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与新生，幻灭与希望，迷漫在此刻的台湾。当我到来时，又是一个转折时刻。报纸，像一幕精彩的连续剧，旧人落幕，新剧登场。和《中国时报》一样，王永庆的追思会象征着光荣与梦想的旧时代的结束。2008年11月8日的上午，台湾最重要与最著名的人物悉数集结在桃园县龟山乡长庚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表情凝重，他们在与一个时代告别。王永庆清癯的面孔占据着电视画面和报纸、杂志版面，它唤醒的是一致性的哀叹和敬佩，也似乎在帮助台湾人重温黄金岁月——他们这一路是如何走过的。

自从15岁成为台南嘉义县的一名卖米的小工以来，77年来，他从未终止过工作，他的事业版图则从那个日据时代的小小米店，扩展到21世纪全球最大的化工集团之一。而且，财富与成就既未令他停下脚步，也没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在2008年10月16日去世的三天前，他从台北赶到新泽西，视察旗下的生产线和厂房。15日那天，他如常和公司主管开会。会议后，他回到办公桌，坚持喝完开会时剩下的半杯咖啡，尽管它早已凉了。他把报告折成一半，放在桌上，对他的女儿王瑞华说：“好，我们走吧。”第二天早晨，他被送进新泽西一家医院，9点38分，他死于肺衰竭，时年92岁。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离去不仅是商业巨人的离去，也是一种价值观与精神的消亡。他的勤奋、节俭、认真、自律、雄心，是台湾人击败贫穷与困窘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延续，令人尊重的老人，不仅是因为成就，更因为是道德上的表率。

而今，是另一个时代了。11月9日的《苹果日报》的a1版，表现出此刻价值观的冲突与混乱。在报纸的上半部，是那起凶杀案的报道，标题杂乱而醒目，在大幅的案发现场的照片旁是另一则新闻《赶喝喜酒，游览车翻覆3死39伤》。而在报纸下半部，则是王永庆治丧委员会的致谢书，其中，我看到这样几句：云情高谊，殁荣存感，谨申谢忱。那个山水、诗词、千里送君的古老中国突然显现出来了，像是早已灭绝的物种的再度现身……

二

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散步时，我常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忠义路、仁爱路、南京西路、哈密路、罗斯福路、辛亥路、大同区……辽阔的中国、近代的历史还有古老的价值观念，似乎都被塞进了小小的台北市。

1949年，200万人涌进台湾，躲避政权更迭的灾难。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地方语言、食物味道、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他们也带来了对那个失去的中国大陆的渴望。他们的领导者以中华儒家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只喝白开水、不苟言笑、嗜读《王阳明全集》，早年制造种种血案，晚年却总在谈“以德治国”。他用“反攻大陆”来鼓舞与欺骗自己，也让自己成为几代少年心头的幻想——他们生活在岛屿之上，地理课本上的祖国却是如此辽阔，甚至比北京的同龄人眼中的更辽阔——蒙古也属于其中。

当他在1975年去世时，人们彻底从幻想中醒来——与其徒劳地叫喊“反攻大陆”，不如踏踏实实地建设台湾。台湾意识苏醒了，新一代人不再试图从大中国中寻找身份认同，他们要发现自己的故事。而当蒋经国在1988年离世后，新一代人物不仅试图减弱中国化，也试图清理蒋家的遗产——他们是外来力量笼罩台湾的象征。台北“总统府”前的大道，是这种情绪的高潮一幕。那是陈水扁任台北市长的1996年，为蒋介石祝寿而命名的介寿道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以纪念台北的一个原住民部落。

过去12年的凯达格兰大道，见证了台湾的各幕政治戏剧。2008年11月12日的夜晚，我在这里散步时，大道上张灯结彩，今天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总统府”日式的高塔，突兀地矗立在夜色中。这一天，台湾的报纸、电视画面上都是那个令人瞠目的场面——陈水扁高举起被拷的双手。昨天，这位“前总统”被收押了。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幕，也听到了这位台湾“前总统”的高声呼喊——“这是政治迫害。”

如果从1979年的《美丽岛》杂志创办算起，这一刻像是对30年民主运动的一种反讽，如果从蒋经国1988年去世算起，它是对20年政治转型的弊端的一次清算，对我这样的外来者来说，它是一出肥皂剧的高潮时刻。

而最滑稽的一幕也在这高潮一刻到来了。在收押之前，陈水扁举行了记者会，声称马英九和共产党要把他捉起来当祭品，他即兴进行了一连串历史性的模拟，他自比为甘地、孙中山、雷震，他被关入的是台湾的“巴士底狱”。似乎在他义正辞严的表达中，那些贪渎罪行消失了，他变成了一名值得同情的政治犯。

台湾东森新闻台反复播放着陈水扁被收押的新闻专题片，片头广告真令人感慨。30年前他是一名年轻正直的律师，20年前他是“立法院”里冲劲十足的“揭弊立委”，12年前他是一名受人爱戴、雷厉风行的台北市长，8年前他曾经代表了整个台湾的希望，是“台湾之子”，如今，他是台湾最让人诟病的贪污犯，是“台湾之耻”。

相比于他对自我的认知，另一组模拟或许更为恰当。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韩国的全斗焕和卢泰愚，前两位是亚洲著名的贪污总统，而后两位则是被押上审判席的前总统。

他们各自的命运，也映衬出亚洲的民主浪潮。台湾曾是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定义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代表，就像另一位政治学者白鲁恂写道的：“台湾可能是下属理论的一个最好的例证——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民主的偏好，造成多元化的滚滚浪潮，所有这一切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威权主义统治的基础。”

陈水扁的兴起与衰落，却像是台湾奇迹的另一面——它的成熟与腐烂是同时进行的，速度都异常惊人。

媒体上的世界，或许充斥着混乱、不安，但街市依旧太平。这么多天来，我只遇到过一位情绪激动的出租车司机。“这是什么，什么？”他一路都在向我抱怨说，他吃了来自大陆的奶粉，得了结石，昨天的收押，分明是政治迫害……我听得出他语气里的挫败感，他觉得哪里都不对，却找不到原因。

深夜，我在学者影院看了《一八九五》，讲述的是台湾地区的客家人如何抗拒日本人到来。你看得到其中的悲情，大陆的统治者们从不在乎这个岛屿的死活。如果回望台湾在过去400年的动荡历史，就多少会了解他们为何会这样悲情。荷兰人、郑成功、日本人、国民党，台湾社会总是被更强大的外来者所左右，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无力感”、“边缘化”的情绪，长期埋藏于台湾社会的内心，一旦得到机会，它们就会释放出来，创造出“亚细亚孤儿”式的神话。

以至于如果你在这儿成长，会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也正因如此，台湾才会对身份的政治学，表现出如此的敏感。在台北，我遇到另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外游历读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特别关心政治生活与国际新闻，很难算得上激进分子。他们中的一些对于中国大陆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惊叹于她的辽阔、深厚，也担心她将自己吞噬。

但是在提到两岸关系时，他们会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和大陆的关系，像是台湾心中的幽灵。”其中一位刚从英国归来的年轻人对我说。但事实上，与其说他们在拼命寻求独立，不如说他们在寻求被更公平地对待。

三

清晨的淡水河畔，除去静静的水面，修长的白鹭，我还看到了一群少女迎面走来，她们都把头发染成了黄色，眼影浓重，穿着一样的短裙，露着白晃晃的腿，像是从日本新宿街头直接走到了淡水。这一场景，像是对昨夜《一八九五》中的悲情的嘲弄。

她们和我昨夜路过的自由广场上集会的年轻人，都是新的台湾。我记得广场上那块白板上面写着“180小时”，这群年轻人已在此静坐了将近8天，其中大部分时刻，是连绵的阴雨。这也是1990年的“野百合运动”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自称为“野草莓运动”，他们这一代经常被称做草莓族——柔软、易腐烂。他们表明，我们也在积极参与社会的改变。他们有了新一代的手段，利用互联网制造声势，吸引媒体的注意，抗议台湾地区现行的《集会游行法》……我听到过其中三个年轻人的对话，那夜雨正大，他们都裹在黄色雨衣里，他们背后的中正纪念堂不知为何笼罩在一片蓝光之下，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说：“这样也不是办法，我们不能为了反对国民党，就支持民进党，也不能再让他们就这样乱搞下去，我们就再组党吧。”

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混杂情绪。一方面，我担心如今的理想又要变成未来的幻灭；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勃勃的生命力正在生长，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够改造社会，他们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并随时可以付诸行动……

对话江丙坤

“大家都很意外，没想到花那么多时间。”回忆起晶华饭店的一幕，江丙坤这样说。那是2008年11月5日夜晚，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此宴请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领的大陆代表团。

原定晚上8点半结束的晚宴，一直到凌晨2点才告完。数百名民进党的支持者，围住了酒店，一些人还试图冲入三楼的宴会厅。

作为主要陪同嘉宾，江丙坤一直在场。“我们喝茶、聊天、吃牛肉面，”他说得轻描淡写，“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聊聊天，交换意见。”

2008年11月12日下午5点半，在台北海基会的宽大会客厅里，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向我们讲述了“江陈会谈”的插曲、他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看法，我们还谈到了蒋经国的遗产，台湾的边缘化，以及两岸的希望。

或许是过去一周的奔波与意外，让他有点疲惫。谈话时，他脸上带着倦容，声音低而轻，仿佛只愿意微微张开嘴唇，但谈话又是如此清晰而富有逻辑性，就像是书面发言。他的记忆力也令人震惊，谈话进行到一半时，他的镀着金色外壳的手提电话响起来，他听着，偶尔用台语回上两句，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三分钟后，他收起电话，立刻从刚才的中断处继续讲下去。

76岁的江丙坤，是台湾半个世纪历史转折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他出生在日据时代的南投县，青年时在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接受教育。从驻日使馆经参处的助理商务专员做起，在40年的政府工作生涯中，他出任过台湾地区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还有各种委员会的负责人、谈判代表。2008年，他出任了海基会董事长一职，这是台湾地区政府与大陆沟通的主要中介单位。

许知远：您对这次会谈结果满意吗？

江丙坤：可以说这次是成功的会谈。我在第一天陈会长到达的时候，就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也是两会关键的一刻，是两岸走上和平发展的重要一步。他要走那一天，我说加一个“难忘的一天”。为什么讲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两岸分裂分治刚好一甲子，前40年两岸是完全的三不，后20年是政治对立，但是经济上有交流。现在进入另外一个甲子，也就是两会第一次在台湾举行会谈，也是两岸分治以来第一次有高层，代表双方，能够在这里协商，而且要签署协议。

过去几十年来，大家最盼望的就是两通，即通邮、通航，这两通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是对台湾经济很重要的策略，现在能够实现，虽然为时已晚，但对今后台湾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我为什么讲“和平的重要一步”呢？因为直航之后，两岸人民的交流会增加，两岸会晤交流会增加，因为时间会缩短，成本会降低，双方货品更有竞争力。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两岸的交流、人民的接触，相互化解敌意，走上和平的大道，所以它是两岸和平发展重要的一刻。从经济面再做说明的话，因为现在从台湾到大陆投资的有六七万家厂商，也有100万名台商住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有人说是1500亿美元，一年有480万人次到中国大陆去。台湾40%的出口在大陆与香港，台湾一年对大陆有700亿美元的出口额，这都是对台湾经济很重要的。

现在假如能够缩短时间，减少成本的话，我们40%出口的产品，它的竞争力会提升，特别像海运，之前要经过琉球，花时间、花成本，所以厂商留根在台湾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产品竞争力提升，不一定非要搬到海外投资，可以让工厂留根在台湾。尤其将来时间缩短，台湾希望变成全世界台商的营运中心，也是亚洲的经贸枢纽，方便的交通不可或缺，不管空运、海运，台湾都有很好的设施，假如结合大陆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台湾的地理位置与方便的海空运输，对两岸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策略。

许知远：您刚才提到经济交往。过去20年里，北京看待两岸关系基本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但是台湾对北京最大的忧虑与经济无关，它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误解非常深，怎么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