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来巴黎只有七个多月，为了争取生活的关系，每日埋头撰述中文稿件，寄到香港一个文化机关发表，很少机会和法国人士接触，也很难对一般社会情形作深刻一点的观察。现在只能将短期内，表面所见于法国的，向国内作一简单的报告，要想我作进一步研究，那只有姑待将来了。

自从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元气，均未恢复，法国人口增殖率本来比别国来得低，有人说是中了马萨斯人口论的毒。其实马萨斯是十七八世纪的人，离开现代已一百余年，他的学说初发表时，虽然轰动世界，反对他的可也不少。法国固然有许多人相信他的学说，也不过是少数知识阶级，要说他的学说竟支配了整个法国民族，自十八世纪直到于今，那便未免远于事理。因为除了宗教以外，任何学说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而马萨斯的人口论却不是宗教。

法国人增殖率之慢，有其内在的原因。有人说是由文化发展过高，一般人民运用脑力过度，生殖力自比较减退。关于这，笔者愧非生理学专家，恕难作答。照我看，法国人口增殖之慢，由于工业发达，下级社会——即生殖力最强的一阶层——的妇女都离开家庭，进入工厂，当然不愿养育孩子为生活之累。再者欧洲人乳哺一个孩子，的确比中国靡费数倍，当此生活日趋艰难的时代，真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一知怀孕，便千方百计地去坠胎。法国政府对于这件事虽悬为厉禁，效果还是微乎其微。消极的禁止既然无效，只有积极地来奖励。政府在国内遍设育婴院孤儿院收容弃婴和孤儿，提高私生子的社会地位。一对夫妇诞育孩子在两个以上，政府每月津贴他们养育费二万法郎。这个数目也算不小，虽然有人贪图，多数人还是不愿做孩子的奴隶。幸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视坠胎为莫大罪恶，即桑格夫人节制生育的办法，天主教也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严格禁止。法国民族之得绳绳继继，繁衍下去，天主教的教义，倒是一个中坚的力量，否则这个优秀绝伦的法兰西民族，不出数百年，怕将消声灭迹于大地了。

天下事权利义务必定相对，而后行得通，不享权利，单尽义务，最高尚的人还觉为难，何况是一般民众呢？我们中国人善于养孩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内争和外战，目前人口还有四亿七千数百万，这当然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社会的恩赐。宗法社会要我们每一氏族都永远传衍，所以有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惧祖宗之不血食”，“若敖鬼馁”来作警戒和鼓励。同时提倡孝道，子女对父母的反哺，乃是神圣的职责，违者以大逆不道论。中国大家庭制度，弊端虽多，好处也不少。中国民族之繁衍有人说全靠这个制度。一般民众也有一句口头禅，即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话五四运动以来，大遭时贤诟病。胡适博士于其诞育第一位公子时，作诗，有“只要你堂堂地做人，不必做我的儿子”，一时传为美谈。可是，我们知道养育儿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千辛万苦地把儿女养大，竟半点好处也得不着，谁又乐意？能够避生育，当然避免了。西洋人不愿意养孩子，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现在请举一目前之例，以概其余。

数月前，一个文艺界的朋友，谈起巴黎某区有一位老女作家，过去出身贵族，广有钱财，十七八岁时，在文坛便相当活跃。写了一本书，居然一鸣惊人，成为优秀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力非常之大，写作的方面又非常广阔。自少年时代到现在为止，创作连编译竟出版了五十多册书。她从前家中组织了一个沙龙，日与文人学士相周旋。嫁了一个丈夫，也是一个作家，兼任出版事业。他们自己有一个书店，夫妇俩的作品都在这书店发行。因为自己素性挥霍，又因两次大战关系，法郎贬值，弄得毫无积蓄，丈夫多年前亡故，书店盘给别人，连版权都盘过去，一文版税也收不到。还算书店看她面子，在四层楼上给了一间小房，作为她的住处，每月给她三千法郎作为零用。

这位女作家，八十岁上还在写作，现在已活了九十岁，虽然五官灵敏，神智清明，笔是早放下了。我们去拜访她时，只见满屋灰尘厚积，窗帏和沙发套罩破旧不堪。她身上穿的一件衬衫，多月不换，已由白色变成灰黑了。她见我们来很表欢迎，自己抖率率地在酒精炉上煮了一壶茶请我们喝。可是，我们看见那茶杯的垢腻，谁又喝得下去，只有捧着杯假品了一阵，便搁下了。谈起来，才知她有一个女儿，现已五十余岁，嫁的丈夫还算有钱，但一向同她意见不合，对于她的作品也不甚佩服。她每星期来看母亲一次，给母亲带粮食来。她母亲穷到这地步，室中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藏储新鲜食品的冰箱之类。所以她吃的永远是陈了的东西，肉是腌的，蔬菜是干瘪的。法国面包离开烤炉半小时便发僵，一星期以上，便硬成石块了，可怜这位老女作家，每天便将她的老牙根来对付石块。她每天在酒精炉上摸摸索索，煮点东西，从来不下楼一步，外面节季的变迁，都不知道。我的朋友替她带了一基罗的行将下市的葡萄来，她高兴地喊道：“瞧，这是才上市的么！”

我另外一位朋友是一个画家，留法前后已二十余年。告诉我她所住的公寓有一位老画家，虽有儿女，每年圣诞节才来看他一次。他患病在床，儿女恰不在巴黎，当然不能来伺候。他断了气，陈尸榻上，一直过了三日，人家才来替他收殓。像我前文所举那位老女作家，过去在文学界大有声名，至今她所诞生的某城，有一条大街以她之名为名，以表城人对她的尊敬，但她暮年生活潦倒至此。这位画家也是对艺术界有很大贡献的，而死时几如齐桓公之“虫出于尸”，有儿女却等于没有。名人尚如此，普通人又将如何呢？

法国人口本来稀少，这一次战争，壮丁的牺牲，虽没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惨重，但也可以说相当多。现在法国政府最感头痛的，是老年人的过剩。自从医药进步，卫生设备周全，人类寿命的水准都提高了。但是人类工作精力的延长，却不能和寿命的提高作正比。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究竟只能算是一个尸居余气的废物。当国家富庶，时代升平，老人星特殊灿烂，可说是一种祥瑞，否则倒成为灾殃。我们倘然在巴黎街上蹓跶蹓跶，所接于目者都是步履龙钟的老翁，和鹤发驼背的老妇。在公共汽车，地道车里，所遇见的，也都是些孔子要以杖叩其胫的人物。更奇怪的，他们差不多都不良于行，男人还可以说是因为过去打仗受伤，女人呢，她们并没有去当娘子军，为什么大都跛着一只脚，扶着拐杖，很艰难地在走路？这由于什么关系：是气候？是食物？还是什么脚气病？请教法国人，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约是见惯了反不知注意的缘故吧。这班老人对社会贡献已等于零，穿衣吃饭住房子还是和普通人一样。据说现在一个法国青年或壮年，平均要维持三个人的生活，并不是他们自己赡养父母，这班老人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挑担着的，把重税加在他们身上，那也等于要他们负担了。法国政府对于老人过剩问题，虽然甚为焦虑，可是既不能学中国古书所说，某地每将老而不死者舁入深山，听其饿毙；或效法非洲土人，将老年父母逼上高树，阖家合力摇撼树身，使其跌下枝头而亡，也只有听其自然罢了。

生活既难，可以工作的老年人，总还是勉强工作。政府各机关的人员，商店的职员，以及各种比较轻便些的职业、岗位都是老人占着。假如你请教他们一件事，把个字条儿他们看，摸索老光眼镜，那是他们第一步万不可少的手续。老人生理机能退化，工作效率当然不会怎样高，行动也嫌过于迟缓。从美国来的人常慨叹道：拉丁民族，已是日趋衰老，在法国人身上更充分表现，这满街疲癃残疾的老人，便是具体的例。是呀，法国人行动的缓慢，连我这个从东方古国来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耐烦，那些朝气勃勃的美国小伙子，怎样瞧得惯？

法国人善于享乐人生，过去巴黎繁华甲天下，妇女的衣装，成为全世界的模特儿，好似从前中国的上海。但现在情形已大大不同。你走到巴黎最繁盛的街道，像ruedefaubourg，ruedesainhonore时装型式，既没有从前的善于变化，衣料也大都淡素单纯，像香港各衣料店那么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一半也比不上。香港无论男女，都穿得花花绿绿，街上所见妇女衣衫花样，很不容易发现有雷同的。妇女们每天盛装得过节一般，一年到头逛商店购买衣料，叫裁缝做衣裳，巴黎人对此也要自愧不如的。总之，现在法国人生活过得都相当刻苦，外表上虽不大看得出，我们知道他们腰带都束得紧绷绷，有似第一次战后企图复兴的德国人。法国教育界也相当清苦，所以教员授课甚多，并为人补课，企图额外的收入。我初到时曾到一个专为外国人而设的法文学校，上了一些时候的课。这个学校历史颇久，名誉极佳，其中教授均具有多年教读经验，教法极其精良。但我见其中教授每人每天上正课二小时到四小时，另外还为学生补习二三小时。女教授上了课以后，还要回家料理家务，甚至烧饭洗衣都自己动手。看他们年龄大半都在五十以上，教书累得声嘶力竭，我实在不胜同情，但普天下教书先生都穷，何况又值大战以后？他们不这么苦干，又怎样能维持一家子生活！

巴黎大小商店，星期日一例关门休息，倒不去论它了，大部分的店子自星期六下午关闭起，一直要到星期二上午才开。巴黎是个有名的不夜城，于今普通商店，天才黑便上了铁栅门，晚间在街上走走，除了几盏路灯，到处黑沉沉的一片。一方面是他们讲究休息，一方面也由于社会一般购买力低落，生意萧条。巴黎报纸到星期日也一概停版，只有一二份星期日出版的报纸应个景儿。这倒是我们中国不常见的事。小商店和摊贩为了生意难，也就没有从前老实。买东西交钱给他们找，往往会故意抹去几个法郎。水果等物本来不许挑选，但他们倘看见你是黄脸皮的东方人，总是把烂的枯瘪的给你。同他略一争论，他便把东西一把抢回，不卖了！记得我曾在一家书铺选择两本旧书，一本是九十法郎，一本是七十，当我将书交给店主，转身到书架再寻别的书籍时，他已将书的价码，各加一竖，每本书凭空贵了一百法郎了。这虽然是极小极小的事，也可见战争所破坏的不但是物质，也破坏精神。

不过法国的治安究竟比中国不知强多少倍。我是在香港住过一年的人，香港匪风之盛，至今教我谈虎色变。略为有钱的人，家里铁栅门无论白天黑夜，锁得严密无比，稍不留心，便遭械匪闯入。报纸上天天有商店和行人被抢的新闻。闹市上走着的人，手表、钱袋可以被人硬行抢去。偏僻的巷衖，和行人寥落的道路，那更不在话下。我觉得香港下层阶级的人，在有人处是平民，无人处便立刻变为匪。不但下层阶级，便是受过教育的学生，有机会也要干这一手。我有一个女友，便曾被一中学生抢去了数百元港币。在香港没有钱，日子不容易过，有点钱，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胆，这种地方岂不太可怕而又极端可厌么？在巴黎虽然说不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这种精神威胁，却完全没有。在香港住过的人来到巴黎，最感到痛快的便是这一件事。

（选自《归鸿集》，1955年台湾畅流半月刊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