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家里来了国内的客人，他的同事都知道了，我就成了大家的客人。两年前我在国内发表了记述几位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事迹的报告文学《国殇》，这儿的留学生都读过。听说《国殇》的作者来了，都要见一见，陈岱就是其中之一。盛情难却，我应邀来到她的“家”。

陈岱这个二十八岁的上海姑娘，长得白白净净，娃娃脸，说话细声细语，腼腼腆腆。她是学儿童教育的，刚来两个月，还没打开“局面”。房间里很冷清，没有个“家”的样子，甚至连行李箱子都没打开，就这么凑合着过，好像随时都准备打道回府似的。来到这里深造，本来可以同时选修好几门功课，可是每门课要交三百五十美元的学费，她一次交不起那么多，只好每年选修一门，这样时间就拖得长了。但也没办法，这还要靠她自己去打工挣钱呢，除了交学费还得交房租，还得吃饭……

陈岱要请我吃饭，我哪里忍心吃她的那点儿血汗钱？可是她已经预备好了：自己烤的蛋糕，热气腾腾的呢！

吃着她的蛋糕，我听着她的娓娓长谈。

“霍老师，我好羡慕您！你们访问学者，只是短时间在这里，随时都可以回去。可是我不能！我好想家，但既然来了，总得拿下学位，才好见江东父老！可我总是觉得在这儿待不长，这儿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的家。您看，我来了两个月了，连箱子都懒得打开！”

唉，唉，面对这个小妹妹，我该说些什么呢？是劝她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还是鼓动她“打回老家去”，了却这一番愁煞离人的思念？

“我在家的时候，喜欢音乐，喜欢弹琴，可是在这里买不起琴了。有一次在超级商场里看到陈列在那里的电子琴，就忍不住坐下来弹一曲。您知道我弹的是什么曲子？手里不知不觉地弹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她孩童时代印在心中的乐曲，将会记住一辈子！

陈岱不但会弹琴，还爱唱歌。十年前，她就看过我写的电视剧《鹊桥仙》，并且至今还记得其中的插曲。现在见了我，又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四海为家家万里，天涯荡孤舟！……谁伴我，沉与浮？”

歌声哀婉凄绝，连我这作者本人都感动得为之泪下。未必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在真正离家万里的天涯海角，本来并不是为海外学子而写的歌词却恰好道出了他们柔肠寸断的家国之恋！

我在爱荷华的活动即将结束，明天就要到美国其他城市去了。

中午，牛玉寰从爱荷华的一家“湖南餐馆”买来了饭菜，端到“五月花”，算是为我“饯行”。留学生们事先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地分头来我这儿，为的是每个人都能说上话，免得七嘴八舌搭不上茬儿，以后就再没有机会畅谈了。

当天晚上，我就搬出“五月花”公寓，住到张雷和黄丽萍家里，他们为我炖了鸡，煮鸡汤面。这一碗长丝缠绕的面条，大概象征着大家分手之后长久的思念吧？

我吃着面，张雷为我收拾行李。耐心地把东西装进箱子，设想着一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千叮咛万嘱咐。这哪里像是在打发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是真的在送大姐远行！

张雷的情绪很低沉：“霍老师！真想留您多住些天，可是，我们这么多人都留不住您！唉，您要走了，不再回爱荷华了，现在就算踏上回家的路了！回家，回家！您以为我在这里不想家吗？我想上海，想外滩，想黄浦江，想我家那个小阁楼！那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墙上的每一根蜘蛛网都是我熟悉的！……”

他的声音哽咽了，但极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霍老师，您放心，我不哭，眼泪是女人的专利，男孩子不能哭！”

他真的没有哭，而我却潸然泪下！

第二天凌晨，美国的太阳还没升起，他们送我离开了爱荷华。

到了登机口，该分手了。我挥手向他们告别，眼里滚着热泪。

我看见，张雷仍然没有哭，他说到做到。但是，丽萍哭了。难道眼泪果然是“女人的专利”吗？不，当我们面对祖国的时候，男儿女儿都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儿；在母亲听来，婴儿的啼哭是最美的音乐。张雷，你哭出来吧，让我把你的声音带回祖国！

（发表于1991年3月2日《文艺报》）

美洲月

十月一日，共和国的生日，我却在这一天离开了祖国；再有两天就是阖家团聚的中秋佳节，我却提前离开了亲人。此行何处？美国，应邀前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交流活动。

飞机九点钟从北京起飞，横跨整个太平洋，经过东京，降落在旧金山。转机到丹佛，再转机到斯达瑞匹茨。天上地下几番折腾，这还不是终点站。前来迎接的车子又跑了一阵子，总算是到达了爱荷华城。

爱荷华城迎接我的是黑夜，看不清它的真容，苍茫夜色中，只看见盏盏灯火和闪闪星斗，还有那一轮接近浑圆的明月。

我被安排在“五月花”公寓八楼，这是历次前来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的住地。每人一个房间。有床铺、桌椅、空调、电话等基本生活用具；卫生间和厨房则是两“家”合用的，我的隔壁是一位南朝鲜女作家。“五月花”是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公寓，八楼用来招待作家，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作家都住在这里。

一路辛苦，到此我已疲惫不堪，倒头便睡。却又偏偏睡不着，眼睁睁望着窗外的星斗。我知道，我的心还留在北京呢！

次日天明，梳洗毕，走出“五月花”，这才领略了爱荷华的风貌。

爱荷华是一座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肥沃平原上的小城，人口仅六万，按照中国的概念只能算个“乡镇”。但这里却拥有一所爱荷华大学，它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闻名全国，是美国文盲率最低的地区。实际上整个爱荷华城都属于这所大学，不同的学科分布在每个角落，全城都是他的“校园”。城市的设施围绕着大学这个“主题”，发电厂、图书馆、旅馆、公寓、银行、超级市场。市场里的物品丰富而价廉。水果硕大肥美，像是蜡果，一只去毛开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嫩鸡才卖一美元，比中国便宜。

“五月花”公寓的前面潺潺流过爱荷华河，背后是一座小山。缓缓的山坡，铺满了绒毯似的翠草，林木郁郁葱葱。据说秋天是爱荷华最美的季节，现在绿叶间已经夹杂着金黄和丹紫，斑斑驳驳如印象派油画。林间有长满青苔的怪石，原木搭成的或者是未加修饰的石块垒成的小屋，像童话世界。这里是爱荷华公园，但没有围墙，分不清哪里是边界，仿佛到处都是公园。在爱荷华看不到像纽约那样的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甚至很少看到人。发展中国家追求繁华，发达国家却反过来寻找宁静，在世外桃源中返璞归真。人，到了金钱和自由都不能打发日子的时候，就挖空心思“逃离”花花世界：或者沉醉于吸毒的幻觉，或者归隐于原始的山野。

爱荷华的天空蓝而透明，纤尘不染，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从头顶飞过。

我在爱荷华没有亲朋故旧，来到“五月花”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北京的家，第二个便是打给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了。中国作家对聂华苓这个名字都不陌生，她和她的丈夫诗人保罗？安格尔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共同创办了这个国际写作中心，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作家得到她不少关照。一九八八年，她“退居二线”，把写作计划交给克拉克？布莱兹，便在家里忙自己的写作了。

聂华苓欢迎我的到来，并且约我当晚到她家做客。

当夕阳把山坡染成金黄的时候，她开车来，把我接到她家。她的家就在“五月花”左边不远的山坡上，一幢红色房子掩映在树丛中，门口书“安寓”二字，“安”即安格尔也，她夫家的姓。年迈的安格尔在家里迎接客人，并且会用汉语说“你好”。

“安寓”的楼上挂满了奇奇怪怪的、从不同国家搜集来的脸谱，这是安格尔的心爱收藏。客厅很宽敞，后面是木结构的大阳台，站在这里，便面对着爱荷华河，河水在晚霞中流金泻玉。两位老人已经在这里隐居多年，与他们做伴的是丛林中的野生动物——老邻居了，轮番来探望和觅食，彼此都掌握了对方的生活规律。“鹿来了！”“松鼠来了！”仿佛是杜子美“隔篱呼取尽余杯”。

我送给这对夫妇的见面礼是一幅中国画：《春雨江南》，我的丈夫、画家王为政的作品。画展开来，聂华苓和安格尔都发出了赞叹：“啊，太美了！”

在他们的客厅里已经挂有吴作人先生等人的作品，现在又增加了一幅收藏。

聂华苓亲自下厨，为客人烹馔接风。我则宾至如归，表示要动手炒几个中国菜。聂华苓当然欢迎，高兴地为我打“下手”。但这里毕竟不是北京，没有应手的炊具，“不粘锅”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中国的铁锅。原料也不对路。豆腐既不像北京豆腐，也不像江南豆腐，而且事先已被女主人切成小块儿，也炒不出我的“风格”。鱼和鸡则是聂华苓自己炒的。挺好的一条鱼，切成乱七八糟的块儿，放在不粘锅里煮熟了事。

我不禁骇然：“你们平时就这么吃饭吗？”

她答：“平时很简单，午饭吃几块饼干，晚饭才炒菜。”

这就是美国的生活？太苦了吧？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心里就是充实的。”她像是对我解释，又像是自我安慰。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在美国也如此？两个国家的“穷富”差异，在某些方面却又是很小的。

宾主共进晚餐。在座的除了中国人，还有中国的女婿安格尔。我吃了不少洋水果，那梨像是“莱阳梨”，瓜像是“哈密瓜”。但菜却没有中国味儿：豆腐没豆腐味儿，鱼没鱼味儿，鸡没鸡味儿。据说美国的鸡都是机器喂养的，膘肥体壮，但食之无味。一个美元买来的便宜货，却只是好看而不好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国人对此心安理得。

席间的话题自然是围绕着中国。聂华苓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台湾，一九六四年到美国，在海峡两岸阻隔的年代，曾有多少家国之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潮流的和平进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作家才得以在大洋彼岸的异国土地上聚首，真是来之不易。聂华苓在这里搭起了一座珍贵的桥。她忆起许多往事，有欣慰，也有遗憾。

“我退下来了，是真退，写作计划的事情就不再过问了。”她说。

我听得出，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在美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真正实行的。如果中国作家有什么要求，只能去找克拉克，而不便向她提出了；其二，在她主持工作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作家必然如鱼得水。今年来此的中国作家便只有大陆的，台湾、香港的都没有，同胞的聚首便不可能了。

当然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作家交流。我们要了解他们，并且通过他们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更透彻地认识自己。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要在星期五举行中秋聚会，约我参加。”我说，“今天，在中国已经是十月三日，阴历八月十五……”

“噢！”聂华苓好似突然记起，“我忘了今天是中秋节！”

于是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们民族的团圆节——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天黑透了。月亮在爱荷华河上空升起来，圆圆的，亮亮的。没有污染的天空明净澄澈，清晰得可以看见月亮上的环形山影，那是我心中的“蟾宫桂树”。

美国的陆地好像离天空更近，月亮似乎显得特别大、特别圆。

已经有好几十年了，自从有一个中国人说过“连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这样的话之后，便引起了一场长久的论争：到底是谁家的月亮圆。当然，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那个借助太阳的余照在夜晚向我们发光的、既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中国的星球，而是由它引发的情感。中国人站在留有弹洞与血迹的卢沟桥石狮和蒙着硝烟与屈辱的圆明园残柱旁仰望明月时的情感，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日本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认同；而即便是不识一个汉字的外国人也会通过翻译透彻地理解“月是故乡明”这句本不易翻译的中国诗。因为人各有国、有家、有情。

今宵的我，身在美洲，心在中国。

庚午中秋，记于爱荷华“五月花”公寓

（发表于1991年第2期《共鸣》）

远东雪

广袤的黑土地上，黑龙江水滚滚东流，在这里弯成一个弓形，两个城市隔江相望。此岸，是我国黑龙江省黑河市，彼岸，是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

汽笛长鸣，一艘满载着中国乘客的轮船离开黑河码头，向对岸驶去，我便是乘客之一。

站在船头甲板，回首往事并不遥远，却是那么沉重。一八五八年，一纸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把江对岸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沙俄帝国，本来是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从此成为两国界河，北岸那个叫海兰泡的地方便也有了一个新的洋名字：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尽管历史扭曲了国界，却并未扭曲两国人民向往和平共处之心，在那“百里不设防，百里不纳税”的数十年间，黑龙江并没有阻止两岸人民的交往，民间贸易仍然十分兴旺。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我东北，这里成了他们防苏的基地，黑龙江被封锁了。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跨过黑龙江，东北人民箪食壶浆，以迎友军，优秀的苏联儿女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黑龙江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民间贸易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至今，年长的黑河人还对当年的“苏联花布”津津乐道，四十年前买的苏联表还戴在手腕上，不离不弃。但是，那一阵子好光景也只不过二十年，随后，黑河又成为“反修前哨”，除了两国驻军有事交涉升旗为号，互派使者，老百姓重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当此岸的中国人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彼岸的苏联人也在尝试“新思维”，彼此互相好奇地打量着对岸，似乎在询问：咳，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黑河人向对岸送去了一船令苏联人艳羡的红沙瓤西瓜，换回了我们所需要的三百零六吨化肥，这颇具古风的“易货贸易”结束了隔绝的历史，开辟了黑龙江上“开放搞活”的一个新时代。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苏一日游”开通了，隔江相望的老朋友笑逐颜开，又互相“串门儿”了。这一活动很快闻名遐迩，全中国各省份的人都纷纷涌来，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中苏两国边界上距离最短、交通最方便的这一对城市之间的“一日游”成为人们向往的热线，甚至连苏联解体那样巨大的变故都没有造成影响，照游不误！人们哪，共饮一江水的兄弟，怎能被江水隔断！

一九九二年三月九日，国务院批准黑河为首批首个进一步开放的城市。十月下旬，我和首都文艺界的朋友一行数人北上，经哈尔滨，慕名飞往黑河，意欲过江一日游。谁知到了这里才知道，“一日游”热门得很，预约登记要等上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准！幸亏省里打了招呼，市里给予关照，我们到达当天就将一切手续办好，次日一早便可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