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我哪里会做鞋子？”女主人不知她这话从何说起。

“噢，哈哈！”钟剑挥笑了，他没有想到，露珊娜把那件事记得这么深、这么久。他想告诉露珊娜，他当时朗诵的诗是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译成法文的，诗中提到的做鞋子的姑娘当然也是一千年前的古人了。至于他本人，从决定归国那天起，在心灵深处贮存爱情的位置上就一直为他爱过的人留着空白。他把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艺术上，一个人生活，到了五十岁那年，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和三十五岁的孟洵大夫产生了爱情，这一对青春已过的童贞男女结成夫妻，至今才不过是十年的事。她是一位大夫，不懂得艺术；到了中年才恋爱、结婚，似乎也不大懂得爱情。不，她懂，懂得很深。

钟剑挥不由得看了看十年携手共艰危的妻子，好像第一次发现她原来是这么美，在月光下，显得愈加端庄而优雅。他们是同乡，却相识得很晚。如果她在少女时代真的住东边邻家，说不定真的以鞋相赠呢。谁能想到，这出色的艺术虚构，最早竟是出现在露珊娜的脑海里。此刻，露珊娜碧水一样的眼睛充满友情地望着孟洵，像对待自己的姐妹。啊，多情而善良的露珊娜！

钟剑挥终于没有说出那些揭开谜底的关于鞋子的话，像三十年前一样，没有做任何解释。

他们慢慢地踱着步，说着和夜色一样清爽怡人的话题。露珊娜说，她听方琼讲过许多中国的神话：天上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在鹊桥上相会，月亮里边有一只会捣药的白兔。孟洵告诉她：在太阳里面还有一只三足乌鸦呢。

“唏，”露珊娜笑了，“太阳里怎么会有乌鸦呢？太阳是个大火球啊！”

“我说的是中国的太阳，我们的祖先是这么说的。”孟洵说。

方琼停住了脚步。他忽然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钟剑挥对他说过的一个梦，夸父追日的梦。对，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在印度洋中的海轮上，船的名字叫“海眼号”。

（发表于《当代》1984年第5期。收入霍达集《红尘》，花城出版社1988年出版；《异卉奇花》，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

秦台夜月

一

夜行列车隆隆南去，过了黄河铁桥，过了泉城济南，过了五岳之首泰山，离家乡越来越近了。

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曾是很有名气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多次巡行天下，有一次途经这里，发现有“天子气象”，便犯了他的疑心病，下令在城中筑起一座“厌气台”。台下埋宝剑、丹砂，以“厌天子气”。这还不放心，又在城东挖“秦沟”，并“尽去瓮城之砖，谓之剥皮，凿城四隅如大池，谓之刖足”，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这里的风水破了，不会再出天子。谁知全然没有奏效，这里到底还是出了一位天子，便是那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始皇苦心经营的大秦，仅二世而亡，天下归了刘邦的汉。两千年的岁月过去了，被后人称为“秦台”的厌气台和刘邦的诞生地“汉高故里”都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供千秋万代感叹唏嘘的历史。历史毕竟不能当饭吃，我们家乡的人并没有由此得着什么好处，日子一直清苦得很。这里是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处，却既没有江南的鱼米、胶东的海味，也没有黄山的烟云、洛阳的牡丹，只有贫瘠的黄土，饥馑的人民。在我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年的绝大部分都是吃杂粮兼红芋、胡萝卜和野菜、树叶，只有短短的麦季和春节才可望吃到一点白面。大约家乡的风水的确被秦始皇破坏殆尽了，不然，何以这样穷呢？一直穷了两千年！尽管古人说过“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大鼓干劲的话，但“穷”毕竟不可爱，也不值得夸耀。

记得我在电影学院导演系即将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出于种种考虑，都在找各自的“对象”。表演系的一位女同学看上了我，便委托一位月下老人（也是同学）约我与她面谈。我在离校园很远的一片树林里等她。刚下过的雪，被脚踩得“咯咯”响，我觉得很有诗意。她来了。本校同学，用不着寒暄，一见面，就进入了实质性谈判。

“你的家……”她问我。因为不同班，也不同系，她不了解我的家境，当然是应该问的。

我如实告诉她，我的家在遥远的穷乡僻壤，而且“家有八十老母”。这后一句话其实并不准确，我不仅有老母，还有老父，而他们也都没有八十，只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我那样说，是有意学了鲁迅的一句话。鲁迅是孝子，常说“家有八十老母”，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她倒没有细问这年龄问题，只问：“是在县城吧？”

我说：“不是，在农村。”

“是农村里的小镇吧？”她又问。

“不是，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总共四五十户人家，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买东西要到六七里路外的小镇上去赶集。”我说。不知当时的心情是自嘲，还是自赏，总之，说的是实情。我觉得应该把实情告诉她。

她沉默了许久。我们踏着雪慢慢地在树林子里走，脚下，雪“咯咯”地响，我在等待。

走了好一段路，她才说：“我们家在北京，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儿，这件事，我得慎重考虑……”

不必考虑了，她的意思我已经懂了，我不是她理想的伴侣。不是因为我本人，是因为我的家。虽然她不必嫁到我那个小村庄上去，但只要我有那样一个家，本来被她相中的人也立即逊色、贬值了。

…………

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作为导演也已拍了几部有些影响的片子，本不必再想那件往事了。但，每当我的心里一闪过“家”这个字，便会记起她的那一次“审讯”。我不恨那位女同学，不能强求她爱我的家和家乡。

最近，我正在执导一部新片《秦台夜月》。“秦台”是我们县的别称，“秦台夜月”是当地八景之一。影片叙述的是刘邦起兵之前在家乡的一段故事，没有写到楚汉相争，更没有写到他“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而只写他在家乡土地上是怎样生活的。刘邦年轻时也曾受到过饥饿的威胁，嫂子见他带了朋友来，便有意用勺子刮着空锅给他听。他忍着饥肠走出了家门，幻想着“有朝一日……”后来刘邦做了个极小的官“泗水亭长”，一次奉命押送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造陵墓，刚刚走到距我们今天的县城西边二十来里的地方，就逃亡了许多。刘邦心想，等送到骊山不知会逃亡多少，自己也会落下死罪，竟乘着醉意，索性把他们都放了。刑徒们不忍丢下他，便拥戴他揭竿而起。这便是刘邦起兵最初的篇章，当时，他还挥剑斩了一条挡道的白蛇。后人论及刘邦，常常指斥他的许多缺点，而我认为，他肯为家乡人民奋起反抗暴秦，只这一件就够了不起的了。现在，影片的内景部分已基本拍完，即将出去拍外景，还打算到我的家乡去拍几个镜头，那里虽然已很难找到真正的秦汉遗迹，但那片黄土确曾养育过刘邦啊！

但是，摄制组还没来得及动身，我就为突然发生的一件急事赶回家来了。

列车隆隆，家乡越来越近了。我的心不能平静。家，在召唤我，一封“父病危，速回”的电报紧急召唤我，我丢下刚刚拍了一半的电影，归心似箭地赶回来！老母已逝去多年，父亲又危在旦夕，我巴不得立即赶到家里去，去看一看日夜思念的父亲，看一看惟一的手足同胞——我的姐姐。

父亲，姐姐，对于你们，我是负了债的！

二

我的父母一共生了二女三男，却一个接一个地夭折了，只剩下我们姐弟二人。当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土，死一个人只不过像死一只蚂蚁，我和姐姐能活下来，真是万幸。长大了，我们便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人们夸我的父母命好，“一儿一女一枝花”。尤其是我，父母指望我兴家立业，传宗接代，因此地位又远远在姐姐之上。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五岁。两年以后，我上学了。学校在一里多路远的一个村庄，是一个复班式初级小学，一、二、三、四年级统统坐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老师上课。讲一年级课程的时候，其他三个年级就“自习”，实际上却不得不旁听。大都市的小学生都有资格嘲笑这样的“学校”，而我却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预先“旁听”了二、三、四年级的课。尽管那时的老师水平不高，教唱“天空出彩霞”的时候讲解道：“啥是彩霞？彩霞就是太阳！”我长大以后还是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念那所学校和那位启蒙老师。

然而，有一次我却逃了学，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因为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面墙上写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是骂我的。我用同样的手段报复了一下，结果成了仇。我的“敌人”很有号召力，把所有的同学都拉拢在他的一边。从此，我只好一个人走过那长达一里多的土路去上学，半道还常常遭到“伏击”。唉，那时还没有长成一个男子汉，被这小小困难吓退了，不敢再去上学了。

父亲很生气，脱下鞋用鞋底狠狠地打我。我平生只挨过父亲这一次打，但这一次就足够我记一辈子了。我当时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生气，原先我犯什么过错他从不打我，而这一次他却不再宽恕。父亲没有上过学，虽然我的爷爷曾经是教私塾的先生，却没有让他自己的儿子上学，一天学也没上过。原因很简单：他上了学，谁种地？谁喂驴？谁领家过日子？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从十来岁就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几百斤重的独轮车累得他早早就落下了“痨病”根儿，一到冬天就喘得出不来气；登高修房不慎摔下来伤了腰，一到阴天下雨就腰疼。但是，在那样的重压下他还渴望着读书。一半是靠爷爷的熏陶，一半是靠自学，他掌握了相当的文化。“子曰”、“诗云”读了不少，“三国”、“水浒”烂熟胸中，还知道许多野史轶闻。他讲的刘邦的故事足够写成一本书，还写得一笔好字。附近村庄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文化人”，代写书信、春联等等，他也乐于承担这种任务。农闲的时候，老少爷们儿常常围在我家堂屋里，听他念“闲书”。但是，父亲毕竟不是文化人，他并没有文凭，没有公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穿着一身粗布裤褂，布鞋也是我母亲做的，口儿浅浅的，鞋底不分左右。我们那里的庄稼人没有买过弯底的“认脚鞋”。他和大家一样，不留头发，头皮剃得光光的。瘦长的脸庞，嘴角上老是挂着谦和的笑容，一双棕黑色的瞳孔清亮亮的，闪着智慧的光。他的智慧没有用武之地，得不到发挥，除了写信、写春联、念闲书之外，他和大家一样，犁、锄、耙、种，收干晒湿，是一个极好的庄稼把式。

他大概不甘心让我也做庄稼把式才那样打我的。“我叫你逃学！我叫你逃学！”父亲脸上谦和的笑容无影无踪了，鞋底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头上、身上、屁股上。

母亲在一旁流泪，她不敢管，要是管喽，父亲照样会用她做的鞋打她，这在我们那里，属于常识之内的事。

这时候，出去割草的姐姐回来了，挎着装满青草的“杈子”（畚箕），满脸都是汗水，身上的粗布花条褂子都溻湿了。她一看见家里的阵势，就慌忙扔了杈子，扑倒在父亲跟前，死死地抓住他的手：“大大，甭打他了，他小，搁不住！你打我吧，打我吧！”

“打你做啥？”父亲的脸色铁青，拿鞋的手还是高举着，“我打这个逃学的，打这个没志气的孬种！”

“他不是逃学！”姐姐极力为我辩解，“是人家欺负他！赶明儿我送他上学，甭打他了！”

姐姐的话给母亲壮了胆，她擦着泪，也向父亲求情：“这行了吧？叫莲妮儿天天上学送他，放学接他，省得他再逃学……”

父亲高举着鞋的手放下了。我缩在门旁，等着他的恩准。父亲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是因为被姐姐的求情感动了，还是觉得这样送的办法未尝不可一试？不，此刻他心里生出来的念头实在出乎全家人意料。

“叫莲妮也跟他兄弟一起上学吧，一个孩子是上，两个孩子也是上！”

姐姐震惊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上学的命！“真叫我上学？我保准好好地护着俺兄弟，不叫旁人打他！我保准放学回来就割草，不叫牲口饿着！我保准……”她的眼泪“刷刷”地流，像是怀着深深的歉意，做出一连串的“保准”。

就这样，姐姐和我一起上学了。她比我大六岁，十三岁的闺女了，跟着我从头儿上一年级，还高兴得了不得。其实她早该上学了，她和我一样有上学的权利。可是在我逃学之前，竟然任何人也没有这样想过，包括她自己。闺女不中用，儿才中用，将来这个家是儿的，当然要省吃俭用供儿上学，天经地义。只是由于我，姐姐才获得以“伴读”的身份上学的资格。每当我看到她那高高的个子坐在七八岁的小孩中间，认真地学习最初的功课时，心里总感到一种歉疚，仿佛我欠了姐姐的债。是啊，是一笔债，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欠下她的第一笔债！

姐姐的功课出奇的好，我们俩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放学以后，她又像弥补自己的过失似的拼命地割草。我帮着她割，江米草、萋萋芽、婆婆丁、蚂蜂菜，很快装满了杈子。有时候，在地里还能找到野瓜。我家没有瓜地，只有一棵枣树，难得吃到除此之外的瓜果，发现一棵野瓜是足够兴奋一阵子的。“吔，这儿有个瓜！”姐姐欣喜若狂，摘下来，用衣裳襟擦干净，她一掰两半儿，大半儿给我，小半儿自己吃。她吃得很慢，等我吃完了，又把自己的递过来，“你吃吧，吃罢了该家走了！”

割草不误读书工。高小毕业之后，我们双双考上了县立中学，这在我们全校也是仅有的两名。父亲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以后就更有奔头了。邻居们却议论纷纷，西院的大娘说：“人家爹有文化，会说，早跟城里的校长拉好了！”那年头还没有“走后门”这个词，可那意思也就是“走后门”了。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父亲“会说”不假。他肚子里有墨水，谈古论今出口成章，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不说不说百十句”。可是他的口才没有使在后门上，县立中学的校长，他还不认得哩，一个“泥腿子”，即便去“说”，怕也不顶用。

我和姐姐上了初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中学不比小学呀，书籍费、学杂费每个学期都得十几块，而且是双份的。庄稼人哪来这么多钱？我们只好申请助学金。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训斥的情形。

“你还想申请最高的助学金哩？你看看你那个样儿！”

我站在办公室，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样儿？我的样儿咋？论五官、相貌，比你那瘦猴样儿强多了！不，他嘲笑的是我穿着用姐姐的夹袄改做的不大合身的褂子，是父亲用剃刀给我理的锅盖式的头发。这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身份证，某些人据此就可以任意侮辱你！

“踩践人做啥？助学金不给就不给！”父亲咬着牙说。他蹲在枣树下想主意。

有什么主意可想呢？那时候已经实行了合作化，地、农具、牲口都归集体了，不能卖；屋，正住着，不能扒。卖啥？父亲望着自家的篱笆院，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卖手艺！”他发着狠说。

其实，他也没什么手艺。铁、木、纸扎，一样没学过。但他想现学现卖。没用几天，父亲就在农闲的时候挑起担子走乡串户了。卖什么？卖烙馍用的“轴子”，即擀面杖；纺线用的“锭子”；做针线用的“轱轮子”，即木制顶针。这些，都是他砍了自家的树，用自制的旋床旋的。父亲手巧，无师自通。不，是穷教的，贫穷迫使他这个快四十的“文化人”半路出家卖手艺。人们指着他的脊梁骨，说什么的都有，父亲本来脸皮薄，可是他，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