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女人辫好辫子出去了，屋里的三个人都成了哑巴，老藏民沉默一阵突然用结结巴巴的汉话问我：“王同志，你的老家是啥地方？”我说老家在川中。老藏民听了备感亲切，立刻眉飞色舞地说：“我的老家也在川中。”一个老藏民的老家怎么可能在川中？我从没听说过川中有藏族人，我以为他结结巴巴的汉话说错了，不敢相信地反问：“川中啥地方？”老藏民回答：“遂宁。”我这才明白，他原来是个藏化的汉人，我就问他怎么来到了高原上？他用很不流利的汉话回答：“那还是民国五年，在老家没法活，听说这里的金子多多的是，跟着大人一路来了，金子的淘得倒有点点，全被人抢光去了，没得钱回去，就在高原上四处找生活，最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找个藏族老婆结了婚，在这儿二十多年的，今年六十多岁，这辈子遂宁回不去。”我又问他，老家还有啥人？他回答说：“从小出来再没回去过，不晓得老家还有啥人。”汉话说得的确比藏话还结巴。我劝他还是回老家去看看。他对我说，老婆孩子的不让走，害怕他回去不再回来。

仁嘉丹珍见我跟那个叫朱青山的所谈情况，跟走家串户扎根串联无关，又知道朱青山复杂的社会背景，就不停地给我使着眼色，我们离开了朱青山家里。

“他家文革前在寨子里是最富的。”从楼上下来，仁嘉丹珍望着身后的碉楼说，“朱青山会木工活，几个儿子都跟着他学会了木工活，文革前四处修寺庙都请他，老婆也很能干，所以家里最富。”

“看得出来，他家同安错家里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说。

“他老婆没当成妇女组长，儿子没扛成枪，不是沙吉泽仁打击报复，而是文革当中割尾巴。”仁嘉丹珍说。

仁嘉丹珍跟藏民语言相通，有空就到寨子里转，站在地边上就可以同藏民聊半天，她比我多了解许多真实情况。既然朱青山和儿子都会木工活，文革前当然会外出搞资本主义，文革一来当然会割掉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后面长了条资本主义尾巴的人，老婆咋能当妇女组长？

儿子咋能扛枪？我对这点坚信不疑，仁嘉丹珍不是在替沙吉泽仁辩解。

张向东跟斯朗泽仁和张定康一组，他回来汇报说，他们走进曲珍家，曲珍的老家在拉萨，十多岁认识了这里去拉萨朝圣的青年人，两个人从此住在一起，一起流浪到理塘，在理塘一住三十年，男人出门再也没有回来，曲珍带着两个女儿四处流落，母女三人相依为命。曲珍的两个女儿一直没结婚，大女儿生了一个孩子，由于月子里得不到照顾，从此长年生病挣不到啥工分。小女儿生的儿子长得很好，今年秋天就要上小学。虽然生活有些困难，一家五口倒还过得去。可是去年藏历年，一场大火烧掉了全部家当，现在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低矮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口粮靠借队上的备荒粮，冬天一家人蹲在牛粪火前过冬，曲珍见到他们如见到了大救星，淌着泪一个劲儿向他们诉苦。

斯朗泽仁听完于心不忍，用汉话小声请示张定康：“我们工作队给她捐点粮票和钱。”张定康连连向他摆手，离开曲珍家，张定康才对斯朗泽仁说：“这种事，千万干不得！寨子里这样的困难户多的是，给了这家那家晓得了，都会跑来向我们要，工作队又不是救命菩萨。”

“像她这样的家庭，你说咋办呢？”汇报会上，我问张定康。

“只有通过农业学大寨，大干苦干改变一穷二白面貌，除此之外你说有啥办法？”张定康叹着气说。

吃过晚饭，他们又下队去了，我和斯朗泽仁留下汇总各队的生产计划。两个人很快完成了任务，就到场院的月亮底下冒着夜雾瞎转。

“王诚，你我好孬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下乡劳动了几天就累得不行。”斯朗泽仁突然望着天上的明月对我说，“小雪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长那么大连北京也没出几回，你说这些苦她哪能吃得消？”

自从下乡以来，斯朗泽仁很少收到刘小雪的信，他不止一次向我念叨刘小雪，常常独自藏在场院后面，把刘小雪过去给他的信偷偷拿出来看，身上经常放着刘小雪的照片，没事就独自悄悄拿出来瞧。斯朗泽仁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触景生情又念叨起了刘小雪，顿时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望着满天星星和一轮明月，思念起了故乡的爹娘和兄弟姐妹，顿时非常伤感。

“你担心又有啥用？你我难道能帮她啥忙？”看似安慰斯朗泽仁，实际上我在安慰自己。

“正因为帮不上忙，我心里才更加难受！”斯朗泽仁望着明月仰天叹息。

“小雪要是出身好，凭她的本事和表现，绝对不会发配到草原和石棉矿。”我说。

“哪个不想出身好呀？只怪当初她投错了胎！”斯朗泽仁说。

我不想再多说啥，两个人默默地在月光下走着，一阵阵晚风吹来，地上已经起了霜，对面山头上的白雪，在月光的照耀下，寒气有些逼人。越是艰苦我越后悔，当初为啥竟会糊涂地认为，来到遥远的康巴就会大有用武之地？结果却是劳动锻炼接着劳动锻炼，考验锻炼没完没了。

“难道只有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使人不变修？”斯朗泽仁突然停下来问我。

我不能照实回答这个问题，过去我也非常坚信，如果青年人不经过艰苦的体力劳动，就会好逸恶劳变修，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可是现在仔细琢磨，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哪天离开过劳动？赫鲁晓夫出身于矿工，为啥照样成为修正主义？高原上的贫苦农牧民，家乡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哪个不是祖祖辈辈不停地劳动？难道他们全都成了无产阶级接班人？可是，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谁敢说青年学生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我低头跟着斯朗泽仁默默地走着。

“现在我和她隔得这么远，连信也难得收到。”斯朗泽仁又说，“谁知道她现在咋样呢？”

他们打着手电筒回来了，工作队有个规矩，每晚都要点着马灯，各自汇报一天的工作，对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还有哪些言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汇报完生产计划汇总的情况，张定康说：“你们三个年轻人，正在逐渐进入角色。”我们再次受到了表扬。

我和斯朗泽仁骑着马，到公社去买茶叶、油盐和煤油。

“王诚，整天呆在大山沟里，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真是与世隔绝，”骑着马出寨子不远，斯朗泽仁迫不及待地向我抱怨，“这样锻炼下去，真会把人锻炼成猿，久了脑袋咋不缺氧！”

“我最不习惯的，是听不懂话，简直成了‘老外’，”我骑在马上感慨地说，“我不懂藏话，下乡去啥事还要你们翻译，反而成了你们的拖累。”

“我现在开始理解贺小梅。”斯朗泽仁说，“你说她留在高原上又能干啥？”

“她随军回北方，难道就肯定有所作为？”我对整个知识分子的前途都非常悲观。

顺着一个陡峭的山坡，我们爬上一座高山，山上的森林保护得非常好，我不禁有些意外。

斯朗泽仁说，这是一座“神山”，藏族对“神山”非常崇拜，虽然文革到处乱砍滥伐，没有人敢动这座“神山”上的一棵草。山头上的冰雪已经开始融化，林中到处可见残雪。我们穿着军大衣，骑着马在山上走着仍然非常冷。我们打马踏雪下山，在密林中走了很久，面前出现了一条河，奔腾不息的流向大山。我们牵着马过了一座晃动的吊桥，顺着河边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热加。

我们到工作团汇报了工作，就急忙到邮电所去看有没有信。自从下乡以来，十几二十天收不到一封信，我们与外界联系的惟一渠道从此完全中断了。斯朗泽仁收到了一封信，我收到一个包裹。斯朗泽仁的信是刘小雪写来的，我的包裹寄件人地址却写着“内详”。站在邮电所外墙根下背风处，我迫不及待地想拆开包裹，斯朗泽仁却催我赶紧去商店买东西，我们买了茶叶盐巴和煤油，抓紧时间回去。

“这是谁给我寄的包裹？”出了热加，我将包裹递给斯朗泽仁问。

“光从包裹上的字迹，我认不出来。”斯朗泽仁看了一眼将包裹还给我，他笑着说。

“真奇怪，内详！”我接过包裹自言自语。

晚风夹着雪片打在我们脸上，天黑之前，我们赶回了工作队，我坐在地铺上，急不可耐拆开包裹，包裹里寄来几只罐头，一包核桃，一块酥油，同时还有一封很长的信，我心里好一阵激动，生怕别人发现这个秘密，趁他们在煤油灯下吃饭，独自躲到外面赶紧看信。

“亲爱的王诚哥，我与你虽然过去并不曾相识，现在已经彼此了解，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自告奋勇来到高原，劳动表现也很好，深得领导的信任，我从内心深处非常崇拜你，愿意做你永远的朋友。

“王诚哥，你别光看我是个藏族姑娘，我的志向比许多汉族姑娘都高；你别光看我做事能干和勤快，我其实更是一个很有思想勤于思考的人；你别光看我的外貌漂亮，我的心灵比外貌更美内心更善良；你别光看我从小生活在高原上，但我身在高原心怀全球；你别光看我只是一个中专生，我追求知识勤奋学习的精神许多大学生也赶不上；你别看我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我的意志比许多成年男人还坚强，只要我选准的目标，我就会为了它去拼死奋斗。我不抱希望你会给我回信，但我会一直耐心地等待，我还会不断地给你写信，直到你答应我的追求。”

信尾落了个藏文名字，我根本认不出来，我赶紧去请斯朗泽仁帮我认认。斯朗泽仁手持刘小雪的信，眼里饱含着晶莹的泪水。

“你帮我看看，这藏文是啥？”我将信的内容折着，仅仅亮出藏文名字。

斯朗泽仁接过看了一眼说：“我也认不出来。”张定康出来找我们进去吃饭，看到我们两个躲在外面看信，他笑着说：“爱情当不得饭吃！还不赶快进来吃饭？”我们赶紧收起信，进屋去吃饭。

我们仍然天天下队劳动，社员们普遍不愿意说情况，我们就变成纯粹的劳动力，语言不通也无法与人交谈，只有工作队员互相说说话。

“小雪在矿上咋样啊？”送粪路上，我问斯朗泽仁。

“大雪封山，呆在矿上没事，”斯朗泽仁简单地回答，“上班政治学习，她为工人念报纸。业余时间不是为工人们画像，就是独自拉琴。”

“我听张向东说，当时在北大，是你主动追求小雪？”张向东离我们很远，我又问斯朗泽仁。

“是她主动找我，”斯朗泽仁说，“倒是张向东拼命追求她。”

“咋可能呢？我听说当时那么多男生追她。”我说。

“我们班哪个不晓得，那时她天天跑来找我，站在楼下高声叫我，班上的同学经常拿我穷开心，有人甚至背后挖苦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蛋！’当时晓得她有不少追求对象，我总是找些借口躲避她。有一天，她把我约到未名湖畔，两个人坐在湖畔小山上的松树下，她突然问我：‘你为啥总是躲着我？’我回答她说：‘难道你没有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她笑着问我议论啥？我回答说：‘说我们两个在耍朋友。’她听了笑着说：‘耍朋友又不是从事反革命活动，还怕人议论？’我对她说：‘学校规定大学期间不能恋爱。’她望着我说：‘耍朋友就是耍朋友，难道四川话耍朋友就是恋爱？！’我对她说：‘我们两个都是共青团员，上大学谈恋爱反正不好。’她笑着回答我说：‘你不把它当做恋爱嘛，只当做我们在耍朋友不就得啦？我看你这个人的脑袋真的缺氧！’”

“听说当时有不少男生追她，可她就是死活也要跟你好，”我扭头问斯朗泽仁，“你到底有啥绝招，咋就能把天上星星也摘到手？”

“我开始一直不愿意跟她好，总觉得她是那么高不可攀，”斯朗泽仁连忙解释说，“你们设身处地想想，她是汉族学生，我是藏族学生；她出身于那样的家庭，我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她漂亮又多才多艺，我又黑又蛮成绩也不怎么好。我当时的确把她当成天上星星，可望而不可即，如果她都会真心实意的喜欢我，那不真成了你们电影里七仙姑跟董永？开初我总是找借口躲着她，实在躲不过时，我就以学校规定不准恋爱推辞。”

“后来又是咋好上了呢？”我问。

“她终于看出我的真实思想，”斯朗泽仁说，“有一次她将我约去爬长城，我们两个爬到最高无人处，两个人站在烽火台上，她望着长城外对我说：‘斯朗泽仁，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毛主席说，人世间人是最宝贵的。像你这样出身高原翻身农奴家庭，又能考上北大，而且在北大这样人才荟萃的地方，你的学习成绩仍然有这么好，这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你可不知道，毅力在人生中多么重要！我还看中你正派正直诚实忠厚，这在人生交往中是最难能可贵的！我爸一生研究康巴，我看过爸写的所有的书，也听爸讲过他跟藏族民众的情谊。我从小就认为，藏族是一个了不得的民族，我热爱它的文化，它的民族性格，佩服它在艰苦环境中生存成长壮大的能力。所以，我对你是完全真心的，这颗真心是永远的，这长城和长城内外的山河可以永远作证！’说到这里，她紧紧地将我拥抱着，她的胸膛紧紧贴着我的胸膛，她通红的脸紧紧地贴着我通红的脸，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谁都不愿意分开！”

“你肯定是看中她才貌双全。”我故意说。

“不！我主要佩服她的爱心和在逆境中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斯朗泽仁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她刚刚上初中，她爸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就被划为白专的典型，她妈跟她爸离了婚，她不仅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且更加努力和顽强，你知道她的出身并不好，完全是凭自己的突出表现和最优秀的成绩，升入北大附中和考入北大的。”

张向东从后面跟上来了，生怕他听到我们俩的话，我们立刻变得一本正经，张向东问我们刚才在谈啥，我敷衍他？说：“我们在谈学习毛主席着作的体会。”张向东独自走到前面去了。

我们同社员一样，一趟又一趟往地里送粪。

内地早是阳春三月，已是春暖花开之时，这里却接连下了两天雪。早晨起来，四面八方白茫茫的，我们住的场院淹没在雪中，只有远处寨子碉楼冒出的炊烟，显示人在这个雪的世界上尚存在。

隐姓埋名寄来的几只罐头，成了工作队的珍稀之品，每次我只开一只，每人分吃两三片牛肉，四川话叫做打牙祭。一包核桃早被抢光了，只有那块酥油，两个老家伙都不准随便动用，张定康说是“战备物资”。下乡天天吃糌粑，连凭票供应的酥油也难买到，酥油茶中少了酥油，吃了糌粑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便秘。张定康将那酥油交给仁嘉丹珍锁进箱子里，他郑重其事地说：“绝对不准哪个随便动用，这留作便秘之时救急用。”

“我一直在琢磨，王诚的那个神秘的包裹非常奇怪，你们说到底是哪个寄来的？”大雪天围着火盆总结工作，大学生找对象一直是工作队内部的热门话题，张定康又一次拿那跟我穷开心。

“是老家寄来的。”自己也没料到回答得如此拙劣，出口之后，我很后悔，老家哪来酥油。

“这真成了千里寄鹅毛，礼轻情意重啊！”仁嘉丹珍八成已经猜出是格桑伯姆寄来的，她故意乐哈哈地笑着，“我今天才晓得，王诚家乡也产酥油。”

“王诚的老家在高原上啥地方？”张定康笑着故意问。

“你们总是喜欢拿我们大学生找对象穷开心！”我生气地从屋里逃到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