得很不够，我一定斗私批修严格要求自己。”

没料到斯朗泽仁一句愤怒的话，居然引出如此重大的主题，会议立刻就出台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那些措施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难堪得说不出一句话。

“你老兄那么认真干啥？”散会之后，张向东埋怨斯朗泽仁，“如果照今天定的搞，我们就惨了！”

工作队从此变得非常紧张，每天人人都按时起床，谁也不与谁开玩笑，天天按照新定的革命化措施，白天和社员一道劳动，晚上下队搞运动。自身革命化加强了没几天，全队谁都挺不住了，可谁也不愿最先表现出熊样，一个个咬紧牙关硬挺着，心里暗中都对斯朗泽仁耿耿于怀，怪他把气氛搞得过分紧张，让众多的无辜者吃尽了苦头。

“王诚，下乡以来咋样哇？”下队劳动回来的路上，我们坐在山坡上歇气，仁嘉丹珍拉过我的手，盯着满手血泡问我。

“感慨不少，收获颇多，”我早已累得牙都咬碎了，但仍然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回答，“下乡二十多天，从不习惯到基本习惯，晓得了基层藏民的生活，受到了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习惯了喝酥油茶和吃糌粑，增强了与贫下中农的感情。”

“这里下乡不能与内地相比！”仁嘉丹珍不停地捶着腰，心疼地说，“我一辈子生活在高原上，参加工作前前后后下乡搞过好多次运动，哪次下乡都不像这次这样认真！”说到这里，仁嘉丹珍也伸出满手血泡给我看说，“我们下乡的目的，不是增加一个劳力，我们是工作队，你也感觉到了嘛，高原上的基层干部没有多高的领导能力，我们下乡来就是给他们多出主意，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劳动力！”

我即使是傻子也能听得出来，仁嘉丹珍实际上在埋怨斯朗泽仁。仁嘉丹珍私下多次向我诉说委屈，她说她一直对斯朗泽仁关心，就因为劝他不要找个出身不好的对象，她好心却不能得到好报，说起那些她就非常伤心。我心里当然明白，斯朗泽仁那天发难的本意，绝对不是革命化与不革命化。斯朗泽仁之所以不停地跟仁嘉丹珍发生冲突，完全是对她无理干涉他的婚姻不满。整个工作队就这么五个人，乡下的条件又是这么艰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何必闹得这么紧张？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增进工作队的内部团结，我一直在他们之间做团结工作。

“你也不必多计较，他那天也不是对革命化有啥意见。”我说到这里，山上吹来雪风，仁嘉丹珍生怕我着凉，就说赶紧下山，我走在前面回头说，“主要是他这段时间的心情不好。”

“我晓得他为啥心情不好。”仁嘉丹珍说。

“那事弄得他很苦恼，自从刘小雪父亲反对他们结婚，斯朗泽仁一直就打不起精神。”我向仁嘉丹珍认真解释，“刘小雪对斯朗泽仁倒没啥，斯朗泽仁却害怕拖了刘小雪的后腿。两个人就这样，既不能分手又不能好，你说他有多苦恼！”

仁嘉丹珍一点也不为其所动，我们来到河边，一座吊桥将两岸相连，我们踏上了吊桥，吊桥颤悠悠的，我扶着仁嘉丹珍小心翼翼在桥上走着，谁也不敢分心说话，直到从桥上下来，我们两个站在桥头，仁嘉丹珍寻思了一瞬，突然抬起头来对我说。

“王诚，从你办我的专案，我看出来你这人非常正派，完全可以交朋友。所以，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相信你会永远保密！”

“啥事儿呀？说得这么神秘！”我不禁笑着问。

“斯朗泽仁并不是他阿妈亲生的。”仁嘉丹珍突然说。

“那他又是哪个生的呀？！”我的两眼都瞪大了。

“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说，说出来足可以彻底改变斯朗泽仁的一生！”仁嘉丹珍然后又认真地告诫我，“我把你当成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才告诉你的。这事儿你千万不能给任何人说，说出去肯定会毁了斯朗泽仁！”

两个人站在桥下，我望着滚滚西去的河水，回望两岸的高山，又一次认识到阶级斗争之复杂。一年多来我与斯朗泽仁朝夕相处，只觉得斯朗泽仁爱情至上，对斗批改运动缺乏政治热情，埋头搞自己的事有点白专，思想顽固不太容易转变，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原来就不是翻身农奴的后代。我非常明白，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一个人立场，一个人的立场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才能同样品质的两个人，完全因为不同的出身，就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人的出身不仅决定自己的一生，而且还会对家庭和亲戚朋友在政治上造成不同的影响。人们过去一直把斯朗泽仁当成翻身农奴的后代，党的阶级政策的阳光就一直照在他身上，成绩即使比斯朗泽仁好而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不仅不可能同斯朗泽仁一样，优先升入重点中学以及北京大学，在学校享受国家的助学金，被党和政府当成宝贵的民族干部培养，说不定他们上完小学就得到牧场上去放牛羊，如今早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老牧民，即使哪个隐瞒出身混入了北大，文革一旦清查出来也会勒令返乡。斯朗泽仁的出身对我震动太大了，真是惊出我一身冷汗！但是，斯朗泽仁到底是个啥出身？我当然应该趁机完全弄清楚。

“这事儿你放心，我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我对天向仁嘉丹珍发誓，同时紧追不舍地问，“你肯定晓得他究竟是个啥出身？”

“我只晓得他不是他阿妈亲生的。”仁嘉丹珍跟我离开了桥头。

吃早饭的时候，仁嘉丹珍看出所有人的疲态，她以女性的极其伟大的同情心，灵机一动提出个革命化建议。她说：“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多读几本马列的书，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抽出时间学学马列，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会迷失方向的啊！”她的这个提议正中大家的下怀，我们一直盼望有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如果一直将弦绷得这么紧，哪天累死了真不好向革命交代！

“丹珍老师这个建议非常好，如果我们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干劲越大越糟糕。”张向东首先热烈响应仁嘉丹珍的伟大号召，他边吃饭边说。

张定康对不革命化的教训记忆犹新，他本来就不想将弦绷得那样紧，又害怕革命小将提意见，明明赞成仁嘉丹珍的建议，却又对革命小将表现出格外尊重，他于是问斯朗泽仁：“你说呢？”其实张定康哪还用问？一周来全队坚持非常革命化，别说我和张向东，就是高原上土生土长的斯朗泽仁，明显也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完全因为是他引出的这场非常革命化运动，他怎能轻言受不了？斯朗泽仁终于瞧见面前搭了把梯子，于是赶紧顺着楼梯下楼来。

“毛主席说过，不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丹珍老师提的这个建议很好。”

“还有你的意见？”张定康广泛发扬民主望着我问。

“完全赞成丹珍老师的建议。”我笑着回答。

“既然大家都说很好，今天就不下队劳动了，在家学习毛主席着作。”张定康最后来了个民主集中，我们心头的石头全落地了。

吃过早饭，各自坐在地铺上，一个个用被子捂着双腿，借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光，坐在地铺上认认真真地读《毛选》。屋外下着雨，春天立刻就成了冬天，屋里实在冷得不行，我将火盆端到屋檐下，斯朗泽仁拿来木屑，仁嘉丹珍拿来木炭，张定康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七手八脚花了不少力气，好容易才发燃炭火。我将炭火端进屋里，屋里顿时暖和起来。

我们又回到各自的地铺上，继续学习《毛选》。《毛选》上的这些文章，不知道过去学过多少遍，虽然常学常新，每学一次又有新感受，但在劳动得腰酸背痛之后再来学习，注意力总是不那么集中，一会儿这个往外跑厕所，一会儿那个从外面厕所回来，互相之间也没啥话说，看起来都在认真学习，实际上谁也没有学进多少。

吃过午饭，沙吉泽仁大队长来说，工作队单独住在场院不安全，场院孤零零地远离村寨，万一哪天晚上遭到叛匪袭击，全体工作队员光荣了，村寨里还不知道。大队领导请我们搬到寨子里去，已经为我们腾出了房间。

“大家的意见呢？我觉得这儿挺好的，非常有利于自身思想革命化啊！”张定康狡猾地望着我们笑问。

我们住的这个场院远远地离开村寨，孤零零的在山下的一块空地上，下一道坡就是那条河，叛匪就盘踞在河对面山上，场院完全是旷野里的一个孤岛。如果从接触群众和工作方便考虑，这儿颇有点儿脱离群众，但从有利于工作队自身革命化考虑，这儿艰苦最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来到这里不久，沙吉泽仁就同我们开玩笑：“你们孤孤单单地住在这儿，哪天晚上叛匪摸来一梭子就将你们报销了！”一再要求我们搬进寨子。开始张定康也想搬，可自从斯朗泽仁发动的那场革命化运动，尽管沙吉泽仁一再要求，张定康从此死也不表态。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表态。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张定康见大家都不表态，于是对沙吉泽仁说。经过那次风波，张定康事事注意走群众路线。

沙吉泽仁离去之后，经过一番民主讨论，搬家与不搬家对思想革命化的利弊，思想革命化与联系群众孰轻孰重，搬家在群众中会造成好的还是不好的影响，人身安全与搞好农业学大寨的辩证关系等等，都进行了充分广泛民主的讨论。最后经过“全民公决”，终于形成一致意见：头脑里还是应该有根阶级斗争的弦，搬家！

吃过早饭，各人把各人的东西放进提包，把被褥塞进马褡子，将锅碗盆瓢装进筐里，沙吉泽仁就领来几个坏分子，替我们搬家。

天下着小雨，我们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斯朗泽仁提着的网袋突然断了，袋里的《毛选》和书、信件和照片散落满地，全是刘越的书和斯朗泽仁跟刘小雪的照片，以及刘小雪给他的恋爱信。这些本是斯朗泽仁深藏不露的秘密，不小心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斯朗泽仁变得非常慌张，赶紧抓起泥泞中最不能见人的恋爱信和照片，紧接着抓起刘越的几本书，直到把那些照片、恋爱信和书从泥泞中捡起来，才严重地意识到应该先捡泥泞中的《毛选》，等他从泥泞中将《毛选》捡起来，《毛选》已经被泥泞弄湿不少。他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停地用衣服擦拭着《毛选》上的泥泞，可手中的照片、书和信件又撒落满地。看到斯朗泽仁如此手忙脚乱，几个坏分子站在雨中咧着嘴笑，沙吉泽仁大声把他们唬走了。

我们搬到尼玛家里，斯朗泽仁赶紧打盆水蹲在地上，急急忙忙地擦去《毛选》上的泥泞。

我们用石头支起木板当床，各人将各人的被褥铺开收拾停当，斯朗泽仁仍然蹲在地上擦着《毛选》，脸上满是极度的惊恐。张定康皱着眉头责备他：“咋这么不小心？看你把《毛选》弄成啥样了！”仁嘉丹珍也在一旁说：“下乡宣传农业学大寨，把那些照片和信带到乡下来干啥？”斯朗泽仁像个犯了大错的孩子，难过得头也不敢抬起来，埋头继续小心翼翼地擦着《毛选》上的泥泞。我和张向东没有跟着两个老家伙火上加油，而是蹲下来帮他抹去《毛选》

上的泥泞，我安慰他说：“不着急，慢慢擦，《毛选》晒干也就好了。”张向东也安慰他说：“又不是故意的，怕啥？”斯朗泽仁眼里闪动着泪水。

接连几天大雪，我们不断地深入山寨访贫问苦。

自从搬家将《毛选》弄脏之后，斯朗泽仁先是将《毛选》放在屋顶风干，接着又搬来木板和石头压平，尽管他作了最大努力，《毛选》咋也恢复不了原样，虽然张定康没有过多批评他，仁嘉丹珍也没再说啥，我和张向东竭力安慰他，斯朗泽仁还是有些思想压力。

“不晓得张定康会不会向上面报告，如果上面把这事跟我同小雪的关系挂钩，我很难从这方面去找阶级根源。”从达娃家出来，我们走在雪地里，斯朗泽仁说，“这几个晚上我都没能睡好。”

“谁也不是故意的，你怕个啥！”我安慰他说。

“昨天仁嘉丹珍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把那些照片和信带到乡下。”斯朗泽仁说。

“你确实不应该把那些照片和信带到乡下来。”我不得不认真向他指出来，“不过，我认为张定康不大可能打你的小报告。”

“我不晓得咋回事，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总要把那些照片和信带在身上。”我们过了吊桥，斯朗泽仁向我彻底交心。

“带下乡有时看看也不是不可，但只能将它摆在恰当位置。”从桥头上下来，站在一棵大树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