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有同乡和师生的两层。胡先生是徽州绩溪人，我是太平县一个包围万山中地名“岭下”村庄的人。论地理很接近。周围“岭下”二十里内，言语自成系统，但和徽州话还是差得很远。假如我打起乡谈，胡先生大概听得懂，胡先生若说起他那绩溪土白，我便半句也弄不明白了。现代人对乡土观念已甚淡泊，胡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岂屑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我虽不配称为世界主义者，可是常认中国人省籍关系、亲属关系等，极妨碍政治的进步，因之乡土观念也极不浓厚。不过觉得我们安徽能产生胡适之先生这样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骄傲，那倒是不免的。

我之崇敬胡先生并不完全由于同乡关系，所以这一层可以撇开不谈。

说到师生关系，也很浅。我只受过胡先生一年的教诲。那便是民国八年秋，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们班上教中国哲学，用的课本便是他写的那本《中国哲学史》上卷。我的头脑近文学不近哲学，一听抽象名词便头痛。胡先生那本哲学史所讲孔孟老墨，本为我们所熟知，倒也不觉烦难，不过当他讲到墨经所谓墨辩六篇，我便不大听得进了。再讲到名家坚白同异之辨，又《庄子》天下篇所学二十一例，更似懂非懂了。胡先生点名时，常爱于学生姓名下缀以“女士”字样，譬如钱用和女士、孙继绪女士……，尝使我们听得互视而微笑。他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杜威先生来华演讲，每天都是胡先生担任翻译，我也曾去听过一二次。杜威的实验主义当时虽曾获得学术界的注意，并有若干演讲纪录刊布出来，却引不起我钻研的热情，实际上是由于我的哲学根底太浅，不能了解的缘故。

记得某晚有个晚会，招待杜威，胡先生携夫人出场。胡夫人那时年龄尚不到三十。同学们以前对我说她比胡先生大上十岁，并立一起有如母子，那晚见了师母容貌，才知人言毫不正确。师母的打扮并不摩登，可是朴素大方，自是大家风范。

可惜胡先生只教了我们一年，便不再教了。我生性羞怯，在那上课的一年里，从来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谈不上到他府上走动，胡先生当然不大认识我。他桃李满天下，像我这样一个受教仅一年的学生，以后在他记忆里恐怕半点影子都不会有——但胡先生记忆力绝强，去年九月间，我赴南港，他同我谈女师大旧事，竟很快喊出他教过的国文系好几个同学名字。我以后即不稍露头角于文坛，也许胡先生仍然依稀记得有这样一个学生哩。

民国十七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时在中国公学任校长，家住江湾路。我曾和一个同学去拜望他，并见师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制麦饼，他请师母装出两盘款待我们。他说：徽州地瘠民贫，州人常到江浙一带谋生活，出门走数百里路，即以此饼作糇粮，所以这种饼子乃徽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我后来在《生活周刊》上写了一篇谒见胡先生的报道，谈及麦饼故事。后来在某种场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称赞我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大概从此脑中有了我的印象了。后来胡先生翻译一篇，题目好像是《米格儿》，是说一个女子不负旧盟，愿意终身伺候残废丈夫的故事。我又在《生活周刊》上作文赞美，以为此类文章对于江河日下的世风，大有挽转功效。胡先生第二次又翻译了一篇性质相类的，曾于小序中提及我的名字，说苏雪林女士读我所译的《米格儿》，写信鼓励我多译这类文章，我也打算译几篇云云。胡先生对于一个学生竟用起“鼓励”的字眼，你看他是怎样谦虚！

在那几年里，胡先生一有出版的新着作，一定签上名字送我，如《白话文学史》、《词选》、《庐山游记》、《胡适论学近着》等，他主编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每期都由发行部给我寄来。可是我为人极为颟顸，又奇嫩无比，接到他寄给我的新着，竟连道谢信都不回他一封。即如我在收到他替我撰写的一副对联（联文见我近着《台北行》“春风再坐”一节），也未有只字称谢。好像胡先生欠了我的东西，应该偿还。这些事我现在回忆起来，疚心之极，可是当时的胡先生却一点也没有怪我。气量之宽宏，古今学者中试问有几？

抗战发生后，胡先生奉命赴欧美宣传，我们没有再通信。直到三十八年，五月间，我毅然离开武汉大学十八年的岗位，到了上海。听说胡先生那时也在上海正准备出国，打听到他住址去谒见他。胡先生对待我非常亲热，说我写的那封劝他快离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动了。我一共见了他两次，第三次我自杭州游览西湖回，带了一大包龙井茶叶和二包榧子送他。他出门去了，留条托侍役转送，也未知他究竟收到没有。

我以前写信给胡先生，仅称“适之先生”，自一九五二年胡先生来台湾讲学，我写信和当面说话，便改称“老师”了。自己年龄渐长，阅历渐深，“价值观念”也愈明了，对胡先生学问、人格愈来愈尊敬，觉得非这样称呼于心不安。记得一九五九年夏胡先生在师范大学毕业会上演讲，我那一年为疗治目疾，也在台北，听讲时恰坐在前排。胡先生演讲当然是关于师大毕业生为人师之道，不知怎么，胡先生忽然说为人师不易，他自己教书三十年，不知自己究竟给了学者多少好处，所以听人称他为师，每觉惶愧。譬如他所教的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出了好几个人才，像女文学家苏雪林，到于今还“老师”、“老师”地称呼他，真叫他难以克当。胡先生说时望着我笑，在台上的杜校长及其他几个也望着我笑，羞得我连头都抬不起。后来杜校长在他办公室招待胡先生等，我恰从门口走过，胡先生欠身对我打招呼，意欲我入内共享茶点，我竟匆匆走过了。我的羞怯天性至老不改，而大师之如何的“虚怀若谷”也可以更看出来了。

我对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弥笃。记得去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请我吃饭时，我坐在他客厅里，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疑幻疑真的感觉。孔子、朱熹、王阳明往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历代若干有名哲人学者也都不可再见，而我现在竟能和与那些古人同样伟大的人，共坐一堂，亲炙他的言论风采，岂非太幸运了吗？谁知这种幸运竟也不能维持多久，胡先生也作了古人了。

（选自《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