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嫁到这里之前姓陈。她在船上与他相遇时，他正夸张地与一张粘在鞋底的不干胶搏斗——左脚踩住，右脚就能得到解脱，可左脚又被缠上了，反过来再重复一遍。她觉得这个男人很滑稽，他不像其他同样穿着亮闪闪黑皮鞋的人那么做作，自然的情绪会显现在他脸上，当他差点撞在她怀里时，一抬头脸上羞红一片。

她是皮料商家的大小姐，见过无数体面公子，吃过无数山珍佳肴，但所有大户人家的骄傲和所有名楼高厨的心血都不能让她满意。

陈家的当家，她的爸爸，读过几年书，自打二十年前那个小胡子郎中满脸堆笑跟他耳语那天起，三个老师被请到家中，他们将把自己的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陈家大小姐。

第一个老师教读书写字，这和平常的老师没什么区别，但还教她骑自行车和杀狗；第二个老师是教琵琶的，当然也负责唱歌的部分，烟酒事项被禁止了；第三个老师看似最轻松，专司麻将，但事实上这倒是最麻烦的部分。女红陈夫人负责，自家的大厨水准也不输大饭店，而拨算盘明掐暗斗，陈老板却没打算让闺女碰，他得给自己将来的儿子保留一点独享的东西。

于是陈大小姐就嫁不出去啦。

当时还没有火车，往来这条航道，人们是坐船的。宽敞明亮，她坐在船里柔软的沙发上时，却还是发现自己不喜欢蒸汽船。它要是患上肺痨可怎么办？望着巨大烟囱时，她就开始回想老家的舅舅一根接一根抽烟，他一咳嗽整个屋子就跟着咳嗽，后来就咯血了，再后来就没了。船上的锅炉声也令她烦躁不安，走来走去的水手统统都板着脸，有可能的话，这将是最后一次乘船旅行。

糟糕的环境会把一切破坏掉，食物、海风、心情以及在一个慵懒的午后能想到的更多无辜的东西。她穿过走廊，正准备回两层以上的住室，在楼梯上遇见了跳着脚的滑稽男人，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他把她逗乐了，这很难得，她就走过去探出自己的脚帮他踩下那块神奇的小纸。说来奇怪，她第一次离陌生男人这么近，他的肩膀就在她眼前，她甚至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并深信他们彼此都在像动物般交换着味道，先脸红的却是他。

“它又粘到你脚上了。”他说。

她笑了笑没说话，继续拾级而上，任凭那块不干胶跟在鞋底，她知道背后的目光一定也像不干胶。这是大小姐矜持的特权。她瞬间就想起了昨天晚上在甲板见到的一颗流星，那是一些细小的碎屑被巨大的星球捕获的欢喜，它的稀缺之处是，那光芒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受到美，无一例外。

男人的家就在这天要停靠的岸上，时间尚早，她就跟他下船四处走走，第一次就拜访了他独居的小屋。第二天下午船又要重新起航，他送她到岸边，本来按照他的设想，两人的缘分就终止在一声汽笛里了。一想到此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她就乱了阵脚。他在船下注视着，她走上舷梯，却迟迟不肯爬上去，最后终于跳了下来回到岸上，变成了他结婚证书上的另一个名字，后来在人们口中获得了另一个名字：马太太。

那是战乱的年代，人们上船总是为了逃难，她的父母试图说服整条大船掉回头去找他们丢在半路上的孩子。可船头仍旧笔直地指向一个只有船长才知道的地方，在其他所有人看来，四面的海毫无区别，风景的伴佐是一位富商太太时常在甲板上因思念女儿落泪，她的小儿子则不安地拉着她的袖子，掏出所有手绢递给母亲。

她丈夫的遗传性心脏病在他们结婚十年之后迅速地毁掉了她的生活，以至于当她弟弟终于带着经年寻找的疲惫出现在她面前时，只看到一对相濡以沫的母女，朝阳的房子里每日相夫教子的幸福早已不见痕迹。弟弟告诉她父亲去世了，不分昼夜与同样的遗老们打麻将，就是母亲躲避现实的方式。一些后悔就涌在眼眶里了。至少她觉得自己不应该一时冲动抛弃三位亲人，十年里即使思念他们也无处可寻。她带着女儿去见妈妈，经历了时光摧残的两个女人如此相似，五官的痕迹、举手投足的优雅、内心的骄傲。刚六岁的小姑娘被她舅舅抱起来，镜头里就出现了这世界上第三个与她们如出一辙的女人。

跟那张合照一起被带回来的是藏在大洋彼岸另一个家里的旧照，黄得温润，她最美丽的时光就封存在一个侧影里，像君子兰花盆里倒扣的鸡蛋壳或心宿二一样美好又古老。

十年里她成了这里最会养花的女人。她教每一户人家摆弄植物，不好意思收钱，人们就送她鸡蛋和豆酱。早晨她给豆干煎了一个形状完美的鸡蛋，自己一个人到院子里看她绿色的孩子们，很快豆干的声音从门廊传来，她喊道：

“妈妈我还想再吃一个。”

她正忙着给葡萄浇水，就朝声音来的方向喊回去。

“只能吃一个，把汤喝干净。”

“今天星期五，”豆干又喊起来，“星期五是可以吃两个煎蛋的日子！”

“那以后星期五也只能吃一个。”她回答。她发现了准备悄悄爬走的虫子，伸手把它捏下来扔在地上。门廊里没了回应，她本来准备了更多词来对付女儿的语言抗议呢。她收起白铁水壶，想去看看是什么造就了不正常的安静，瓷器碎裂的声音就恰好出现了。

豆干怎么就那么喜欢吃鸡蛋呢？就跟她在二十年前旧家里养的君子兰一样，把鸡蛋壳扣在它盆里，它就能把碧绿的叶子长结实，开的花又大又漂亮。

而豆干的爸爸喜欢吃豆干，她也就有了这个小名。

豆干自己跑去厨房找装鸡蛋的篮子，她费尽心机把凳子搬进厨房，站在上面依然不够让她看到篮子里的情况，一只小手在费劲打捞想象中的鸡蛋时，胳膊肘打翻了一摞印着绿花的碗。她从小凳子上摔下来，一片碎下来的豁片正在那里等着割她小手的鱼际。

在响亮的哭声中翻箱倒柜。

自打丈夫去世后她就没找到可以用创可贴的机会，那几片创可贴就在抽屉里呆了好几年，贴在豆干手上时已经不怎么粘得住了。好在伤口不深，豆干哭累时血就止住了，她已经忘掉了鸡蛋的事，还试着帮忙清扫瓷片。

“放着别动。”她对豆干说。

难能可贵的是，从小她就被教会如何蔑视物质。她从不缺少也从不在意金钱，如果她留在父亲身边，当然会一生专注在比金钱更可贵的事物上，可从十年前那艘船上跳下来，没有任何金钱家当的念头在她脑子里闪过，爱的热烈已经把一切烘透，只要带上生命就行。所以过去十年他们不得不过得艰辛一些，名贵的装饰被换成了阳光雨露一样自然的东西，海风让人忘了脂粉。

从母亲和弟弟的家里回来时她带上了新的花种，把它们种下，她决定这次花开之后再也不送人了，她要带到集市上卖，这样那只为了安葬丈夫而当掉的镯子就可以重回它的抽屉，继续在白绢里与它的另一半长相厮守。可今年还有一季没过完，她该怎么告诉豆干，鸡蛋已经吃完了呢？

门铃响了，她穿过走廊，猫眼里出现了一棵树。豆干发现早餐的筷子此刻竟然还在手里，走廊里三盆不同的菊花盛开着，一个季节天生的主人，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的封赐，它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和主人们一起迎接新的生活。

“车站的告示牌说，您这儿有个房间要出租。”

“是……”

“能让我看看吗？”

“我是要出租，但没打算租给一棵树。”

“我不是树，我是人。不信您开门仔细看，底下有腿。”

车站告示牌上隽秀字体的主人终于出现了，她像街上所有人一样好奇，反复仔细地看着对方的腿，好确认那确实属于人类。我伸手拨开树枝，把脸露出来。

“我也没料到一天晚上它就长这么高了。”我想我在她眼里肯定是奇怪的男孩，“能先让我把箱子拉进去吗，外面太热了。”

发现一双好奇的眼睛比发现阁楼可以通往房顶更让人高兴。我把箱子放在客厅里，跟着女主人走上楼梯，偶然一回头，小小的监视者就退回楼梯侧面的死角里，但一只手留在栏杆上，一个创可贴把我瞬间带回了十年前一个亲切的夏天。阁楼房间里充满各种各样的痕迹。比如一根没入墙中的钉子的昴星团，蜡笔就着它画出另一只眼睛和整个人脑袋。一个圆形顶的小房子，用上了紫和黄两种颜色，旁边的木头上有一块三角形的疤，蜡笔把它想象成朝左边飞速行驶、车顶漫画般地被拉伸的小车。所有的地方都有被擦除的痕迹，但笔痕比想象中更加顽固。

“是豆干画的，嫌不好的话可以贴墙纸。”

“豆干？”

“豆干，过来。”女房东立刻对着楼梯喊，那里就听话地冒出个脑袋来。

那是个小一号的房东，这样的母女根本无需验证，那眼睛和鼻子就是无法毁灭的标签。

“画得挺好，虽然我不懂，”我指着其中一张画，“这是一只狗吗？”

“是狐狸。”

“狐狸的脸不是尖的吗？”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她说。

“那这个圆的呢？”

“是鸡蛋。”

我就不再问了，我早就过了可以放心把狐狸画成狗、把鸡蛋涂黑的年龄。

末了我说：“画得真好，千万别贴什么墙纸。”

但听我说话的人怎么突然就哭了，我得说这个女人哭起来比平时年轻，有人嫉妒她的美就让她伤心，却适得其反地成了美的药引，苦得透彻。

虽然我还不满二十岁，但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每个男人总得备上个香囊，费尽心机把安慰女人的话搜罗进来，反复演练以备不时之需，防止在关键时刻说出一些没水准的话，让人觉得你的大脑压根连条沟都没平得像白渣渣的豆腐块——“您别伤心啊，我租下了，我租我租……”

可不管怎样，这天晚上我已经能坐在房顶重新看那些我久违的朋友们了。

《夏小正》里说，这个季节刚好又能在很低的地方看见角宿南门，但那是几千年前的经验，今天，至少今晚不怎么适用。

第一次眺望这个村子，一面是海，那是我来的地方，还在靠海的车站睡了一晚；另一面是小山丘，昨天晚上睡不着时，月亮就刚好从那儿升起来。

村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不亚于一个城市。一些三四层的小楼依然没有树高，最显眼的是远远一座塔突兀地立着，所有的房子都仪式般给它让出地方。

我觉得我喜欢这地方，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回头，那双好奇的眼睛就又退回到阁楼里。我探下脑袋，她继续躲避树和人组成的怪物的目光追击。

“豆干。”我叫她。

这次她头也不回，化作楼梯上的一串塑料凉鞋拍打声。很快就听到了母女俩隐约的睡前私语，这一夜我不会被任何东西打扰，一只拇指长的犀牛被放在空空的书架上，开始它新一轮的警惕。

早晨我摇晃着脑袋下楼时，太太给我做好了清水荷包蛋，小勺子上的甜味瞬间就让我恢复了知觉。餐桌旁的母女俩都看着我，于是故事就从我开始拉小提琴说起。这次豆干不再吵着要多吃一个鸡蛋了，花草的例行浇水时间也一再往后推迟，为了让故事迷人，我尽力添加更多可信的细节，后来不得已有更多不可信的细节，杉针悄悄落进碗里又被悄悄捞起，两个人似乎都没发现。

作为交换的是她的故事，和更多的自酿葡萄酒，豆干吵着也要喝，被允许尝了一小口，并不是想象中饮料的味道，就从椅子上跳下，往客厅跑去了。

这算是我们建立信赖的一步吧。太太带上了她的故事，昨天傍晚哭泣的女人就像是个虚假的玻璃背后的空影。她继续说：“如果不是养活不起豆干，我不愿出租房子。有些话昨晚就该说，但我自己太失态，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不仅因为你我同是这村子外来的旅客，更多原因是你有勇敢的觉悟。”

“我隐约有点后悔，勇敢是害人的东西。”

“是啊，丈夫去世时我也这么想。但很快我就认识到，这才是我啊。”出身永远都不是用以自我介绍的几个字那么简单，几十年前那些教师们精心培养的、父亲竭力营造的，就是她起身时衣服的响动，迈步优雅的质感，不需要高贵逼人，只在不经意间形成一种独特又动人的力量。在她转身递给我的相框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家的男主人。相貌平平，但很体面，这种笑容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小姐第一眼见他就愿意亲近，也解释了豆干的小酒窝。

“树叶需要修剪，”她突然说，“跟我来。”

临近的陌生感令我感到无比奇妙，那就像从腰间两侧，胯上一点的位置被人捏住向上捻，正如我是将要成型的橡皮泥小人。我坐在后院一把小折凳上，许多花草注视着我，我的小杉树在一把园艺剪下落下徐软的胎发，胸口的疼痛告诉我一些新的枝叶正蠢蠢欲动。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工作是给人做广告。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把那件印着“经济林开采”的广告衫套在身上，我就成了他可以自行走动的广告牌，而且“这树真够挺拔”。老板和三十五把电锯已经做好了今年秋天随时迎客的准备，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一遍一遍在街上绕圈。

在所有好奇的目光中唯有一双格外精明，他从人群中伸出手抓住我胳膊，把我拉进小店里，问我愿不愿意为额外的报酬在脖子里或者树枝上、随便什么地方多加一个小木牌。

“另外，虽然不知道树能不能吃包子，但你要愿意的话，每天早上都可以来吃个饱。”

“我不是树，是人！”我从树枝后面露出脸，好吓他一跳。他倒吸一口气，把指头抠进面团里，面团就从指缝逃出去。

“先尝两个，再带回去两个！”镇定之后他说。

我知道身上已经蹭了面粉，还沾了一种嫌疑。我自己真的只是觉得，挺好吃的包子没有一人光顾，那就浪费了食物和汗水。况且那小广告牌真的轻若无物。

晾衣架丈量的是阳光逃走的距离。

第二天我真的要开始为自己也是个模仿者而感到羞愧了。我已经整整离家七天了，但我觉得像已有七年，我在阳台上模仿着一个讨厌的人，他的动作让我厌恶，但他发出的声响又令人迷醉，越是这种时候我越觉得世界带有恶意。

商家大部分时候不需要创造活动，他们只致力于交易，有些时候取巧的方式就像模仿本身一样简单粗暴。另外的原因，善良安插在我身上永远都是负面意义先行。

经过一条商业街的时间不需要很长，刚刚放学结伴而来的少女希望它再绵延上数百倍，甚至整个世界都由商店组成，卖各种新奇的小玩意，装饰她们所有的文具、抽屉和小梳妆台。那样的世界对我来说一定是地狱。

现在我身上不仅穿着最初的经济林广告，挂着包子店的宣传语，还多了西服店的广告牌，一家油漆店企图用“最清洁无害”的红色在我脸上写出地址来，树梢被挂上一只会随着走动均匀落下糖果的小桶，每个孩子在剥开糖纸时都发现了擦鞋店的优惠券。还有一顶倒扣的棒球帽占据了最后一片无人区，帽子正面印着理发店的招牌——一只眯着眼毫无创意的剪子。

一开始我可不是怪物，只是带着棵树。现在我真的是个怪物了。我和我身上所有的零件，连带那怪异的影子招摇过市，走到太阳落山，我和街区一并变得昏黄不堪。最顽强的一个孩子就跟到太阳落山，他把桶里最后一颗糖塞进屁股后的口袋，一跑起来就发现，这回轮到自己遍地播撒糖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