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演奏从我父亲那儿手把手学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自作投入地感动，原来当时我竟远远没能理解他们的感情，我心中的“爱情”曾经只是教科书般的宣讲。太太究竟如何爱她死去的丈夫，我需要去读她的表情，她的行为，可能还有她不为任何人所知的隐秘的一面，连豆干也没见过。刘阿姨爱下水道先生是用骂的，任何小事都能引发争吵，这是一种咳嗽式的爱情。蓝围裙老先生究竟是不是爱着他的杜鹃鸟，这事不得而知，我倾向于相信这个结论的理由是，他举动之疯狂和陷入爱情不可自拔的小伙子如出一辙。

在我二十年的生命里还未曾真切感受过爱情，但青春的开始有那么一个标志性事件。

按照经验，再没什么比一节下午的数学课更好的催眠方式了。那天有所不同，讲到半堂突然一阵莫名的兴奋在全体男生中间传播起来，再没有什么人昏昏欲睡，所有男孩都在脚底下夸张而明显地传递着什么东西，那神秘的东西让大家的表情微妙又喜感。这样的传递终于经由前排一个男孩来到我的脚下，它碰了我的脚尖，当我挺直了背向后仰，把眼光往桌下瞄去时就明白了一切。

那是一片卫生巾。

我猜我同时还知道了它的来源，而且我能肯定那是从左边第三个女生身上掉下来的，她的表情如此与众不同。我知道一些秘密，就有不声张的责任。没有人可以出面阻止这场令人尴尬的兴奋狂乱，所有女生都选择置身事外，包括平时严厉的女班长。讲台上的数学老师也刚刚才从师范学校毕业，她讲课内容枯燥但态度温柔腼腆，所有男生都以为她不知道，我猜她可能也只是装作不知道。她要考虑的事情更多，如果贸然终止这场闹剧，未必能使厚脸皮的男孩们感到羞愧，而且还等同于要使一个女孩的隐私曝光，她有着一种典型的束手无策的年轻。

最终我把注意力回归到失主身上，她低着头忙着沉思一道难题，对周围的一切都应该充耳不闻，明亮的光从窗外打进来在她脸上布置成伦勃朗式的古典文明，她是它的法定传人。

洗衣机的轰鸣声盖过了这世界上的大部分声响。我看见自己又长高了一些，另一个标志是长的头发代替了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男孩们流行的短发长刘海，他的后脑勺草般茂盛起来。他移开了死死顶住门口的椅子，慢慢打开门来。他的面貌有细微改变，但让人觉得不讨喜的原因不在于此，在于精神。

我固执地认为男人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段将要来临，不是在吃喝拉撒都要靠父母的婴儿时期，也不是风化腐蚀干枯的老年，恰恰是在眼前。这个低谷是突然跌入的，从纯真的男孩到强烈地抗拒着整个世界的少年，只需要短短半年时间。与其责备时间，毋宁说改变一个男孩的是突然降临的大量的需要隐藏的秘密，为此他将回归一种原始的动物警惕，一种可怕的自我正确，据我们所知也有许多人的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到时光消磨脑门。

这些态度全都明确地摆在脸上，所以他看起来害羞又骄傲，正如我在年复一年的家庭聚会上见到我的表弟堂弟时感受到的，他们对交谈和食物一概冷漠，手机就是个茧。他在洗衣机旁巡视一番又迅速离开，再折返时手里拿着一条内裤，一阵刻骨铭心的颤栗。他把它扔进那个搅动着的漩涡里，像毁灭了魔戒似的松了一口气：今天这个秘密再也不会被人发现了。魔戒是个有关欲望的暗喻，人们要毁灭它容易，但欲望总会产生新的一个。

如今我真正感受到的爱情与青春不同的是，它时常是凝滞的时光。突然地呆立伴随一阵浓重的呼吸声，床的心就是枕头，不知该塞到什么地方合适，从后院跳上窗台的每一只鸟都受到隆重的欢迎仪式，它们是爱人的眼睛，寻遍世界每个角落的眼睛，它们会把自己所见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心上人。沉浸在这些时间里我总是不知所措。总得做些什么，别让那无休止的小火没日没夜将我煎烤，演奏无穷动的小臂很快会疲劳，在此之前我想再一次见到那个女孩，迫切地想。

后门的门框上挂着一只大温度计，面向外监视着那个花草世界的天气。酒精里添加了鲜艳的红色染料，我有很长时间认为里面装的是血，想象着我们身体里的血随着温度忽上忽下，最好的时候血液可以达到脑袋的高度，不至于总用脚底板思考。

初中毕业体检时我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血，医生扎破了我的小臂，从里面抽出墨红色的液体，我发现自己的血是黑的，完全没有温度计里这么明亮。那只温度计上面连着一根大弹簧，这样豆干也可以把它拽下来看，她会抢在妈妈前面报出数字，然后松开手让它弹回去忽上忽下地摩擦着门框，弹簧是少有的可以与你互动的静物之一。早些日子温度计显示外面的耐旱植物仍在与摄氏零度搏斗，我们就耐心地等，这个春天终于还是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温度稳定到10摄氏度的时候，房东太太决定再一次带我们出门踏青。

我们仍然坐着那辆小三轮车，仍然是那条我梦想中的小道，在公墓的路前选择了另一条岔道（我有些舍不得离开那片亡灵的乐园），我们摇摇晃晃往油菜花田更深处走去，伴着花和蜜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黄。

我是这么猜的，一幅画、一首音乐或是一段文字的密林，深处一定有什么是它想展示给我的，我将永远抱有期待，无论是否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它。

我们就这么在小路上晃悠着，我把那封信拿了出来。我们出发之前邮差来了，这个家很久没有收到过信，所以对它很好奇。豆干鼓着腮帮去开门，腮帮里是颗奶糖，她回来时径直把手里的白信封拿给我，食指上的一点糖浆永远印在了左上角，此前她一定抠了嘴巴。这封信不是给太太的，也不是给豆干的，而是给我的，封口的糨糊溢出来，染上了旅途中的风尘，而且没有寄信者的署名。所以豆干看到我在小车上把它拿出来，问：“谁寄来的？”

“还不知道。”我说。我从缝隙里把右小指塞进去，轻而易举挑开了它，有一些糨糊到现在还没干透。两张打了横格子的作业本纸跳出来，密密麻麻写着它们是两个故事，刚好各自占满了一张纸，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字说明它们的来意，没有问候，没有透露作者的信息。但我还是明白了，因为我知道其中一个故事，我把它讲出来，在油菜花小路上讲给大姑娘和小姑娘听，她们很喜欢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我在屋顶上听尖嘴猴子讲的，下水道里住着的灵魂幽幽爬上来，看到它的孙子和孙媳妇每天争吵不休的故事。他把它写得很生动，包括灵魂飘动着像柳絮一样，它坐在洗衣机上被甩干桶震动得好像布丁，看到两口子吵架笑得掉在地上又弹起来……在作者看来灵魂就是无形的气球。

一些描述让房东太太乐得使不上力气，我们刚好走到小路的一段上坡，于是就又滑下去，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第二个故事看起来更奇妙。他拥有一台电脑，日夜相伴，有一天突然发现屏幕上的鼠标箭头会在自己离开时飞起来，苍蝇一样环绕房间，然后趁自己回来之前重新落回屏幕上装得可怜又无辜。他以为自己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产生了幻觉，接下来几天就留心观察，终于确信这不可思议的事真的发生了。于是一天夜晚他悄悄藏了一只苍蝇拍在床下，眯上眼睛装睡，待到午夜时分鼠标箭头果然又傻头傻脑从屏幕上起飞了，它环绕四周，甚至趴到他脸上去，肆意大胆同苍蝇一般无二。他瞅准了一个机会跳起来猛挥动蝇拍，在窗玻璃上扇出一声巨响，但揭开查看战果时发现什么都没打到。他又去看电脑屏幕，使劲晃动鼠标，那只小箭头再也没有出现，直到现在都没出现。

这个故事让三个听众目瞪口呆，太太什么表情我在后面看不到，但豆干一直在我对面皱着眉，过了好久她说：“挺有意思！”

豆干是个冰美人，让她说出四个字的夸奖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将来会有无数小男孩为了这样的夸奖绞尽脑汁干尽傻事，她吧嗒吧嗒嘴巴，然后对太太的背影喊：“娘亲，咱们也买个电脑吧？”

太太不说话，豆干又追问一遍，太太回过头来使劲儿说：“不买！”那封信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就这样古怪地结束了，我们好像走完了一段明媚春光，又回到清明节湿漉漉早晨的沉默中去了。

豆干一声不响抠小毛衣上委屈的线头，线头越拉越长，就像年轻人才会犯下的错。太太可以在自己心里为不买电脑找一百零一个理由，其中一百个是为“我们拿不出钱”服务的，这种痛苦历久弥新，一个人的孤苦尚可忍受，但不能给孩子想要的东西就如同否定父母价值一样。沉默对于我是另一种痛苦：思念，幻想和思念。我们娘仨各怀心事，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我看见油菜花褪去，一片捱过了寒冷很快就会变黄的麦穗。

我看见两个人影正沿着田垄一前一后走出来，把脚印留在身后深深浅浅的泥土上。是两个女孩，穿着彩色格子粗布衬衫的走在前面，认真盯着脚下小心选取着落脚点，直到跳上小路前都没注意到我们。另一个女孩跟在她身后，硕大的草帽戴在头上，显得小脸只有巴掌宽，她笑嘻嘻地把自己的脚印盖在前面那个女孩的脚印里——比她的脚小一号，躲在她的包裹下。

我反复观察着后面那个女孩半躲在草帽下的脸，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出现了。一只暖黄色的小下巴的灵巧，和记忆里清冷漂亮的那个形状，锐利地贴合在一起，它们就像同一个印模上了不同染料在不同背景里盖出来的一对。

她就是那个在公墓里向我借小扫帚的女孩，我用这样的细节确认她，笑起来下巴微微扬起，嘴巴与颧肌夹角浮现一块迷人涡旋。神明啊，我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与她重逢了，我可怜的早上连脸都没有好好洗。

我们的小车停下了，太太看着两个女孩先后从田地里走上来，我以为她也认出了她，她知道我对眼前这女孩朝思暮想，那她会怎么做？我脑子里一片焦急的空白，就像纸浆贴在燥热的烘缸上。两个女孩站定了看看我们，冲我们微笑点头（我的心脏一定停跳了）。

“莹莹，你妈妈在家吗？”太太冲两个女孩问。

“她在家，她跟我说了你们要来，我就跑来接你们。”穿格子衬衫的女孩说。然后她迅速地和另一个女孩交接了几句耳语，笑得东倒西歪，突然又站直了大声喊道：“拜拜，记得打电话。”她伸出拇指和小指在脸颊上晃了晃，另一个姑娘也这么回应她。

“拜拜。”戴草帽的女孩笑着说。

我感觉自己又一次要错过她了，有什么无形的物体正迅速从我身上抽离，后来有个修行者坚持认为这就是灵魂出窍，他用饿死鬼面对食物的热情建议我将这种精神提炼的尝试继续下去，我认为他的教导是舍本逐末，他只看到修行体验，却总在忽视爱，他不会再有任何进步可言。

我记得在那顶晃动着的大草帽消失之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被十点钟的太阳暖热的空气，却仍没能形成有效的语言。反倒是豆干无比机智冷静，一部分原因是，她还是个小姑娘，在语言上拥有超出我们所有人的勇敢；另外的，她是个旁观者。

她大声喊：“姐姐！”

这样两个女孩同时回头了，她对戴草帽的女孩说：“姐姐，请你吃糖！”

她从三轮车上站起来，把手掌递过去，里面放着一块在衣服兜里拨弄了很久的玉米糖。那个戴草帽的女孩就又转回身来面冲我们，她摘下帽子，大胆地让那把乌黑的辫子曝露在阳光下，呈现一种莫名美丽的光泽。她走过来伸出手（异常纤细），豆干把自己手里的糖按进她手里，她还了一个大大的微笑，两道眉摆出更加俊俏的模样，她说：

“那姐姐也给你个小玩意儿。”她摘下自己头上一只黄色发卡，亲手把它夹在豆干的小脑袋上。

“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太太对自己女儿说。

“没关系的，”女孩连忙对太太摆手说，“这是礼尚往来。”她扫视了太太和一直闷不吭声的我，认出了我来，用了一种一声不响的问候，又捏捏豆干的脸，终于这么笑着离开，渐渐成为小路上的一颗糖豆。我是重力坍塌的一颗濒亡星球，逐渐收缩成核桃仁，不重要的东西全都挥发进了茫茫宇宙，剩下的全部都是对那颗遥远糖豆的向往。这种情感将在今晚愈演愈烈，因为豆干会趁着夜色沉默地闯进我的房间，偷笑着把那只耀眼的发卡别在我的头上。

敲打木鱼。以呼吸为拍，敲出稳定的八分音，时而前八后十六，听不懂的各种口诀，有人应和着摇响清脆的铃，太太很安定地作一揖，烟尘好像这才从炉中升起，画了个圈把我们套进去。

太太没跟我们说这次是要去莹莹家做客，也没说会在途中拜访道观。主殿门口一个道士半蜷着横坐在小马扎上，我猜他要是站起身应该很高大。他很不舒服地蜷着是为了操作面前一张高凳子上的法器，我能看懂的只有一套木鱼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道士。他的头发真的和影片中的人物一样盘成髻，发髻已经花白，他已不年轻了。他穿着青褂子，下面还打起白布束腿，专心念诵，仿佛我们不存在。在人群标准像摄影中，我见过一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萨米族黄发小男孩，穿着一双绿色高筒小胶鞋坐在大石头上，常常挥舞的棍子搭在肩上，右手把石头上的伙伴——一只俊俏的小猎犬，亲子般随了他的清瘦——欢欣地揽在怀里，手掌埋进它胸前一片柔软的白色中。我觉得眼前的道士有着相似的准确，他的着装、行动和态度都莫名地符合想象，不能被外界任何变化打扰的准确。

椅子左边，坐着的道士正对面，站着一个道姑。她矮且胖，这让同样的一身短袍在她身上臃肿起来。与他不同，她戴着个圆形露顶的帽子，发髻刚好从顶上露出来。在他敲打木鱼时，她密切注视着他，伴着那细细绵绵的敲打声，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稍微比他年轻一点儿，但不好看，小眼睛，皮肤也松弛，仿佛比他还老。

有那么一刻我心里冒出个念头，有点亵渎神明以至于我在这烟雾缭绕的观前连细想都不能。直到太太领着我们重新走出来我才敢对自己说：她可能爱着他。这里面的规矩我不懂，不知道他们之间允不允许爱的存在，可能是这样，她爱着他，但只能用静静注视着的方式，他或许也爱着她，但他藏得更深，在她注视下的念诵就有了别的意义。他们就像双人床上硬摆在一块的一对不搭调的枕头，一只破败不堪，一只臃肿丑陋，但爱情有千奇百怪的模样。我时而觉得任何宗教神明都会对爱情网开一面。

三轮车上坐不下第四个人，我们干脆就用走的。太太推着车和莹莹并排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豆干却没下来，她占据着整个车斗。两个人在前面交谈着，豆干偶尔插话进去，我半句话也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