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台湾素描(7)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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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穿越·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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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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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176字

这是2007年的冬天,我们坐在北京市西坝河南路的一间公寓里吃炸酱面。公寓位于二环与三环之间,与商业中心尚有距离。窄窄的西坝河安静地流淌,小路上的那家医院令人想起了集体主义的年代。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这座城市变得太快了。20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飘着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小巷的拐角还堆放着大白菜,但如今的浓重雾气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亢奋却乏味。沃尔玛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货品,层出不穷的时尚杂志、无穷尽的网络资讯,是此刻生活的写照,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与数量的旋涡中。


大约10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时我还是一名浑浑噩噩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是和一连串的人、报刊、事件的名字共同进入我的视野的——陈映真、白先勇、李昂、《中国时报》、乡土文学、美丽岛事件……我尚搞不清这些人的年龄、成就与关系,仅仅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台湾转型中,他们是不可忽略的知识分子名录中的一部分。


那时候,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也在同学中流传。除去爱伦堡早年在巴黎的浪荡岁月让我们心醉神迷外,我们也都喜欢封面上提到的“解冻”这两个字。我们还太年轻,体会不出当爱伦堡将这些青春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公之于众时,它引发起一代人内心多么强烈的骚乱。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杀戮所激起的恐惧,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带来的单调,冻结并麻木了两代人的心灵。如今,他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直截了当地去揭露真相,是一种反抗方式,它升腾起人们摧毁这种制度的强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展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既然专制体制带来的是恐惧、禁锢、麻木、单一、丑陋,那我们就努力让自己体验自由、敏感、欢乐、多元与美。


那一代苏联人的内心骚乱,在10年后又毫无障碍地传导到中国。当这本回忆录的节译本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民间时,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到了我这一代时,它仍动人,但的狂喜已然不复存在,1997年的中国已和1977年的中国大不一样,那个彻底匮乏、压抑的年代已经消失。但是,它却没有彻底地过去。“解冻”这个词仍在人们心中泛起奇妙的涟漪——听到冰层破裂的清脆声,看到耀眼阳光下冰层的消融,这蕴涵着无限的希望与生命。


而高信疆和他所属的一连串模糊的名字与事件,是另一种“解冻”的呈现,它比爱伦堡更让我感到亲切。蒋介石在1975年的死亡,暗示着戒严年代的末日。曾经生活在强烈政治阴影下的台湾社会的思想生活开始松动。倘若雷震、殷海光、李敖意味着黑暗之中的一道亮光,是力量悬殊之中的个体的悲壮和勇气;那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分散的力量正在被汇集到一处,孤立的个人找到了组织,个人、团体主张与手段或许各不相同,他们是家、新闻记者、环保分子、政治活动家、艺术家,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政治专制。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他们展现出了自身最光辉、最富创造性的时刻。



见到高信疆时,我已不再是10年前那个过分理想主义的大二学生,逐渐意识到倘若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对应变革,理想主义的光芒也终会暗淡。那个被我理想化的台湾转型岁月,已过去了将近30年,一个越来越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贵的民主理想,正在堕入一个庸俗民粹主义的泥淖。


我也比从前更清楚地知道了高信疆是谁。不管怎样,他主持《人间》副刊,仍像是媒体历史与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某个奇迹,它曾经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它设定的议题,为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


不过,在那个吃炸酱面的夜晚,我没太多机会表达自己对他的仰慕之情。再说,高信疆早在20年前就离开了《中国时报》,他曾经短暂地执掌过香港的《明报》——这份报纸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中国时报》在台湾,它们都是各自社会的价值标准的制定者。而在之前的7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听说他尝试过与不同的报纸、杂志合作,希望能将他昔日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却都不了了之。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一个统一的中文媒体世界,恐怕是挥之不去的渴望吧。台湾太小了,香港不仅太小,也过分特殊,只有大陆才可能带来那种辽阔的魅力——超过10亿人,他们通过汉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这个辽阔的大陆、巨大的人群,张开怀抱接纳了二流的台湾演员、过气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却没准备接纳真正的思考者和怀疑者。


不过,清风、明月、黄酒、炸酱面,却是一个谈论中国的恰当情境。“不能因为三百年的失败,就抹杀掉三千年的历史。”我忘记了谈到什么话题时,他说出这句话。他还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70年的稳定时期,它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的天下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中国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兴起,期间不过经历了两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论点出自何处,我的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此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但不知是黄酒还是别的原因,我内心洋溢起一种难言的兴奋。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于习惯性地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20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否定刻薄而无情,仿佛这才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刻薄却经常导致一种意外的结果——我们似乎变得更匮乏、更单调,内心更慌乱了。


随着年龄日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欲望,已慢慢在内心滋生。我逐渐觉得,总有些卓绝和美妙的特质,才让这个民族绵延至今,并曾创造出那样灿烂精致的文明。


那天夜晚,高信疆似乎照例大醉而归。朋友扶他离去时,像是扶着一个踉跄的老侠客。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不富任何诗情——亚运村。



我计划再去拜访他,听他讲那些风云往事,再去追问傅斯年的那句话的来历。


但等到来年年初时,他的北京电话打不通了,接着就是听说他在台北住院了,患的是大肠癌。我也听说陈映真也一直在住院。


一个时代似乎都在谢幕。2008年11月,我第一次到台湾旅行。在为期9天的行程里,我不间断地碰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闻事件——陈云林的访台、王永庆的葬礼、台湾沉寂多年的学生运动的复苏,当然也有《中国时报》产权的转让,以生产米果著称的食品公司旺旺集团成了它的新东家。我不知高信疆听到这一消息时将作何感慨,他人生最辉煌的岁月都与这家报纸息息相关。而对于台湾和几代华语读者来说,这家报纸也从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一桩生意,而是一种精神、品格、价值观。


再接着,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实际年龄比看上去显得更年轻些,出生于1944年的高信疆,去世时不过65岁,但他在40岁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功业。


一连几天,我都在回忆我们唯一一次见面的场景。或许也在暗暗比较我们这两代人之间的异同。他们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锢对个人自由、思想和审美带来的伤害,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敌人已不再如此明确,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费文化和扭曲的政治形态却塑造了一座新牢笼,将我们困于其中。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解冻时期所蕴涵的希望与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尔纳克的感叹:“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崇高的理想变成了粗俗的物质。因此希腊变成了罗马,因此俄罗斯启蒙运动变成了俄罗斯革命。”


不过,我们丢失掉的不仅是他们那一代的纯真和勇气。我更感到还有那股浓烈的情感,它深藏于一代代最优秀的中国人身上,让他们即使在悲观的时刻,仍有行动的勇气,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俘虏。


一颗坚硬的石子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柏杨以这句话开始了演讲。1984年秋天,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间俱乐部里,坐了大约100名听众,23是黄皮肤,13是白人。此时的柏杨已经64岁了,他身材高大,鬓角花白,在生活中,他性格爽朗,烟不离手。他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邀请的作家。在台湾,他以一名高产、犀利的杂文作家和通俗历史学家而闻名。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犯,1968~1977年将近10年的时间,他被关押在台湾岛东南海域的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孤岛上,夏日的夜晚,鱼腥气和孤寂四处弥漫。


讲台上的柏杨正处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64年的岁月,充满了惊恐与苦涩,他的命运,像是20世纪中国的缩影,人们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他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确切日期,甚至对出生年份1920年也不能太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