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该说说我父亲和我叔叔的时候了。

这两位岁数仅差一岁多，性格迥异，命运也大不相同的兄弟，是我爷爷一生的牵挂。他们一个在“文革”中生死不明，一个在台湾做了高官。

我的父亲生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阴历三月（具体日子我爷爷记不清了，反正是桃花乍开、杏花落败的时候）。我的叔叔生于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阴历五月（具体日子我爷爷也记不清了，反正是刚刚过了端午）。兄弟俩就差了十四个月。

当时我爷爷还挺害怕，哟，生得这么密，这不成了生猪崽了吗？不料想这担心竟成了多余。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后来的那位三奶奶，都没有让我爷爷的担心变成现实。尽管我的三奶奶为我爷爷生下了一个长得非常俊秀的女儿，可惜的是，我的这位小姑死于日军扫荡，死的时候才4岁，不然的话，我也会有一位姑姑了。

我父亲“文革”中被斗，生死不明，令我爷爷惆怅无限。而我叔叔呢？家里人一直认为他早死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军界退休后，才给我爷爷寄来了他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从相片上依稀可见我爷爷的模样，有一张是他身着少将戎装，在桃园机场视察国民党空军部队的照片，这张照片大些，更能辨出我爷爷的模样。

山上的杆子们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尊称我父亲为“大少爷”，尊称我叔叔为“二少爷”。他们的大号王世荫和王续荫却无人叫起。

人们公认的是“大少爷调皮”，“二少爷老实”。

我爷爷说，我父亲从小就调皮，不安分。小时吃奶的时候，不知道换气，只知道一口气地吃，憋极了就哇哇大哭，我爷爷不明就里，就凶我奶奶。当时山上没有别的女人，更没有懂得侍弄小孩的女人，所以也是干着急。一到了阴雨天，我父亲还烦躁不安呢，不愿在屋里呆着，偏要我奶奶举着雨伞抱着，站在屋门口，听雨打雨伞的声音才不哭。而我叔叔就不，只要吃饱了，就不哭不闹光睡觉，睡醒了也不闹，只知道看着屋顶傻笑，除非是尿了床才知道哼叽两声。我爷爷说我叔叔最省心，我奶奶可以放心地干点家务活，只要屋里放只猫就行，放只猫是为了防老鼠。有一回，猫被我父亲抱出去玩了，几只老鼠就围着我叔叔吱吱地乱转。亏了我奶奶正好回屋拿东西，才赶走了老鼠，不然，我叔叔的耳朵和鼻子未必就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半个鼻子或半个耳朵，他就不可能在抗战后期参加国民党山东游击总队的沂蒙保安团（团长就是王达礼），更不可能在多少年后升任国军少将。

在我父亲五六岁的时候，我奶奶已经看不住他了。他一有空便满山的乱跑。后边还要跟着我叔叔——他的“小护兵”，高兴的时候兴许还封他个“副寨主”的称号。“寨主”当然是他的。兄弟俩满山地跑，我奶奶就颠着双小脚在后边追，边追边喊，但这都没有用。

为了管束这对小冤家，我爷爷特让杆子里的“字匠”（即文书一类的人物）“半车书”来当他兄弟俩的启蒙老师。“半车书”是这位老字匠的外号。当年50多岁，原是位清末的举人，自称“学富五车”，人很正经，正经得有点酸腐。故杆子里的众弟兄便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半车书”。那四车半呢？让他老爹吃喝嫖赌糟蹋光了。他是在穷困潦倒之际上的山，我爷爷看他挺可怜，便收他做了“字匠”。杆子里的“字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负责队伍里全部的文书工作，如造花名册、籍贯表，起草公告、帖子与官军的联络文书、奖罚文书等等。尤其对那些大字不识半个的文盲匪首来讲，“字匠”往往是半个军师。

我父亲及我叔叔倒还聪明，尤其是我父亲，脑瓜最好使，教他的字与文章，很快就能记、背。什么三字经、百家姓统统不在话下。我叔叔往往要慢半拍，但在我父亲的提示、帮助下，也能很快跟上。

我父亲有时提些问题，总搞得半车书答不上来。他问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是姓赵的在前边，而不是别的姓在前边？”

半车书支吾半天，只好作如下回答：“先人所传，不得而知……”

我父亲便接着说：“我想给他改过来，改成王钱孙李，周吴郑赵；或是别的什么，反正王字姓要打头。你没听说王字乃大王、国王、寨主之类的意思吗？”

“我也要这么改，我哥是正王，我是副王。”我叔叔也跟着帮腔。

“不得胡来，休得无礼。”半车书扬扬手中的戒尺，那是我爷爷亲自授予他的，可随时用予惩戒，并且要真打。

也只有在这时，我父亲兄弟俩才会安分一会。

但过不了半天，我父亲又会提些刁钻的问题：“李白是个大朝巴（老家方言，即傻子的意思），干吗用铁棒磨针，铁棒那么粗，什么时候才磨好，用个洋钉不就是了。”

半车书作耐心解释：“此乃一种比喻，喻人做事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会成功的。”

我父亲并不认可：“用洋钉磨成针就够累人的，这比喻也就行了。用铁棒比喻还不把人比死？”

过了些日子，半车书找到了我爷爷，恭恭敬敬地说：“大掌柜的，老朽这般学识怕是教不了两位少爷了。如今，城里新学正盛，何不妨将他们送至山下。也好多纳济新潮，开阔眼界呀。”

我爷爷便说：“我何尝不想让他俩早日下山？只是你嫂子老是不舍得嘛，不过，先生既然讲了，就容我再思量一番。”

不久，我父亲又闯了一次祸，终于促使我爷爷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这次祸是一枪打出来的。

这天，趁着半车书不注意，小兄弟俩又跑了出来。哥哥说，咱去抓山鸡。弟弟说，还有山鸡蛋。于是，小兄弟俩一阵小跑，便无了踪影。但他翻来找去，也没遇上什么山鸡，却碰上了巡哨的一枪准和他的几个弟兄。

老实说，这些杆子们都挺喜欢这小兄弟俩，一枪准上来就使了个下马威。

“好呀，二位少爷，又是逃学堂了吧。”

当哥哥的说：“才不是哩，我俩……”

当弟弟的说：“我们是要抓山鸡的。”

“抓到没有呀……”几个杆子一齐逗他们。

哥哥挠挠头皮说：“嘿嘿，没抓到。”

弟弟跟上一句：“可我们上次抓到了，是只小山鸡……”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群鸡。正在一只大公鸡的带领下咕咕觅食。当哥哥的一下有了主意，他摸了摸一枪准的枪托。

“大叔，都说你是一枪准，可俺没见过，你要真有本事，就给我一枪打它一只……”

“我要是打准怎么办？”多少日子没打枪，一枪准手也痒痒。

哥哥说：“你要是打准了，我让俺娘给你炖了下酒。”

弟弟不乐意了：“那我怎么办？”

哥哥有点嫌他没出息：“两个鸡爪子都给你。”

在大伙的哄笑声中，一枪准一枪打翻了一只鸡。说来也巧，是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当天后晌，鸡的主人，崮下村的一位老太婆就找上山来了。一枪准听说了，直冒冷汗，就等着脱裤子了。脱裤子干啥？挨军棍呗！因为“山规”有规定：不抓不杀母畜（母猪、母羊、母狗、母牛、母马、母驴，当然也含母鸡），违背者，至少20军棍。

我爷爷当众把人集合起来审案子，小兄弟俩吓得直哆嗦，我爷爷索性让人把我奶奶锁进了号子房。

我爷爷怒气未消：“一枪准，你也是个老杆子了，可知打死母鸡该当何罪？”

一枪准嘟囔了一句：“是大少爷让打的。”

我爷爷更火了：“他让你吃屎，你吃吗？”

不料一枪准一下提高了嗓门：“吃！让吃就吃。”

一句话，把大伙都逗笑了。旁边的老太太得知是小孩子闯的祸，就连连说情。我爷爷这才决定：20军棍一分为二，一枪准15棍，我那可怜的父亲5棍；赔老大娘银元两块（那时候两块银元就可买一亩地），死鸡当然也让人家拿走了。我叔叔则为了最终没能吃上鸡爪子而哭泣了半天。

耿直的一枪准凭着一枪一只鸡的功夫，在几年后的穆陵关遭遇战中，一枪干掉了日军的小队长横二。可惜的是他死于1952年3月的“镇反”（我爷爷的保信迟到了半天——是何原因，后边会谈）。

小兄弟俩也因这次闯祸，被彻底放到了山下——正是这次进城，使他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接触到了新文化、新知识，为他们日后各自选择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小兄弟俩的下山还成就了我爷爷与我三奶奶的美好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