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失落的一代(11)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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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穿越·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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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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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218字

陈丹青再度回到了过去一个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传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悲剧、不断堕落的中国文化图景。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但却始终发现,他们力量微弱。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我们模仿他们,不断自我反省,却发现这种反省并不奏效。鲁迅哀叹、讥讽“吃人的传统”,但是当陈丹青成长时,这些传统已经夭折,但此后并未出现一个新世界,相反的,失去了传统的人,在以更高速度堕落。他不断碰到类似的困境,在他年轻时,他需要打破封闭、需要更多的信息,但他再度回到中国时,他发现尽管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年轻人的头脑却以另一种形态封闭着……


他继续求助于传统,求助于记忆,求助于常识。他不断引用着约翰·伯格的名言:“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他重复着民国的精神,民国人的面孔与风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进步之后,人的质量反而降低了。



对我来说,此刻的陈丹青,有点像是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末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阿诺德目睹了英帝国的兴起,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支配了维多利亚时代,他试图通过古希腊传统,来恢复英国社会的贵族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诺德的批评被形容成“矗在艺术、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陈丹青呢?你当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认,他是断层中的一代,缺乏足够情感与知识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没有打破语言的壁垒,去进入更大的思想与知识空间。但是,他的方式却是相似的。在我们谈话时,他再次提到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感受力”,30年前,他为中国的美术界寻找某种“新的语言”,而今他在公众中广受欢迎,仍依赖他与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语言”。


当然,他没有马修·阿诺德式样的道德与伦理热忱,他将诗歌、文学视作新的宗教形式。这使得陈丹青的表达,充满快感,却可能变成了某种漂亮的表演,它锋利,却不温暖与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内心深处,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而人类的辉煌,经常是依靠这种信念而不是头脑达成的。


但是,对于这一切,我又怎好意思苛求?陈丹青喜欢说,他喜欢此刻的中国,是因为它“充满剧情”,回想他所走过的53年中,在他那一代人并不稀奇,但倘若和其他国家人的相比,那么这实在是过高的密度了。而且,这些变化中,只有很少情况下是他们主动的选择,大部分时刻,他们是被裹挟在更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中只有极幸运的才能一直跟随自己的志趣。同时,他们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漫长、庞大、被各种网络交织的社会中,个人很容易被吞噬其中,既浪费了精力与才华,又淹没了自我。此刻的陈丹青不就正在犹豫,是在中国继续观看这“精彩的连续剧”,还是回到纽约重新找回那个安静的自己。


我不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的生命是否已经结束,或是未来的历史将怎样记录他。或许他对此并不关心,在他深夜独自作画与听音乐时,想必叔本华经常跳跃出来吧——他试图用坦白承认人生的无意义,来面对人生注定的孤独与无根。我很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前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佩戴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前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戴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与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连外,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的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在那里,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地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在那里他又意外地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在1950年的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三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内地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的、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获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她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地进入人的内心。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中,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便开始作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地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1961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内地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当刘香成向我讲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8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座四合院里,它400平方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历史上“北平式”的悠闲味道。当1994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周刊》、美联社这些世界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授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1992年的一项集体性荣誉。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的,那时他是一家知名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1994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为《时代周刊》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他先是成为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1999年在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200年前英国人马嘎尔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事实上,自从福州的鼓楼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处于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的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过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对于60年代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60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们密切注视着内地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内地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到内地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内地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父亲却让他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由他来改。所以,当他1970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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