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济世——修身之用(1)

作者:曾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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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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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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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578字

修身的目的是什么?《大学》中讲得很明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治国平天下就是济世,是修身的最大用场和最终目的。佛家、道家也讲修身,但是否济世或如何济世,同儒家的主张大不相同。曾国藩崇拜顾炎武“明道救世”之说,谨守修齐治平的信条,毕生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这方面是做得很完美的。


修身与济世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或者说,修身者一定可以济世吗?济世者一定是修身成功的人吗?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中的人物也是复杂的。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例。齐桓公时代,是齐国的鼎盛时期,齐国是治理得很好的,但他的自我修身情况怎么样呢?荀子说,孔子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以谈论五霸为耻。这是为什么呢?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以前他杀死自己的哥哥争取到国


家的政权;家内姑姑、姐姐、妹妹中没有出嫁的有七人,在宫廷闱门中,纵情享乐,奢侈无度,以齐国赋税的一半奉养他们还不够;对外则是欺诈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诸侯国。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阴险、污秽、淫逸、奢侈,他哪里有资格被孔子的门徒来称道呢!荀子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之本,没有把礼义推崇到应有的高度,没有使礼仪制度极有条理,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注重方法谋略,注意使百姓劳逸结合,蓄积财物,加强战备来掩饰争斗,打着仁爱的名义而谋求利益的人,是小人中的杰出者,他哪里有资格被孔子的门徒来称道呢!(详见《荀子·仲尼》)不过,齐桓公所重用的相国管仲,则是修身治国都有成就的贤人,在齐国的强盛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人称为思想家、政治家。如果齐桓公的相国也和他一样,可想而知,齐国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曾子在《大学》中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所絮之矩,就是在上位者必先修其身,带头老老、长长、恤孤,这国治天下平的标志就是民兴孝、民兴悌、民不倍,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道德觉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的优化。曾国藩就是循着这个理去认识去践行的。他说:“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以德济世在儒家说来,是硬道理,儒家所推崇的虞舜、夏禹、商汤、周武及汉文,无不如此。历代贤相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伊尹、周公、子产、晏婴,以及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可谓举不胜举。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与我们今天所提的“以德治国”、“反腐倡廉”当是一脉相承。至于不这么做,又会怎样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当然,位有高低,官有大小,济世的广度与力度也有宽窄强弱之别,但凡君子,济世必先修身,都须按照孔子所言“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舍此而无他法。正因为曾国藩熟谙其理,在自我修炼上狠下功夫,才能团结一大批有着大智大勇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拼,使大清王朝的东南半壁,不但没有塌陷,反而


一度中兴,而这一大批共同创业者个个立下卓绝功勋,他自己也登峰造极,善始善终。


曾国藩为了济世,不仅努力修身,而且随时准备献身。他说:“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他不仅自己有舍身报国之愿,而且多次劝导弟弟们,既然许身国家,还计较什么功名,因而动情地说:“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其真其诚,感人肺腑!


匹夫有责


《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阔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周易》中谈到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威望,要求被他国人信服,我们怎能不从自己做起呢?威望和信服,初听似乎让人觉得迂阔而不切合事理,实际上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简析】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是曾国藩的理想,但那个时代无法实现,他如果活了两百岁,就看到这个理想已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原来,美好理想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可贵的是,曾国藩在说出这个理想的同时,就有从自己做起的觉悟。


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译文】对于位高俸厚,处在百姓上面的官员来说,就负有拯救受苦受难百姓的责任;对于读书学习古代圣贤,略知大义的士人来说,就负有让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倘若只知道顾自己,而不知道教化广大民众,这就太辜负天地厚待我的情意了。


【简析】对于尊官厚禄、读书学古,曾国藩向不以为仅仅是个人所为而得,而是上天厚我所赐,因而就应敬天报恩,就应担当拯民、教民等相应责任。他自己如此看,教导儿子也应如此想。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一个人能受到较好的教育,能得到较高的位置,不止是自己的努力,更是社会和人民的赐予,因此,回报社会、服务人民是我们的天职,也是应尽的责任。


孔子日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用柔和的方式谋发展是这样,走自强的路去发展也是这样。


【简析】儒家的一贯理念是重则威。曾国藩治湘军,是要为朝廷立威;兴洋务,是要为民族立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而且在打造形象时,注意了自重与自谦并提,可谓立意甚高。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


【译文】外国人占领了我国的土地,却要求停战议和,这实在令人愤慨不已。古人曾经说过,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自在地鼾睡?现在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非常忧虑和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让外国人对我们敬畏钦服,我们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都没有什么作用。


【简析】曾国藩不停留在忧国忧民的“心到”阶段,他兴洋务,造兵器,自立自强,进入了“心行兼到”的阶段。他远非一般士人可比,完全够得上一位能造乾坤的政治家。


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1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注释】1顾亭林:姓顾名炎武,字忠清,16131682年,苏州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居亭林镇,人称亭林先生,清初著名学者、语言学家。


【译文】自古大乱的世道,必定先是非变乱,然后再政治颠倒,于是灾害跟着而来。赏罚的事,得看权位,有的人能将它处置得当,有的人却做不到。至于维持是非的公道,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匹夫有责。


【简析】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当然是指每一个普通人。诚然,人人都可以为国家独立富强出力献身,不过,权位愈高者,其政治能量愈大,如果倾其力为天下之兴负责,那效果即便千万普通人亦难与之比。曾国藩在与知府沈葆桢信中所言的“吾辈”,算是都有一定政治能量的人。


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鳝1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之动,而莫之能御。


【注释】1鳝:(qiu)通“道”,迫近。


【译文】由一二个在大都市里发达的人提倡导引,渐渐地向四面八方广阔的地方流传,于是成为风俗。风作为一个物体,抓它像是没有,提它像是容易溜掉,可到了它成气候时,则拔起大树,掀倒大屋,一旦发作还会万里回应,就是穷尽天人的力量,也不能抵御。


【简析】由一二人影响四面八方,形成风俗,成为气候。这就点名了真正的英雄从不是单枪匹马救国,而是要充分地影响群众、深入地发动群众,英雄一旦与民众结合了起来,其力量才是所向披靡。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廉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袒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1,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


【注释】1浍:(kuai)田间大沟渠。


【译文】至于风气,它是没有固定的,随着人事而变迁。有一两个人爱学习,就有许多人都跟随着,都想努力追寻先哲,有一两个人爱好仁义,就有许多人都跟随着,都想为百姓求福祉。提倡的人开启源头,附和的群众延扩水波;


提倡的人可以影响一批同志,附和的群众又可以影响无数人。提倡的人如有源的泉水,投放到河川,附和的群众如同小溪支流,一同汇合。先觉悟与后觉悟,互相规劝诱导,好像大河小河,互相灌注。


【简析】先觉后觉,互相劝诱,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出力,汇聚一起,就是巨流。


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译文】转移习俗来陶铸世人,并不是只有处在高位的人才要这样做,凡有品衔的人,都在这点上有责任。


【简析】对于风气而言,影响力之大小,与其地位有关,也与其作为有关。


凡一命之官,皆有一方之责,勇于作为者,有的可以影响一县一府,有的可以驾驭一省一部。这样合力而为,便可陶铸一世之人。


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因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有愚顽百姓不听从教化的事发生就忧虑,有野蛮的外族侵犯华厦民族的事发生就忧虑,有小人占据要位,贤才受到压抑的事发生就忧虑,有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惠泽的事发生就忧虑。这就是所谓对天命不顺的悲叹和对世人困厄的怜悯,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与伸,一家的饥与饱,世俗对自己所加的荣与辱、得与失、贵与贱、毁与誉,这些事情,君子便没有时间去忧虑。


【简析】君子所忧在国家,在民众,不在己身、己家。这不是评头论足、空发议论,而是成为了曾国藩治军治政的强大动力。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于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译文】君子为人的原则,没有比用忠诚来倡导天下还重大。世道混乱时,上下都放纵亡身的欲望,彼此用奸伪相互吞食,用变诈相互角斗,一心谋求自己的安逸,将最大的危险留给别人,畏惧艰苦躲避祸害,竞不愿意捐一丝一粟的力量来拯救天下。这时有忠诚的志士毅然站了起来,决心改变这个状况,克制自己而仁爱别人,去掉虚伪而推崇朴拙,亲身经受各种艰苦,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共患难,大义浩然地捐献自己的生命,如同远游的人回到家乡,毫无顾惜与害怕。于是,众人学他们的样,也把苟活看做羞愧,把躲避事端当做可耻。


【简析】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最初组建团练时,招募的多为湘乡人,一方面,湘乡人经历战争的洗礼,也造就出了许多英雄与名人;一方面,在残酷的战争中,牺牲最多的自然也是湘乡人。因此在《湘乡昭宗祠记》中他讴歌了这批笃忠拙诚者,算是对为天下之兴而肩责的匹夫一种纪念。


国安民乐


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


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洋人放肆的这种情况实在有损我们国家的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以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表面上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也可以挫败列强的阴谋。各地都应该仿效推广,用这种策略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简析】曾国藩兴洋务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当其冲的就是为了国安民乐,而后才是国强民富。他视洋务为自强之本,这洋务即是洋为中用,以夷制夷,而不是全盘洋化。


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译文】念及外国侵略者在我中原腹地横行,而没办法抵御他们,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惊悸。


【简析】这里追溯自己兴洋务的缘起,乃迫于御夷之需。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有其具。


【译文】要寻求自强的路,总以修整政事、广求贤才为紧急要务,以学习制造炮弹、轮船等装备为下手工夫。只要让他们的长处,我们都具有,他们跟我们友好,我们回报他的惠德就有自己的实力,他们侵略我们,我们报仇雪耻也有现成的装备。


【简析】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并未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泥淖,而是修政事、求贤才、造炮弹多管齐下。我者一强,夷人无论顺逆,皆有回应之策。


曾国藩在外交上的基本思路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欲、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译文】古代圣明君王关于制作方面的事无论大小精粗,大致都本着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弊六个原则,不属于这六点,就不轻易去制作。


我过去的想法是用老庄的思想作为基础,按大禹墨翟的行为来应用,将不占有、不安逸、自认不称职的德性作为行为准则,若是再深入探求这六点的要旨而不轻易兴作,那么获咎就少了。


【简析】曾国藩向以兴作为慎重之事。对国家确有大利才兴,仅供自己或少数人享乐的就不兴,时刻以舜之不与、周文之不遑、汉文之不胜自警,众采道儒之善,使每件事都办得妥切。


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