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格律之美(7)

作者: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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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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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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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326字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仿佛巨龙在诉说遥远的往事,仿佛历史的长河在回溯它的源头。我听到了,伐木丁丁,采石冬冬,干戈铿锵,号角长鸣。长城,不是哪一位工程师的惊世杰作,它是我们祖先智慧和血肉的结晶。秦始皇帝东临碣石,登高一呼,召来了三十万众。三十万条生命历尽严冬酷暑,化成了万里长城。不是有这样一首秦代民歌吗?“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这歌声似乎太悲凉了,也许唱歌的人想让子孙后代在瞻仰长城的时候,不只是想起秦始皇帝,还要记住那筑城的三十万黔首黔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名民曰黔首”。——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留下姓名!且不管怎样评价始皇其人吧,他那短暂若流星的王朝,毕竟留下了这座举世瞩目的丰碑,记载着永不磨灭的奇功。且不管修筑长城的缘起吧,正是在天地间出现这条巨龙的年代,从阴山之北,到五岭以南,众多兄弟民族的中华儿女形成了河山一统。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代的更迭只是过眼烟云,历尽纷繁的劫难,河山依旧,长城不倒,人民永生。筑城黔首的后代珍惜长城上的每一块砖石,龙的传人日日夜夜守卫着巨龙。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仿佛九州生气汇成龙的长啸,万马奔腾化作龙的足音。东三省在呻吟,卢沟桥在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长城上空再一次升起滚滚狼烟,为国捐躯的已不只是那手无寸铁的三十万民众。巨龙的身上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块鳞甲,每一块鳞甲都是锐不可当的龙泉、青萍龙泉、青萍:古剑名。!当侵略者剖开了杨靖宇将军的胸膛,粒米全无的忠肝义胆岂是一片空空?不,侵略者发抖了,在一腔殷红的热血之中,他们分明看到了一条用血肉筑成的长城!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不是两千年前的悲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中华儿女最后的吼声!长城,作为母亲,长城,作为壁垒,长城,作为旗帜,长城,作为战歌,直到五星红旗在长城脚下、天安门前冉冉上升。啊,长城,不可战胜的巨龙!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俱往矣,十八拍胡笳,一阕大风!我听到了,听到了巨龙的心脏在跳动。仿佛是,十亿条血管的脉搏,十亿根琴弦的和声,宫商角徵羽宫商角徼羽:国乐之五音。,东西南北中。当巨龙翻身挣断窃国大盗的桎梏,当巨龙昂首重新飞向“四化”的前程,当五星红旗在群雄拼搏的洛杉矶升起,中华儿女的心中一同响起震撼世界的歌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长城在对我说,两千年的岁月,它才度过了稚拙的童龄。今日起,将是一条风华正茂的巨龙!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


(发表于1984年第10期《民族文学》,1985年第4期《散文选刊》转载。收入《万里长城文选》,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出版)


公子扶苏事考


研读秦史,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太史公着笔不多的公子扶苏。


公子扶苏者,秦始皇帝之长子也,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始皇烧天下书,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上监蒙恬于上郡。


始皇三十七年,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至平原津而病,崩逝于沙丘平台。临终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中车府令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受始皇遗诏,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这便是《史记》中有关篇章所勾勒的扶苏大致轮廓。


但司马迁的记述似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扶苏北上的时间,依《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是因为谏阻“坑儒”而遭遣,时在始皇三十五年(前二一二),距三十七年(前二一○)始皇驾崩,赵高、李斯、胡亥合谋沙丘改诏,赐扶苏自裁,仅两年的时间。而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伪诏内容,有“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之语,则扶苏北上为蒙恬监军决不止两年,应在十年以上。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就曾经指出:“扶苏之监上郡,决非三十五年事。”(《秦集史》)那么,扶苏北上为蒙恬监军,究竟始于哪一年?如果从始皇三十七年上溯十年,恰好为秦统一六国的时间。《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这里的“暴师于外十余年”与伪诏中所说“十有余年矣”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认定,扶苏作为蒙恬部队的监军,自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参与了包括北逐“戎狄”、修筑万里长城和屯兵戍边的全过程,时间长达十年以上。


或问:始皇三十五年“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之说又如何解释?其实,若仔细推敲史料,也完全可以理顺。赵高、李斯、胡亥合谋炮制的伪诏中罗织的扶苏罪状有“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一语,所谓“数上书”,当然是不止一次上书,也就是说,像谏阻“坑儒”这样的抗上行为,扶苏已经做过多次了。而且,谏阻“坑儒”时被始皇怒逐上郡,也不等于说这就是扶苏的初次北上,说不定他已经往返于上郡和咸阳之间多次,上书和被斥也已经反复了多次。尽管伪诏中扶苏的罪名均为诬陷不实之词,但“十有余年矣”和“数上书”总不至于是无中生有,应该还是可信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扶苏“为人仁厚而懦弱,对历史发展贡献不大。他在许多地方与秦始皇有不同的政见,包括修建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反对修建长城的。”


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扶苏为人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但是,“仁”或曰“仁厚”都不等于懦弱,说他“懦弱”,则于史无据。恰恰相反,“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却有案可查。而且,这两句话出自必欲除扶苏而后快的赵高之口,决无溢美的可能。扶苏的行动也证明,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秦始皇独裁统治时代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的,“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在这样血腥残暴的高压政策和恐怖气氛之下,扶苏敢于反对暴政,挺身而出,冒死苦谏,极其难能可贵,难道是“懦弱”者可为的吗?如果说“懦弱”是指他对待伪诏没有反抗而顺从地自杀,这就过于苛求古人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始皇既是扶苏的君王,又是生身之父,这双重身份,都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尽管扶苏与始皇政见不同,但两人的阶级属性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可能背叛始皇去“造反”,而只有服从,哪怕屈死也要服从,这是历代忠臣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扶苏在不了解沙丘改诏阴谋的情况下,从容赴死是顺理成章的。他之所以没有接受蒙恬“复请”建议,是因为深知其父的专横武断,决不会收回成命,“复请而后死”也是死,“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从容赴死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怎么能因此指责他“懦弱”呢?


说扶苏“反对修建长城”也于史无据。恰恰相反,扶苏是万里长城的监造者。如前所述,扶苏自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为蒙恬部队监军,参与了北逐“戎狄”、修筑长城和屯兵戍边的全过程,劳苦功高,仅监造万里长城这一项就足以名垂千古,难道还“对历史发展贡献不大”吗?诚然,扶苏终其一生,都没有处于权力的中心,他空有“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雄才大略却不得施展,无法改变大秦帝国的走向,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主宰,功成身亡,遗恨千古,这一历史悲剧正是由历史造成的,扶苏本身无可指责。始皇和扶苏相继而死,社会各种矛盾急剧爆发,曾“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的大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值得一提的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军为了争取人心,曾打着公子扶苏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此举系“从民欲也”,“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可见扶苏在国人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章太炎先生曾在《秦政记》一文中说:“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这是极精辟的见解。试想,如果沙丘改诏之事不曾发生,或者虽发生而未能得逞,由扶苏继承皇位,定是一位贤明之君,那么,至少秦汉史将会改写了。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扶苏和短暂的秦王朝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只留下默默无语的万里长城,令后世的登临者扼腕叹息!


(发表于2004年11月15日《人民政协报》、《诗书画》2004年卷)


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先得。”刘邦和项羽双雄并起,叱咤风云,合力灭秦,夺得天下,又一分为二,豆萁相煎,势不两立,经过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最后以刘邦的胜利和项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范文澜先生说:“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项籍“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可怜虫。”(《中国通史简编》)至“文革”中,此说被利用于“批儒评法”,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刘邦是法家,主张统一,是进步势力;项羽是儒家,主张复辟分裂,是反动势力。给他们二人贴上“阶级”和“路线”的标签,只不过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刘邦和项羽的起义,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的一部分,顺应了天下反秦之暴政的历史潮流,客观上都代表了农民的利益,难分彼此。而在主观上,两个人都是怀着做皇帝的野心揭竿而起,不管谁做了皇帝,都是想统治整个中国,亦无所谓孰优孰劣。当初见到秦始皇帝出巡的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便是他们最坦率的自白。至于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本人在做了皇帝之后有一番很为得意的“经验总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二年),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但是刘邦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长期以来,论者多数以刘邦的见解为基础,从刘项两人在谋略和用人方面的强烈反差来分析刘胜项败的必然性,与前引“阶级”和“路线”的分析相比,倒更令人信服一些。


然而,这个答案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项羽的失败,还有一个致命的直接原因,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前引高起、王陵所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至关重要。对于刘邦的“慢而侮人”,人们印象很深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蔑视知识分子,往儒冠里面撒尿。而对于项羽的“仁而爱人”,则完全不予注意。项羽这个人的确可以称得上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他攻襄城,由于久攻不下,一旦获胜,就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进军咸阳的时候,新安一战,又“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后来城阳之战“北烧夷齐城郭宫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其至北海多所残灭”。外黄一战竟然要将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坑杀……他一生杀了多少人,恐怕数也数不清,不仅杀“敌人”,而且杀俘虏,杀百姓。然而正是他的敌对阵营中的高起和王陵说他“仁而爱人”,这又怎么解释?高起、王陵是汉臣,在汉高祖刘邦面前,他们不可能违背事实,为项羽涂脂抹粉,而且刘邦也没有反驳,可见“项羽仁而爱人”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为项羽破例地作《本纪》,将其功其过其得其失都秉笔直书,当然难能可贵。但司马迁毕竟也是汉臣,他不可能有意美化项羽,把不存在的美德强加于其身。“项羽仁而爱人”之说,必有所本。“仁”是什么?孔子曰:“仁者爱人。”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项羽生性残暴,少时“学书不成学剑”,未必读过多少圣贤书。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虽不一定信服,却难以摆脱其约束。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在楚汉相争之中几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