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从这座狮子桥上横跨了尼罗河，登上河中心的扎马立克岛。此岛是埃及的“富人区”，当地政府官员、富商巨贾和外国使节大都住在这里。开罗电影节评委驻地希尔顿饭店位于扎马立克岛的南端，从远处看去，这座圆柱形的建筑像是浮在湛蓝的河水上，旁边一座差不多与它等高的喷泉，冲天直射一条雪白的水柱，至顶端垂下轻纱般的水雾，喷泉脚下白帆点点。

希尔顿饭店除底层和顶层之外，共二十七层，我的房间在第五层。走进房间，迎面看见桌上一束鲜花，电视屏幕上映出一行字：“欢迎你，霍达女土！”令人倍感亲切，宾至如归。落地长窗外便是宽敞的阳台，我不觉走出去，清澈的尼罗河从脚下伸向远方，沿岸迤逦数十公里的开罗市区景色尽收眼底。清风拂面，一路的疲劳似乎被冲淡了。难怪埃及人因拥有尼罗河而自豪，她的确很美啊！

电影节的评选工作紧张而辛苦。工作间隙，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面对五千年前人类建筑杰作金字塔，发思古之幽情；在埃及博物馆，为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而惊叹；登上十二世纪时萨拉哈丁国王为抵御十字军的侵略而修建的古城堡，鸟瞰开罗；观赏军事博物馆中的全景画，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当年海陆空协同作战，冲过苏伊士运河，攻破侵略者防线的“十月六日战争”；后来还到了著名的米纳？豪斯饭店，重温当年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此签署《开罗宣言》的历史，当然不能忘记埃及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悠悠尼罗河是历史的见证，她哺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造就了地中海畔的一颗明珠。

夜幕降临了开罗，白天的炎热和喧嚣退去了。墨蓝墨蓝的天空下，满城华灯齐放，椰子树、棕榈树在灯光下青翠欲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无数游艇在尼罗河上游弋，流光溢彩，笙歌阵阵，恍若秦淮河上的元宵之夜。

电影节组委会在法老船上夜宴评委。双层的法老船装饰得古朴、典雅而豪华。用餐之后又欣赏舞蹈，恰逢两对新人在此成婚，我们便成了嘉宾。后来一问才知，尼罗河上夜夜如此，在游艇上举行婚礼已是埃及人的风俗。婚礼上，新郎西服革履，新娘身披白色婚纱，完全是欧美风格。舞女上来献舞，她下身着黑裙，上身除胸部之外几乎赤裸，仅穿一层似有似无的黑纱，舞蹈极其粗野癫狂。据埃及人士说，这种“肚皮”舞女过去地位低下，收入寥寥，而如今却不得了，一场半个小时的婚宴表演，出场费便是三千美元，走红的舞女甚至名气高过政府的官员。历史上，埃及曾先后被法国和英国武装占领，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如今，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向埃及渗透，尼罗河搞活了埃及的经济，而西风也冲击了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实在说，像这样的“肚皮舞”很难引起我的兴趣，但也只好客随主便、入乡随俗，不能败了东道主的兴致。

两天以后，我在开罗东部的“老城”认识了另一个开罗。那里街道狭窄，两旁尽是百年以上的房舍，人们穿着长袍，在热闹的露天市场熙来攘往，俨然中世纪东方古韵。我们在老城的文化宫看了一场“裙子舞”演出，这些民间艺术家全部男性，头缠包头，身穿长袍，在手鼓、手铃和喇叭徐缓悠扬的乐曲中且歌且舞，一股肃穆深远的浑然大气荡人心胸。这是真正的埃及艺术，轻浮的“肚皮舞”怎能与之同日而语？一位埃及官员曾对我说：“希尔顿代表不了开罗。”我在开罗的所见所闻渐多渐广之后再回想这句话，才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在开罗，在埃及，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并存，谁也没有挤垮谁，谁也没有取代谁，让各自的生命力去接受社会和历史的考验。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埃及杂糅，形成斑驳多彩的文化大观，显示了一个古老民族博大的容量。

埃及与西方有一个极大的不同，那便是犯罪率极低。虽然“肚皮舞”、夜总会沸沸扬扬，但民风淳朴，并不***；尽管贫富悬殊极大，却绝少偷盗抢劫。我开始不能理解，后来亲眼见到小贩在街头卖大饼，问了问，一个埃及镑可以买二十张大饼，而且全国统一价格，决不允许“乱涨价”，哪怕收入最低的贫民也可以吃饱肚子，不必为了活命铤而走险。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政府并没有忘记底层的贫苦大众，以政策保证了他们的温饱，不失为一项德政，从而也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埃及人知足常乐、待人热情、谈吐幽默，即使卖艺行乞者也笑容可掬，他们可以巧妙地诱使你给予施舍，却不屑于去做明抢暗偷的勾当。

在开罗小住旬月，不觉已近归期。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置身于其中的这座城市，爱上了临窗的这条河。启程回国前夕，我把闹钟定到凌晨四时。其实用不了这么早，而是我留恋尼罗河的夜景。次日凌晨，铃声响了，我起身向尼罗河告别。银灰色的晨曦中，天也朦胧，河也朦胧，两岸的灯光像满天繁星，在静静的河面上垂下千万条长长的倒影。哦，尼罗河还没有醒来，她沉浸在甜甜的梦中，像梦境一样美！

我要走了，轻轻地说一声吧：再见！

开罗电影节主席瓦赫贝先生曾对我说过：“喝过尼罗河水的人，一定会再来的！”

我当时回答：“我一定会再来！因为我不但喝过了尼罗河的水，而且深爱尼罗河！”

（发表于1995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会见水上勉

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乙亥中秋。早晨八时二十分，中国作家代表团从大阪出发，前往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的家乡若狭参观访问。火车于九时三十三分途经敦贺，十一时到达若狭。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若狭是个极其陌生的地名。实际上它也是个小地方，隶属于福井县的一个乡，濒临日本海东岸的若狭湾，如果不是这个湾名，我们在世界地图上就连找都找不到它了。历史上，这里的确堪称穷乡僻壤。然而，仅仅因为这里的一个叫做“乞食谷”的小山村诞生了杰出的作家水上勉，他的一系列作品的主人公大都出生在若狭，使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这片土地，不但在日本名声大振，而且也成为国际文学界友人访日的重点之一。

水上勉先生专程从东京赶来，在此迎候中国作家代表团。

七十六岁的水上勉并不像事先想象得那样苍老，虽已头发灰白，仍然精神矍铄，步履矫健，仪态潇洒，和我们初次会面，却一见如故，仿佛已是老朋友了，十分健谈。我们就坐在“若州一滴文库”之中一个颇有杜甫草堂味道的木结构凉棚下，一边喝茶、品尝着糯米青团，一边谈得海阔天空。

七十六年前，水上勉就诞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寺庙的穷木匠，常年在外边劳作，却从未寄钱回家，家里五个孩子，还有年迈病弱、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全靠母亲一个人务农养家口。由于生计艰难，一九二九年二月，年仅九岁的水上勉被送往京都相国寺瑞春院当小和尚，小小年纪，承担着寺院的全部事务，饱尝艰辛，并且洞察了寺院住持的腐败堕落。望着寺院中金泥隔扇上的小孔雀偎依着母孔雀，他顾影自怜：鸟儿尚有一个温暖的家，为什么自己的妈妈竟然忍心把儿子抛舍在这样的人间地狱？三年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逃出了寺院，到处流浪。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两家寺院苦熬了七年，靠半工半读念完了中学，考入立命馆大学，当过商人、模特儿、演员，做过记者，其间还曾在十九岁时到中国东北做过劳工。这些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广泛接触社会，深切体味下层劳动人民的心声，成为他日后从事写作的一笔“财富”。一九六一年，水上勉发表了《雁之寺》，轰动文坛，荣获第四十五届“直木文学奖”，确立了他在日本文学界的地位。中的雁之寺其实就脱胎于瑞春院，那个十岁的小和尚慈念身上则明显地带有水上勉自己的影子。昔日的“财富”果然使他在中年之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水上勉从一九四八年发表处女作《油炸锅之歌》起，迄今已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水上勉全集》便已达二十六卷规模。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恶势力、日本军国主义的满腔悲愤，读来如泣如诉，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有“水上调”之誉。作家在他的晚年，在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上亲手创办了“一滴文库”。这个名称源于本地出身的高僧仪山善来禅师之语“曹源一滴水”，同时也寄托着作家浓浓的乡情。现在这座文库由他的女儿管理。

水上勉父女带领我们参观这座洋洋大观的文库。大海之滨，山谷之中，一片农舍风格的庄园，裸露的木结构梁、柱、粉墙、青瓦。这当然不会是水上勉出生的旧宅，他当年如果能住上这么宽敞的房舍，也就不会出家当和尚了。然而这座水上勉的“纪念馆”却体现了纯正的“水上调”，朴朴素素，不尚奢华。文库里展出水上勉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的插图、装帧原稿，与水上勉交往甚厚的一些画家的绘画作品，仪山善来禅师等人的墨迹；并辟有图书室，藏书二万余册，都是各出版社和水上勉的作家朋友赠送的，他的私人藏书全部都交付与文库了。自幼在没有电灯，没有书读的家里长大的水上勉，成名之后念念不忘这里的乡亲，他奉献给家乡子弟的是书，是文化。“这件事，本来应该是在我死后，由别人做的，我把它提前做了。”作家的语调中半是欣慰，半是不安。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难免要想到身后之事，但我相信，在若干年之后，若狭人民乃至整个日本人民都不会忘记水上勉在开掘乡土文化上所做出的贡献。就在这里，水上勉把他的一册《雁之寺》题款签名送给我留念，作为回赠，我也送他一册自己的作品《穆斯林的葬礼》，为不择细流的“文库”献上“一滴”水。

走出文库，水上勉带我们去参观附近的农村，由当地的村长开车，一路上水上勉指指点点，在田间小路上穿行。走得热了，他索性脱去西服，只穿一件白衬衫，像农民们那样随意。正是秋熟时节，农民们在用康拜因收割水稻。水上勉说：“现在政府不鼓励种水稻了，农民赊账买康拜因，仍然坚持种水稻。”那“把酒话桑麻”的语调，似乎一位老农在议论年景，显示出作家始终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

当晚六时，水上勉和他的女儿来到我们下榻的马林海滨宾馆，宴请中国同行。席间，宾主一起饮着日本清酒，品尝着中秋月饼，水上勉又感慨地说：“我的一生中只有两次在家乡过中秋，一次是九岁时，出家当小和尚之前，第二次就是今天了。”我说：“我平生却是只有两次不在家里过中秋，一次是五年前在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笔会，另一次便是今天。从中国走到西方，走到东方，那一轮明月总是勾起一片乡情。”月饼是我们从北京带来的，水上勉的女儿连呼：“好吃，好吃！都给我吧！”那毫不见外的坦率，更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息。是夜阴有薄云，若狭湾上空不见明月，而当地居民仍然在纵情庆祝节日，放起了焰火，海空火树银花，飞鸣之声传到窗内，对中秋有着共同情结的中日两国作家都陶醉了。

（发表于1995年12月5日《光明日报》）

浏览梵蒂冈

国中之国

“不到梵蒂冈，等于没来罗马。”我到达罗马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参观梵蒂冈。

然而，梵蒂冈却既不属于罗马，也不属于意大利，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土面积零点四四平方公里，人口两千。这大约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小到不能再小，以致没有地方为那些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造使馆，所有“驻梵蒂冈使馆”都只好借用罗马的地盘，建在它的“国”外。一个国中之国，一座城中之城，一片弹丸之地，没有工业，没有农、林、牧、副、渔业，没有交通运输业，却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普天之下七亿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至高无上的“圣地”。

梵蒂冈建在罗马城西北角的一块高地上。我驱车前往，在距“国界”数百米之外便下车步行，因为到此“朝圣”的人太多了，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车子要想开到跟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沿街商店、货摊林立，货物中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圣母像、基督像、教皇像，有以金银制作的，有以玉石雕刻的，有制成纪念币或钥匙的，有印成画册或明信片的，琳琅满目；此外也有一些关于罗马的纪念品，如罗马城徽《母狼》和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大卫》的复制品，因出于商人之手，且批量生产，制作相当粗糙，并无收藏价值。

我从这些货摊前掠过，径直朝梵蒂冈走去。

梵蒂冈的“国门”是一段不长的城墙，赭红色，上缘一排齿形垛口，与中国式的城墙并无多大区别。当街开两座券门，那样式颇有一些像北京天坛的西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或信徒出入此门，川流不息，梵蒂冈国既没有海关，也不设岗哨，无须护照，更不必签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

进了这道门，便是开阔的圣？彼得广场。广场两侧，两道弧形的拱廊遥遥相对，像一对括号。拱廊下排列着二百八十四根圆柱和八十八根方柱，柱高十九米，平行排为四列。按照别人的指点，我站在弧形拱廊的中心部位，看到了四列石柱完全重叠的奇观，可见当初设计之巧、施工之精。拱廊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建筑师兼雕塑家贝尔尼尼，廊顶耸立着他做的九十六尊大理石雕像，像高三点二米。

广场以深灰色的方形石块铺就，每块边长十厘米左右。这大概是当地约定俗成的一个尺寸，在罗马城几乎看不到柏油马路，路面、广场大都铺着这种石块，而且都是一样大小，边缘并不规则，表面也不加打磨，自自然然地铺在地上，让漫长的岁月和千万人的脚步去把它磨平。当你走在这种路面上，尤其是旁边再有一辆马车或骑士经过，听着那嘚嘚的蹄声，一股悠远的历史感便油然而生。圣？彼得广场上当然不会有马蹄声，与我擦肩而过的是肤色、种族各不相同的善男信女和被好奇心所驱使的一般游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凡有机会到此一游者莫不深感三生有幸。

此时斜阳西照，广场上一片金黄，鸽群飞鸣起落，追逐着撒食的人群，一派祥和景象。如果在星期天到此，就水泄不通了，届时，梵蒂冈要例行大型弥撒，教皇亲自布道讲经，教徒们齐集广场，万般虔诚地仰沐天恩。广场几无立锥之地，教皇从西侧教皇宫三楼的某个阳台出现，将会在信徒中造成何等轰动，可想而知！圣？彼得广场可容十万人众，尚远远不及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但置身于此，却极觉其雄伟广阔，之所以造成如此视觉，得力于四周的弧形拱廊和广场之内的建筑。

就在广场中心，巍然耸立着一尊埃及方石柱，下宽上窄，如一柄利剑，直指青天。上面阴刻着典型古埃及风格的图案，令人一望而知其来路：据说古罗马曾从埃及劫掠这种方石柱无数，至今仍随处可见，但惟有圣？彼得广场这一尊为原件，余皆系复制品。埃及方石柱两侧各有一喷泉，在靠近拱廊尽头之处，立起两尊高大的雕像，一为圣？彼得，一为圣？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