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屏山文物“径”，当年其实是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后海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命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涝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三十九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

上个世纪末，英国殖民者胁迫清廷租借“新界”，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屏山便是抗英运动的中心之一，达德约联合附近三十九村的乡民，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武装抗击侵略者，“达德公所”便是当年的指挥所。港英出动军队、警察，残酷地镇压抵抗运动，乡民们为保卫国土和家园洒下热血，献出生命，谱写了香港历史上悲壮惨痛的一页。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祠”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八十年代初，他们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端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在文物荟萃的屏山，“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忠义留芳的古碑，仍然倔强地挺立在污水之中，等待着日月重光的一天。随着香港回归倒计时秒针的“嗒嗒”跳动，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

（发表于1996年12月6日《北京晚报》）

烟雨文武庙

香港不大，寺庙道观却多得数不胜数，其中享大名者，荷里活道的文武庙似乎可居榜首。

一日，细雨如烟，我撑了一把布伞，走过荷里活道，在满眼高楼之中忽然现出一座古典式庙堂，硬山结顶，饰云雷纹，覆绿色琉璃瓦，廊下护栏拱卫。殿前一道碧瓦粉壁且镂空的矮墙，目光越过墙去，可以看到大殿门楣上悬一黑漆横匾，书“文武庙”三个鎏金大字。从喧嚣闹市中到此，顿觉耳目一新。久闻文武庙之名，我便近前一观。

山门内外，香客络绎不绝。身旁走过一位耄耋老者，我上前打一问讯：“请问老伯，这庙里供奉的是何方神圣？”

老者答道：“文武二帝。”

“噢，”我点点头，“是孔夫子和关云长？”

不料老者却微微一笑：“只说对了一半。孔夫子虽是‘至圣先师’，却从未称‘帝’，这文武二帝是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

我颇觉诧异。据平日读书所得印象，世间所谓“文昌帝君”的原型似乎是晋朝人张亚之，死后成“神”，“玉帝”命他掌管文昌府与人间禄籍，唐宋时封至“英显王”，元代仁宗延佑三年又加封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赫然称“帝”，与天上的“文昌星”合而为一，成为“文昌帝君”，是一位“文化之神”。在内地，在台港澳地区，在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关帝庙”屡见不鲜，但三国名将关羽与晋人张亚之向无瓜葛，两人同祀一庙，是何道理？此时瞥见山门上一副楹联：“文德武功双帝祀，神恩圣泽五环安。”我猜想，这大概是为了求“双”而凑数，把两人捏在一起，便“文武双全”了。

我与老者一起步入山门，庭院之中有一对石狮，左右把守庙堂，那石座上刻有款记：“咸丰元年四月吉日立”。

我问老者：“看来，这庙建于咸丰元年？”

“不，”老者转身指着大殿门旁一联道，“此联比石狮还要早。”

我举目看那石刻楹联。语曰：“翰墨淋漓光华文德冲霄汉，声灵赫濯凛烈英风镇海江。”上联有款，题道：“道光三十年岁在庚戌季冬吉旦”，果然比石狮更早了一年，当是公元一八五〇年，英国割占香港不久。

我又问：“那么，这庙始建于什么年代呢？”

老者道：“不清楚。道光三十年重修的时候，文武庙已经是一座古庙，始建于何时，难以查考了。”

“嗯。”我点点头，心想，英人一向称“开埠”之前的香港只是“荒岛渔村”，既然岛上早已有此等堂皇建筑，其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两人站在庙前说话，身旁的香客、游人熙熙攘攘，擦肩而过，士绅商贾，男女老幼，无所不包，我与老者便也随之走进庙去。

庙堂里重幔叠幛，红烛高烧，天井悬挂着巨大的塔形盘香，紫铜香炉里香烟袅袅，自是一番鼎盛气象。再看庙里供奉的神像，前殿是十殿阎罗，后殿正中并排端坐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两旁配享者左为包拯，右为城隍。这些互不相关的“神”，被莫名其妙地凑在一起，似乎有些可笑，但香客们顶礼膜拜的神情却庄严肃穆；各自默默地表达着他们的敬畏和期望。关羽塑像前人群最为拥挤，“文昌帝君”果然成了他的陪衬。

与我一起进庙的老者也请了一炷香，要去拜祭关公。我不揣冒昧，问道：“老伯向‘关圣帝君’所求何事？”

老者淡然一笑，道：“我老了，生意交给儿孙去做，已无所求，仅仅表达敬仰之情罢了。关公是中国人的英雄，不要说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只说被曹操软禁，夜读《春秋》，秉烛达旦，身在曹营心在汉，誓不降贼，那是多么了不起啊！”

我不禁心中一动。面前这位老者，想必是熟读《三国演义》的，但他未必同样熟读《三国志》，出于对关云长的崇拜，也不愿去考证那些被神化了的事迹是否于史有据，中国老百姓创造的神灵其实是自己理想的化身！

“想当年，”老者收敛了笑容，对我说，“按照香港自古以来的风俗，民间遇到钱财纠纷、口舌是非、冤仇曲直，例来不愿惊官动府，双方事主来到文武庙，焚黄表，斩鸡头，对天盟誓：‘关圣帝君在上，小民受人欺负，蒙辱含冤，如有妄言伪语，有如此鸡，身首异处！’这是香港人最隆重的起誓取信的仪式，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的，连港府的法院都允许。本来，英国人审案要让原告、被告手按《圣经》起誓，但这种方法对华人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倒不如斩鸡头，华人在关公面前没有敢发假誓的，比《圣经》还有权威。所以遇到疑案，法院便要他们到文武庙来斩鸡头，案子轻易就断了。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呢！”

我听了，心中又是一番感慨。此时，前面的拜祭者已经立起身来，老者便不再和我闲谈，忙把手中的那炷香点燃了，举到关圣帝君面前，郑重地插进香炉，然后跪倒在蒲团之上，两眼含着无限崇敬，凝望着关公，嘴唇轻轻嚅动着，念念有词……

缭绕的烟雾遮住了视线，面前一片混沌。我走出烟雾，走出庙堂，一阵冷风扑面，外面的雨已经下得大了。猛然折回身来，我的目光落在二门门楣的一块鎏金匾额上，“神威普佑”四个大字映入眼帘。刚才进门的时候由于人群的拥挤，没有留意此匾，也不知是何人题字？举目细看，匾上无款，却盖有一颗图章，六个阳文篆书：“光绪御笔之宝”。我待要向人打听此匾来历，见二门之侧，壁间嵌一大理石碑，鎏金隶书镌刻着一篇《“神威普佑”匾额史事》，其文曰：

公元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间，我国北部洪水为患，东华医院率上海及浙江慈善机构捐银五拾万两，赈济灾黎。清帝德宗准李鸿章所奏，钦赐“神威普佑”匾额予东华医院，以彰盛德。匾额颁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翌年送达……

按《史事》所载，光绪御笔“神威普佑”匾一直珍藏在东华医院，至一九八三年，特聘专家精工重修，箔镂真金，并悬于文武庙，“以祈神威降祥，普佑众生”。

遥想上个世纪，正是我国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而当内地人民遭遇洪水灾害之时，早已在英占之下的香港同胞却义不容辞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五十万两白银，一片拳拳爱国之心，这块珍贵的光绪御笔鎏金大匾就是历史的见证。我突然明白了：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香港，古老的文武庙何以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关圣帝君”驾前的香火何以如此鼎盛？正是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二字，在漫长的屈辱历史中成为香港同胞的感情寄托和精神支柱，他们的心时时向着祖国，殷切地盼望着早日回归祖国，让华夏神威光耀九州，普佑众生！

文武庙外，烟雨凄迷，我的双眼湿润了……

（发表于1997年5月17日《光明日报》。获侨兴杯’97香港“百年沧桑话回归”征文一等奖）

沧桑宋王台

在香港的诸多公园之中，若说大的，海洋公园占地八十七公顷，香港仔郊野公园占地四百一十公顷，大潭郊野公园占地一千三百一十五公顷，大帽山郊野公园占地一千四百公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说小的，大约最小的当属宋王台公园，仅以栅栏护卫着一块石头，别无他物，实在“袖珍”得可以。然而，最小的恰恰价值最大，一块石头抵得上半壁江山。

久仰宋王台，今到马头涌。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位于世运道和马头涌道之间。此地名“台”而实无台，青石座上供奉着一块淡赭色花岗石，削为长方形，居中阴刻填红“宋王台”三个行书大字，每字三尺见方，“台”字繁写异体，作“壹”，略似“堂”字。右首竖刻一行小字：“清嘉庆丁卯重修”。清仁宗在位期间只经过一个丁卯，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一八〇七年，重修宋王台距今也已将近两个世纪了。而宋王台的历史却又比它早得多，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

岁月倒流一千多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彪悍铁骑纵横驰骋，席卷大江以北的辽阔疆土，突破长江天险，攻占建康，直逼南宋国都临安。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正月，南宋太皇太后战战兢兢地将签署着“臣妾谢道清”的降表送往元营，元军占领了临安，掳去了年仅五岁的南宋恭帝，扣押了誓死不降的右丞相文天祥，至此，偏安江南整整一百五十年的南宋半壁江山终于易手。有宋一代，自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至谢太后降元，前后历时三百多年，边患迭起，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几无宁岁。其间奇耻大辱，莫过于靖康徽、钦二宗被俘于金，德佑恭帝遭劫于元，而这一次，国家彻底完了。当时，身历此变的宫廷乐师、诗人汪元量有诗叹道：“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投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然而，就在元军大获全胜，准备押解着俘虏班师大都之际，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疏漏：德佑皇帝还有两个兄弟益王赵昰和信王赵昺却不在俘虏之中，他们不见了！元将立即追问文天祥：“二王”哪里去了？听到这个讯问，身陷囹圄的文天祥脸上泛起了笑容，他知道，益王和信王一定是脱险了，而只要赵氏的根苗还在，大宋就没有灭亡，仍然匡复有日！于是，昂然答道“非闽则广，宋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

文天祥响亮的回答震惊了占领者，也揭开了南宋残部誓死抗敌的悲壮一页。

当年五月初一，陆秀夫、张世杰等拥戴益王赵昰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不久，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北上途中逃脱，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投奔幼帝而来，此时，南宋流亡朝廷以陈宜中为左丞相，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君臣辗转闽、粤，招募豪杰，鼓舞百姓，奋起抗元。景炎二年四月，帝昰偕卫王昺驻跸官富场。“官富场”是宋东莞四大盐场之一，元改称“官富巡检司”，司署在今之九龙寨城公园附近，辖地包括今之整个香港地区。当时帝昰、卫王昺到此，土瓜湾百姓划船列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获御赐黄伞一把，引为至荣。

六月，“二王”移跸古瑾，九月次浅湾，一路转战，寻望南去，十二月至秀山，复至井澳、谢女峡，元兵追至七洲洋，景炎三年三月，“二王”驻跸碙洲。左丞相陈宜中已在转战途中弃主而逃，少帝昰一路风寒惊惧，四月，崩逝于碙洲。五月，陆秀夫、张世杰拥戴年仅八岁的卫王昺继位，改元祥兴。六月，迁至厘山。当时，流亡政权尚有十余万人马，被元朝视为心腹之患，遣重兵追杀。元军主帅张弘范指挥海陆两军南下，对南宋王朝最后的海上据点发起猛攻，而恰恰文天祥又不幸在五坡岭被元军所擒，再次成为俘虏！祥兴二年正月，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开往厓山。厓山有他誓死效忠的少帝，有和他共同战斗的将士，可是，此番前往却不能和他们相见，他所乘坐的元军战船正是去“征剿”自己的军队。船过零丁洋，离厓山已经很近了，文天祥一腔悲愤之情喷涌而出，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南宋君臣在抗元的最后一战中惨败，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陆秀夫郑重地穿起朝服，背起九岁的少帝昺纵身跳下滚滚怒涛，壮烈殉国！南宋官兵誓不降元，纷纷蹈海而死，尸体达十余万具，使海面淤塞……

这慷慨悲壮的一幕，就发生在南海之滨。少帝孤臣在国破家亡之后，又艰苦卓绝地抗战四个年头，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才是南宋真正的结束。当年“二王”转战所经之地，经专家考证，“古瑾”即今之九龙马头围，“浅湾”即今之荃湾，“秀山”即今之虎门，“井澳”即今之大横琴岛，“谢女峡”即今之小横琴岛，“厓山”即今之崖门。惟“碙洲”一地颇有争议，许地山、叶灵风、罗香林诸先生均认为碙洲即今之香港大屿山，饶宗颐先生则力主碙洲在化州，双方各有所据，目前尚难做定论。但无论帝昰崩逝之碙洲是否在香港，他和卫王昺曾转战九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多种古籍都证明了这一点。“二王”驻跸官富场虽然不过数月，却在当地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御赐土瓜湾百姓的黄伞被世代珍藏，每年端阳龙舟竞渡之前都要隆重拜祭，直到清光绪末年，黄伞已破败不堪，才予以焚化。九龙寨城附近有二王殿村，便是“二王”驻跸之行宫旧址。当年“二王”曾经登临的小山，因名“圣山”，据嘉庆版《新安县志》，昔有磐石方平数丈，台侧巨台，刻“宋王台”三字，这一记载与嘉庆十二年重修宋王台的题记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