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六年，项羽摆下“鸿门宴”，欲杀刘邦。以当时的军事力量而言，项羽拥有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而刘邦仅十万，号称二十万，悬殊很大。刘邦战战兢兢，俯首称“臣”地来见项羽，根本不是对手。当时，项羽想杀掉刘邦，简直易如反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大的障碍不在刘邦，也不在暗中帮助刘邦的项伯，而在项羽的内心世界。樊哙带剑拥盾闯帐时所说的那番话，正中他的要害：“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不管刘邦、樊哙的实际行动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满口仁义道德，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咄咄逼人，项羽竟无言以对。“义帝”楚怀王是他和刘邦拥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是共同约定的；如果他杀了刘邦，就毁了约，把自己陷入“不仁不义”的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义帝”仅仅是个傀儡，刘邦和各路将领都惧怕项羽，他即使背叛义帝，杀了刘邦，也无人敢说什么，但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道德法庭”，阻止他那样做。于是，不顾范增的劝阻，放虎归山了。这是项羽的一次重大失误，正如范增事后所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事实证明，这次失误造成了项羽的终生遗憾。刘邦死里逃生，得以休养生息，等到羽翼丰满，项羽再想消灭他，就难了。

公元前二○三年，在鸿沟为界的广武战场，项羽为了要挟刘邦，曾经做了一个水平不高的手脚，把刘邦的父亲抓了来，隔岩绑在高俎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他满以为，刘邦为尽孝道，一定会向他让步。却不料刘邦完全不为所动，从容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一招又失算了。他本来是以道德为武器，想制服刘邦，不料反为刘邦所制。刘邦这个人，为了全局利益，对于局部的必要的牺牲毫不怜惜。即使他的父亲真的被项羽所烹，也决不妥协。“治大国若烹小鲜”，“烹”一个太公又算什么？！何况他深知项羽的弱点。项羽既然和他“约为兄弟”，若烹了太公，就会落下“不孝”、“不义”的罪名，所以他断定项羽决不敢烹！而刘邦自己呢？他从彭城逃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担，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楚军的追击，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他心里只有自己，哪里还顾得上道德！可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又捡起道德这面旗帜，为自己大造舆论。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又击中要害！

公元前二○二年冬，项羽在垓下大败，元气丧尽。在虞美人自刎以后，他把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爱马乌骓交给了乌江亭长，也拔剑自刎，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对于项羽之死，历来评说甚多。项羽临终之前自己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死得糊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把一切都归于“时运”、“天命”，迂腐得可以。当时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臣独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而项羽却拒绝了这最后救他于危难的一次机会，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藉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藉独不愧于心乎？”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回去愧对江东父老，可以说又死得明白，死得壮烈。前此他还说过一番更为壮烈的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把急于结束战争的愿望提高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时，曾打着项羽的祖父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旗号，项羽和刘邦后来又立楚怀王之孙为“义帝”，都是为了在全国树立一个道德和道义的形象，把造反夺权的行为披上“替天行道”的色彩，易于获取天下人心。而当“天下匈匈数岁”，项羽速胜的愿望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一败涂地时，他便决心以死平息这场战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者。此时此刻，左右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有两个字：道德。项羽一生做了许多不道德的事，也许是因性格使然，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最后却死得非常道德，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后世人们把他看做失败的英雄，崇敬而惋惜，大概都是因为这一点。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项羽的最终彻底失败。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兵败乌江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他会死吗？决不会。既然乌江边上只有一条船，追兵必然拿他无可奈何。江东又有“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去重整旗鼓、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呢？杜牧题乌江亭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项羽毕竟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在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生路，而选择了死亡。他对江东父老有情，对虞美人有情，对战马也充满了深情，他对乌江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他的人生最后一幕，我们看到的仿佛已不是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正是“叛徒”吕马童，还深情地呼唤：“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请赏。

楚汉相争之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政治上谁是谁非，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谁强谁弱、谋略上谁巧谁拙，更有一个无形的道德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成为胜败的直接关键。刘邦知己知彼，游刃有余，自己不为道德所束缚，却又以此为武器一次次紧逼项羽，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项羽处处被动，而又总想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一次次地坐失良机，最终四面楚歌，饮恨乌江。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欷歔、追思怀念，多半在于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清照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995年稿，发表于2002年8月21日《中华读书报》、8月27日《天津日报》及《诗书画）2002年卷）

漫说张子房

司马迁作《史记？留侯世家》之时，鉴于汉高祖刘邦早已说过“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这样的评语，太史公便先入为主，猜测张良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英雄状，乃至在采访中见到了张良的画像，却发现此人“状貌如妇人好女”，好自诧异了一番，并如实记载在他的大作之中，留下了颇堪玩味的一笔。

张良的“妇人好女”相貌，我辈已不复得见。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汉初不远，所见张良画像应当是可信的。虽然太史公也承认“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他还是有些迷信，在《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相貌多有记述，如秦始皇“蜂准，鸷鸟膺，豺声”，汉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等等，都在描写中不知不觉地掺进了感情色彩，给读者留下了“以貌取人”的暗示。那么，叱咤风云的英雄张子房，竟然生得一副女人模样，这可怎么说呢？

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姓姬氏。其祖父姬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其父姬平，相董王、悼惠王。这是一个五朝元老的贵族家庭。悼惠王二十三年，姬平去世；又二十年后，秦灭韩。当时子房还很年轻，没有来得及做韩国的官，但国破家亡却让他尝到了切肤之痛，于是不惜倾家荡产而谋求刺客，以灭暴秦，报家国之仇。后来，他终于访得一位力士，认为可堪重托，便铸铁为椎，重一百二十斤，趁始皇东巡之际，让那位力士潜伏道旁，待始皇车队驶过，力士借风沙作掩护，奋力抛出铁椎，却误中了副车，没有成功。秦始皇帝狡猾得很，他乘坐的那辆金根车，有八十一辆副车作掩护，使刺客难以辨明目标，力士手中的铁椎虽然厉害，竟未伤始皇一根毫毛，有惊无险。始皇下令全国搜捕了十天，却也没有抓到力士和子房。子房逃亡隐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州市），更名改姓，大约从那时才姓起“张”来。

这是历史有载的张良第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可与荆轲刺秦相伯仲。但张良不像荆轲那样被他人雇作杀手，而是怀着家国之恨向始皇复仇，可谓事出有因，正如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把张良的故事编成影视剧，应该比荆轲刺秦更合乎情理，也更好看。当然，张良毕竟是个文人，没有足够的武力和膂力。耍不了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所以才假手于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力士。由此，似也可以印证他“妇人好女”的相貌。

此番刺秦未果，张良闲游于下邳沂水桥头，遇见了他后来终生不忘的恩师黄石公。老人故意把鞋子扔在桥下，谓张良：“孺子，下取履！”张良竟然忍受了这种倚老卖老的傲慢，下桥为老人取了鞋子，且为老人“长跪履之”。经过几番考验，老人赐张良《太公兵法》，使之成大器。苏轼《留侯论》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极赞张良之勇。苏轼认为黄石公并非鬼神，而是秦末“隐君子”，“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此说极有见地。苏轼并且极而言之，认为楚汉相争，刘胜而项败，关键在于“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刘邦的“忍”，则得之于张良的指导。

在刘邦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张良确是一位卓越的参谋，多次在关键时刻出了关键的主意。刘邦攻下咸阳之后，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之，不听，而张良以民谚“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导之，使刘邦还军霸上。鸿门宴前夕，张良以公关手段联络了项伯做内应，又在宴会紧迫之际代献白璧玉斗，掩护刘邦脱逃。项羽围荥阳，刘邦听信郦食其之计，“复立六国后世……楚必敛衽而朝。”张良八数其弊，及时阻止，不然将坏了大事。凡此种种，皆非大智大勇者不可为，假设没有张良，刘邦也许早就全军覆没了。

如果说，张良早年博浪刺秦以至后来参加农民起义都是为了报亡国之仇，那么在秦亡之后，这个仇已经报了，他却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辅佐刘邦与项羽对垒，“为韩报仇”的原始动机就难以说得通了。尤其在劝阻刘邦立六国之后时，张良竟然说：“今复六国，立韩、魏、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其主，从其亲戚，反（返）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他所反对者，其故国韩首当其冲，这说明张良的思想早已突破“复仇”的局限，而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了。

刘邦灭楚，大业成就，张良功高盖世，但他却从未为刘邦领兵打仗，“常为策划臣，时时随汉王。”据说是因为“张良多病”。刘邦对他是极其器重的。汉六年正月，本欲封张良为齐侯，食邑三万户。而张良固辞：“臣愿封留足矣，不当三万户。”于是为留侯。刘邦左右大臣皆山东人，主张都雒阳，只有张良支持刘敬之说，极言关中之利，力主都关中。随刘邦入关之后，天下大定，张良便称病杜门不出，学导引辟谷之法，练起气功来了。晚年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体格当然不似樊哙、周勃那样强健，因此在战争年代不可能扮演冲锋陷阵的角色，这很容易理解。但功成名就之后主动称病退居二线，恐怕就不只是出于健康原因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才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一个极富进取精神的战略家，晚年却唯恐功高震主，变得消极谨慎，虽然避免了个人的悲剧，却本身就是历史的悲剧。

张良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先是知难而上，奋发进取，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生价值；而后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急流勇退，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都是非凡智慧的表现。他没有君临天下的野心，所以才有进退自如的明智。他早已参透了功名利禄，却又不肯清静无为地虚度此生，着着实实轰轰烈烈地大干了一番事业，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使然。时代造就了张子房，在秦末汉初风起云涌的天空，他像一颗流星，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然后自己燃烧了自己，在灿烂河汉中消失了。

张子房，一位“状貌如妇人好女”的奇男子，一位兼具阳刚阴柔之美的伟丈夫。

（发表于2003年2月11日《天津日报》、3月1日《人民政协报》、2003年第4期《文学风》）

谒台湾郑成功祠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一日，内地作家访问团首次赴台，经台北、台中，十六日到达台南。在参观孔庙之后，驱车“开山路”，往谒郑成功祠。

郑成功的大名，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永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生于一六二四年，恰恰在这一年，中国宝岛台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郑成功在历史上的地位便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郑成功初为明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号“国姓爷”，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一六四四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不战而降，郑成功坚决反对，于一六四六年在南澳（今属广东省）起兵抗清。一六六一年，他率将士二万五千人、战舰数百艘，经澎湖，向台湾进发，四月三十日在北线尾岛和赤嵌城西北的禾寮港登陆，包围了赤嵌城，击退了敌人从巴达利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派来的援兵，并切断城中水源，迫使赤嵌城敌酋描难实丁于五月四日献城投降。随后，郑成功又指挥水陆两军，围攻荷兰总督揆一所在地台湾城，浴血奋战达八个月之久，揆一身陷绝境，不得不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宣布投降。从此，在荷兰殖民主义者铁蹄蹂躏下长达三十八年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得以光复！

当年荷兰人修筑的“台湾城”、“赤嵌城”，均在今天的台南市辖内。台湾人民为纪念郑氏收复台湾、开发台湾的功绩，修建了“开台圣王庙”。清兵入台后，民间的祭祀活动转入地下，此地改称“开山王庙”。而有意思的是，清朝统治者看到郑成功在台湾的威名不可动摇，竟也要加以利用，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募集白银七千四百两，将开山王庙扩建为“明延平郡王祠”，并追谥郑成功“忠烈”光荣称号，却不问其忠者为谁、烈者为何了。不过说到底，无论大明、大清，终归都是中国的国号，而番邦荷兰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郑成功收复台湾功不可没，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郑成功主要的功绩在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主战场在台南，当然台南的郑祠也就成为最“正宗”的纪念之所。“开山路”就是因昔日的“开山王庙”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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