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出事那年是1953年，即三反五反深入发展的那一年。如果说以往的一些事端毕竟是发生在我爷爷的故交、朋友、战友身上，因而涉及未深的话，那么，这次可就是他的至亲了。

我父亲是在淮海战役前转业的。这也许让你感到奇怪。不错，当时正是组织干部南下的时候，山东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部队南下，准备接收新解放区，当时的一些通讯员、炊事员之类的后来都混到了县团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怎么会转业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我父亲有文化，那时正规中学毕业的中学生如凤毛麟角。二是他在部队管后勤管出了经验，而当时的沂蒙县正缺个这方面的人手。三则是我爷爷的影响。当时的县委书记马大林（刚解放时县级领导换得很勤）就认为，凭着我爷爷的人脉，有些工作可以好开展。

就这样，马大林书记亲自找到了部队，要求把我父亲留地方工作。马书记的理由是：南下固然重要，但老根据地的工作也不能偏废。只有把地方工作搞好了，才能有力地支援前方……就这样，我父亲就回了地方，担任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管县委、县府的后勤保障工作。

你要问当时的干部是愿意南下，还是愿意留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百分之二百的愿意留下，尽管他们表面上还要纷纷报名。道理很简单，故土难离，家乡最好。中国人积淀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小农意识并不是几句漂亮口号就能根除的。至于后来很多人都混成了高官，那是以后的事。人可没有前后眼，况且做官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所以，当时更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南下干部还没过江就开始想家，再加上水土不服，很多人开始烂脚丫，生疥疮，大米也吃不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小差回了家，他们宁肯党员职务不要，也要回家，哪怕下庄户种地。在这些人中，有的甚至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而我父亲能有幸被组织留下，并得到重用，的确是件让人喜上眉梢的事情。

我爷爷听说后，更是高兴，连连诵道：“老来有一子陪伴在身边，乃最大的幸福……美不美，家乡水，身在家乡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无憾无怨。”

我父亲回到地方后，首先上了山，同我爷爷一起，去我三奶奶及小姑姑的坟前烧了纸，告诉她们，他回来了，可以常来看望她们。同时，还代表他那已杳无音信的国民党弟弟，我那憨憨可爱的叔叔给她们磕了三个头。

晚上吃饭，我奶奶做了几个菜，一家人破例地喝了点酒。我爷爷郑重其事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咱欠人家马书记一个人情，你只能好好地干才能报答人家。”

没想到这一个“报答”就出事啦……当时在我父亲掌管的县机关财政中，有一批土改批斗地主时分得的浮财，其中有件无价之宝的工艺品。这件工艺品由一个汉白玉的白菜叶和一只翡翠绿的蝈蝈组成，玲珑剔透、惟妙惟肖，十分逼真。晴天对着阳光可隐约透视蝈蝈的内脏，阴天时，白菜叶则可渗出细细的水珠。当时，有人说，这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连不了全城，也能连半个城。

那天我父亲正在仓库里点验浮财，马书记走了进去，一看这宝物，便爱不释手，说，拿去研究研究，几天就送回来。当时我父亲碍于面子，也没办什么手续就让他拿走了，这是1952年割麦时的事。

但从那以后，马书记再也没提送回的事。我父亲也不好意思开口提及此事。此事就拖了下来。

1952年秋，中央一声令下，作出了开展三反五反的决定，其中就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一开展，肯定要查钱和物。一查，那件汉白玉的工艺品不见了。

在这以前，我父亲曾暗示过马书记，要搞运动了，是不是……但马书记顾左右而言他，竟不提这事。

检查结果可想而知，我父亲马上被隔离审查。

在县委机关小范围的批斗会上，我父亲不知如何是好。他多次用求助的眼光看向主持会议的马书记，马书记则有意避开……在大伙的连连批斗下，我父亲只好说：“我也不知道它跑什么地方了，反正我没贪污……”

在所有的批斗者中，有一个人是最积极的，他就是办公室的另一位副主任巩海峰。因为他与我父亲都在追求我的母亲，被荣称为“县委一枝花”的打字员李梅。

巩海峰对我父亲是不依不饶：“就你自己保管，你没贪污，那是谁拿了？”

我父亲只好辩解：“我真的没拿……”

“那难道是它自己长翅膀飞走了？”巩海峰挥拳要打，被马书记制止了。但这人马上又抬出了另一个任何人都没想到的问题：“还有，你在青岛上学期间，涉嫌参加国民党的军统组织。你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

“胡扯，这是血口喷人！”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绝不是任人拿捏的人，他马上跳了起来，“这是无中生有的事！当时，我只是参加了一位老师组织的抗日活动，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更没参加什么军统组织……”

“那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

“那是因为我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等于参加了国民党，更不能等于参加了军统组织。”我父亲据理相争，“再说，那时提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我父亲终生不改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最终在14年后要了他的命。

这时，马书记讲话了，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是谈经济问题，而非别的，我看这样吧，这事先别急，还是让王世荫同志自己考虑一下吧。王世荫同志也是个老同志了，谅他会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呢，历来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我要见我爹！”我父亲当时吼了起来。

没想到马书记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父亲的要求。书记表了态，其他人也就不便说什么了。

消息很快传到崮下村，我奶奶哭了一夜，我爷爷沉默不语。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急三火四地下了山。他始终坚信，他的儿子不会干这事的。

一见面，我父亲就嗷嗷大哭起来，趁着看守不注意，我父亲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爷爷立刻释然：“噢——原来如此。”

“爹，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爷爷思忖良久，沉稳地说道：“无论如何不能咬出马书记来。因为当时就你两人在场，没人为你作证。马书记来个死活不认账，你也枉然。如此，还得罪了马书记，他再来个落井下石，你就彻底完了。现如今只有一个法，就是咬死不知道，因为同样没人证明你偷走了。事实上你也没偷。这样，最多是个保管不慎，落个无头案。这样，就保住了马书记，保住了马书记，就有希望保住你自己！”

“马书记老是装憨……”我父亲愤愤地说。

“孩子呀，能装憨的人是最聪明的。”

最后，我爷爷这样告诫我父亲：你就来个一问三不知，我在外边再找找马书记。

我爷爷当然要找他！不找他找谁呢？

我爷爷大大方方地提了几斤核桃去找马书记，到县委大院他的家里找的他，大白天的，刚吃过午饭，而且是逢人便问。所以，大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马书记及爱人格外地客气，又是递烟，又是泡茶，我爷爷一一谢过：“马书记呀，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哪里哪里，我正想去山上看您呢。”

我爷爷不亢不卑：“这话我相信。这不，我这主动登门了。”

马书记又是一阵哈哈。

我爷爷继续说：“咱开门见山吧，世荫这孩子是你要来的，如今出事了，怪只怪他没经过什么历练。没什么社会经验。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马书记，还望马书记……”

马书记连连说道：“唉，王老先生呀，这话还用说吗？咱们谁跟谁呀？世荫这孩子有文化，又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好！”我爷爷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老鹰崮，“有马书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相信马书记乃真君子，说到做到。在下我先谢了！”

马书记也连连拱手：“理当全力保护。嘿，小巩那里嘛，好说，我知道这里也掺杂了年轻人恋爱的因素，您放心。”

听了这话，我爷爷从骨子深处佩服马书记的城府老道和政治伎俩。最后又搁下一句话：“马书记想必是明白人。世荫万一有差错闪失，恐怕您这当……”

“打住，打住！”马书记不再让我爷爷说下去，“这儿我说了算，我是县委书记，王老先生恐怕还不知道这次运动的政策吧？叫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所以，我只好……哈哈……”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我爷爷对这句话咀嚼了半天。

“哈哈……”最后，两个人全笑了。

事情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个不了了之是指没有被逮捕判刑。

马书记亲自对这个案子作了批示：没有证据证明王世荫同志贪污，此宝物极有可能被盗。建议加强对此类浮财的管理（以后就由银行统一保管了）。

但宝物毕竟是在我父亲手里被搞出的，我父亲受到了行政和党内处分：撤销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那时还没有划分行政级别）。

正好国家开始掀起经济建设高潮，枣庄矿区急需大批干部，当时称之为“上企业”。我父亲就被调到了枣庄矿区。名义上说是支援工业建设，实际上还是“变相发配”。凡是调去的干部，大都是有点毛病和不足的。我父亲虽不愿去，但也是不得不去。

好在，一枝花李梅毅然决定同我父亲一块儿调往枣庄。这就给了我父亲极大的安慰。以后，他们两人在枣庄结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所以，搞得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李梅的决定大大地伤了巩海峰的面子，他对我的父亲更加嫉恨在心，“文革”中的1967年，枣庄的造反派来沂蒙调查我父亲的问题，身为县革委副主任的他竟添油加醋，说我父亲曾参加过军统。正是这一结论，弄得我父亲至今下落不明。

我奶奶则以为枣庄是在中国的最南边，去枣庄又是“南下”，便急得光是哭，直到我爷爷说枣庄就在省内，不远，坐火车当天就到，这才不哭了。

当李梅第一次以儿媳妇的身份来山上看我爷爷奶奶时，我父亲悄悄地说，他仍没告诉李梅此次事件的实情，我爷爷用力地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用我们党内经常夸干部的那句话说：“王八羔子啊，你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