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不会？比如说吧，你叫学大寨改田改土和修水利，他说那样会破坏神山神水。你叫他施农药消灭病虫害，他说不能杀生。你说艰苦奋斗改变落后面貌，他说今生吃了最大的苦，来世才会享福。这里又有滋生宗教的土壤，不光是喇嘛教，高原上原来还有回教和基督教，各种教派在这儿相安无事。宗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东西，如果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将它消灭掉，恐怕是不可能的。”

宗教的话题，比刘越的话题还沉重，早在成都的招待所，省革委就对我们进行过民族教育，到达康定之后州分办再次对我们进行民族教育，反复强调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反对藏族老百姓信教。既然把尊不尊重藏族同胞的信教自由，上升到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我和斯朗泽仁不适合谈论这类沉重话题。我于是问斯朗泽仁，刘越那些书是不是在宗教方面出了问题。

“对他的书批判不多，主要说他当年到康巴考察，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指派的，说他为国民党特务收集情报。”斯朗泽仁回答。

“刘越对自己的问题的态度怎样？”我问斯朗泽仁。

“刘越除了向周总理写信，每次批斗都沉默不语，下来悄悄地对小雪讲：‘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说你，要更多地在乎自己怎么对待自己的人生。’刘越的问题，三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我们两个来下棋。”斯朗泽仁找出狼圈棋，教我学下藏式围棋。

狼方一子羊方十五子，黑白对阵摆在棋盘上，斯朗泽仁说了规矩，他执狼子，我执羊子，我跟他循规蹈矩地下着，不多一会儿，他手中的恶狼就将我的一群羊吃光了。

格桑伯姆又从公社回来了，吃过早饭，她一定要带我去看寺庙。

我们来到江边，坐上一艘牛皮船，顺流而下漂了好几里远，上岸又爬上一个山坡，一座寺庙就出现在眼前，从山腰到半山以上的一大片地方，全都是庙宇。四周全是茫茫的森林，金碧辉煌的庙宇，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之中，看上去是那样神圣，那样庄严，那样令人肃然起敬，来到它的面前，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崇拜信仰。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大的最宏伟的一座寺庙。更令我吃惊的是，竟有那么多人围着寺庙转圈，一个个完全沉迷在狂热的崇拜之中，首尾相连围着寺庙，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嘴里不停地念着，他们手中不是持着一只转轮，就是拿着一串念珠，你前我后围着寺庙转着。手中的转轮不停地转着，手中的念珠不停地数着，口中不停地唱着念着，声音汇成巨大的有节律的声浪，激荡着山谷，飞入云霄。眼前突然出现这番景象，我顿时完全惊呆了。

“那叫‘转经’，”格桑伯姆说，“藏族有一句谚语：‘茫茫高原我用身子量过，天上的云彩我用念珠数过，座座雪山我用双脚爬过，绿色的草原我像经书一样翻过。’文革前，这里的人，一步磕一个长头，一直磕到拉萨去朝圣。”

格桑伯姆带我走进寺庙，寺庙里已有不少藏民，他们在佛像面前磕长头，有人将带来的松耳石、项链、哈达、酥油、糌粑，一一地献到佛的脚下。那些没有松耳石、项链、哈达、酥油、糌粑献的人，就献上一块布、一根针，以表达虔诚的心意。我虽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我置身于这些狂热的信徒之中，看到他们对佛如此虔诚，我的心不知不觉也被那种气氛感染了，心境立刻变得庄严而又肃穆，不再像过去对宗教狂热那样反感，反而渐渐地多了不少理解。

“我来许个愿！”格桑伯姆站在佛像前，双手合十，口中默默地念着。

“你刚才许的啥子愿？”离开佛像后，我问。

“我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她笑着神神秘秘地回答。

从神堂里出来，我发现不少信徒的衣着服饰与这里不太同，格桑伯姆听出他们是外地口音，就用藏话问了问，不少人来自西藏、云南和青海。经过文化大革命，寺庙里没有过去那么多的佛事，远近藏民的朝拜却始终没有间断。

“区和公社不会来制止？”从寺庙里出来，我小声问格桑伯姆。

“他们公开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任其自然，”格桑伯姆笑着，同时补充，“社员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结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进了寺庙。”

“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慨叹着。

我们走了不少的路，到了河边，乘上一艘牛皮船，天黑之前赶回了家。

格桑伯姆带来个温医生，她叫斯朗泽仁留在家陪温医生下狼圈棋，她陪我去看印经院。

我与她骑马走了好几十里路，才来到印经院前，可是印经院已经实行军管，我们吃了一个闭门羹。站在印经院紧闭的大门前，望着门上汉藏文的“军事管制单位”的牌子，我无可奈何失望地说：“我们回去吧。”格桑伯姆寻思了一瞬对我说，“我去找骑兵团。”我问她去找骑兵团干啥？她回答说，这儿所谓军管，肯定就是骑兵团管。

我同她走近一座兵营，兵营门口站着岗，军人们都到山上平叛去了，一个身着军装没戴军帽的军人，蹲在台阶边上刷牙，头发乱鸡窝似的，看得出来他刚起床不久。格桑伯姆向那个军人说明来意，那军人像是没听见似的，一直刷着牙没有丝毫反应，直到刷完牙从屋里拿出毛巾，打开露天的水龙头将满是络腮胡子的脸洗了，才板着面孔打量我们几眼，冷冷地甩了一句：“不行！”进屋将门关死了。

在门外站了半天，我绝望地对格桑伯姆说：“走吧！北京的军管单位也不准任何人参观。”

格桑伯姆说：“印经院可是藏族的文化宝库啊，听说胜过北京的首都图书馆。”她叫我在一旁等着，又去敲开那个军人的门，不知道两人在里面说了些啥，出来时两人都面带笑容，那军人来到印经院，爽快地将印经院的门打开了。

整个印经院共三层，底楼是供着佛像的神堂。我们从木楼梯爬上二楼，二楼到处陈列着桦木制成的经版。格桑伯姆说，这座印经院始建于清雍正初年，用了二十七年才完工，后来又经过历代土司的扩建，是康巴最大的印经院。印经院里收藏了近三十万块经版，经版上雕刻着各类藏族古代经典，有《格萨尔王传》和《丹珠尔》等名着，还有大量文学、历史、医学、音乐、数学等等颇有价值的藏族古典着作，不少在其他藏族地区失传了的藏族名着，它们的书版这儿都保存完整。

我们上了三楼，三楼除一些房间就是一个大平台，格桑伯姆告诉我，这是印经的地方，每到夏秋季节，这儿都要为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赶印许多经书。这儿印的经书，不仅仅供应康巴地区，还要供应西藏、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区，不少经书远销印度、尼泊尔、锡金等国。

“这真是雪域高原上的一座宝库！”我站在三楼的平台上，望着四面高耸入云的雪峰，激动地说。

“我们藏族够伟大吧？”格桑伯姆得意地望着我问，“我们世世代代能在这样复杂的气候环境中生存发展，同时还积累这么丰富的文化，你不得不承认我们伟大！”

“这里的宗教文化保存得这么好，到底是啥原因？”格桑伯姆不仅聪明能干，而且还这样具有知识素养，我于是趁机向她请教。

“小时候仁嘉丹珍经常给我们讲，”格桑伯姆回答，“历史上藏区的几次宗教动乱，其他藏区遭到迫害的各个教派，就纷纷逃到这里避乱。她父亲也就是亚多土司平等对待各个教派，让各个教派在这里共存共荣，让喇嘛们在寺庙里安心做学问，所以这里的宗教文化一直延续不断，喇嘛也很有学问。”

我们谈得兴奋，居然忘了时间，天色已经很晚，格桑伯姆赶紧将钥匙送回兵营，我们骑马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许久。

一连下了几天大雪，寨子里、森林中、四面山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大雪天老乡没有事干，女的在家纺毛线，男的不是下狼圈棋打扑克，就是睡觉。格桑伯姆和斯朗泽仁跟我和与格桑伯姆一道下乡巡回医疗的温医生，四个人就在楼上打扑克。

“王诚哥，你这次来的不是时候，”格桑伯姆一定要当我的搭档，她坐在我的对面，一边出牌一边非常惋惜地说，“如果你七、八、九月来，这儿的景色才好呢！”

“人家王诚又不是专门来看景色的。”温医生已经看出格桑伯姆千方百计跟我亲近，出着牌别有用心地笑着说。

“不是来看景色，他来这里干啥？”格桑伯姆佯装恼怒出着牌问。

“看寺庙，看印经院，看这里是不是香格里拉嘛，”斯朗泽仁出着牌笑着回答，“这几天他不就看这些吗？他不是来看这些，还来看啥？”

“还看一样最宝贵的东西，你没有说到呢！”温医生意味深长地笑着。

“还有啥子最宝贵的东西？”格桑伯姆停下出牌望着温医生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人！”温医生盯着格桑伯姆笑着回答，“王诚就是来看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他说“东西”二字之时，死死地盯着格桑伯姆的脸。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温医生别有用心，甚至怀疑斯朗泽仁已经告诉他，我这回是专门来这里找对象，虽然我的处境尴尬而又滑稽，但表面上仍然假装一点也没听出啥来，不动声色地绝不引火烧身，坐着沉住气静观其动，悄悄地观察格桑伯姆的反应。说实在的，此次到斯朗泽仁家来，我真是不虚此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香格里拉，看到了消失的地平线。还有一个不便出口的意外收获，就是加深了对格桑伯姆的了解。怎么说呢？如果看到格桑伯姆的头一个印象是漂亮，那么第二个印象就是聪明能干，紧接着第三个印象就是纯洁善良，最后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渴求知识积极上进。任何人只要你与格桑伯姆相处得越久，你就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个藏族姑娘实在不平常，她不仅非常聪明和具有知识素养，而且处处事事追求上进。我敢肯定，凡属有品位有教养的男人，无论他来自哪个民族，也无论他是已婚还是未婚，只要他与格桑伯姆相处，都会对这个非凡的藏族姑娘产生爱慕之情！我是一个来到高原的单身汉，既然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高原，就注定这辈子都会生活在康巴。如果斯朗泽仁没有说过要给我介绍一个在县城工作下放在这里锻炼的藏族姑娘，如果格桑伯姆不是在乡下也是在县城工作，我决不会苦苦地盼着斯朗泽仁说的那个姑娘与我来相会，宁愿与格桑伯姆结为终生伴侣。温医生说那话之时，我一直注意格桑伯姆的反应。当我看到格桑伯姆突然满脸通红，我的脸上也像火烧一样。

“你刚才不是说看重要‘东西’吗？‘东西’咋个又变成了人？”格桑伯姆红着脸出着牌，仿佛并不反感温医生拿这跟她开玩笑。

“毛主席说，人世间人是最宝贵的。当然看人比看东西更重要。”温医生回答。

“那又看哪个人呢？”格桑伯姆显然想将温医生没出口之话逼出来。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温医生笑着说，“你可以用一个排除法嘛，斯朗泽仁天天与王诚生活在一起，王诚当然不需要跑到千里之外来看他，我过去与王诚不认识，他来这里之前绝对不会想到这里有个温医生，剩下的还会是谁呢？”

“所以别人把你们称为‘臭老九’，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格桑伯姆毫不在乎地笑着说，“你完全可以开门见山直说嘛，他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是来相亲找对象的，不就直截了当了吗？干吗还要从北京绕到成都，又从成都绕到康定，再从康定绕过折多山和雀儿山，最后还得骑好几天马，才绕到扎克木的乡下呢！所以毛主席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书读得越多越蠢！”

“对啦，坦白了，不打自招了，可以从宽处理了！”温医生放下手中的扑克，拍着手说，然后问我：“王诚，你说可不可以从宽处理了？”

我只笑不答，密切注视着格桑伯姆的表情。

“如果我真的喜欢王诚哥，他也喜欢我，你又能咋样！”格桑伯姆站了起来，说完这句话之后，居然当着斯朗泽仁和温医生，抱着我的脑袋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亲得我怪不好意思。格桑伯姆亲完又说：“别的人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喜欢王诚哥！”

我被格桑伯姆弄得不知所措，傻乎乎地坐在那儿，她这么公开大胆地说喜欢我，会不会是拿我开玩笑？如果她真的如此大胆直率地喜欢我，她咋可能如此直率公开地说出来？格桑伯姆看出我的尴尬与惶恐，拉着我的手说：“王诚哥，我们到外面去看雪，不跟他们玩了！”也不管我同意与否，将我拖着就下了楼。

我们在雪地里走着，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身后雪地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格桑伯姆安慰我说：“别听温医生胡说八道，他这个人生就一张臭嘴！”我心情复杂啥都说不出来。

雪停之后，格桑伯姆跟温医生不知到附近哪个寨子巡回两天又溜回了家，温医生回上海相亲订婚去了，格桑伯姆一直陪着我们玩。

早饭时候，格桑伯姆对我们说，温医生的父亲在上海军医大给他找了个现役军人，按照党的政策，只要温医生跟那个护士结了婚，就会随军调回上海。温医生一直不安心高原工作，把那门亲事当成天大的好事，在乡下听说探亲假批准下来了，就日夜兼程赶回卫生院，急如星火地回上海去了。

“这些从内地来的大学生，不晓得他们啷个了，我们高原这么好，他们却千方百计要调回内地。”格桑伯姆搓着糌粑天真地说，“原来追求我的那个王医生，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爸已经解放出来结合进革委会，只要我与他好，他爸就有办法将他和我调到成都。我一听就很有些瞧不起他，我对他说：‘你地皮子没踩热呢，脚板上搽油想溜了？’我才不会与他这样的人好。”

“其实那个王医生还是不错的。”老阿妈用汉话结结巴巴地说，她提着壶一直站在我们面前，不停地给我们添酥油茶。

“我就瞧不起他，文革在学校也没学到啥东西，有些病人来看病，我都能诊断是啥病，他问了半天又听了半天，结果还是说不清是个啥子病。”格桑伯姆噘着嘴说。

饭桌上哑然无声，老阿妈与老阿爸互相对视着。

“我们卫生院的李医生，院长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还是中央民院附中毕业，现在在康定报社工作，人也长得漂亮，你猜李医生说啥？”格桑伯姆说到这儿戛然而止，一双明亮的眼睛打量着我。

“她说啥？”斯朗泽仁赶紧问。

“他说：‘找个藏族老婆，子子孙孙都拴在高原上，那不就彻底完蛋啦！’”格桑伯姆说这话的时候，不停地注视着我的反应。

“子子孙孙生活在高原上有啥不好？我们就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高原上，我倒觉得很好。”

停了一下格桑伯姆又说，“那年省里要成立民族学院，调仁嘉丹珍去当教授，她宁愿在扎克木当个县政协副主席，也不愿意到民族学院当个教授。”

“到高原上安家的汉人不少嘛，”斯朗泽仁也说，“我听仁嘉丹珍说，早在元朝，康藏高原一部分属于陕西省管，当时就有不少陕西来的茶叶商人和布匹商人，后来不少人就在高原上讨了藏族老婆。明清以来，许多内地汉人纷纷到高原，用盐茶布来高原换畜皮和药材，做木工修寺院和当剃头匠，他们不少人在这儿渐渐地被藏化了，你说他们的后代到底是汉人还是藏人？他们全都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藏人，同时又保留着不少汉人习俗。康巴地区本身就是汉藏彝回互相融合的民族融合的走廊，凡是各个民族融合得越早的地方，那里的经济文化越发达，也越出人才。两个民族组成的家庭的孩子，身体最健康，人最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