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失落的一代(1)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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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穿越·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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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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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940字

我越来越承认,我头脑中杂乱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目前混乱的价值观一样,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这一代注定在种种的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内心的困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应将这种困惑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


小镇青年



宁竟同对于那段闲散的时光记忆犹新。作为赵树理文学院作家班的一名学员,他对于自己的文学道路憧憬不已,他已经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两篇,使用的是“西波”的笔名。这是1990年春天的太原市,在每个傍晚,他和他的年龄各异的同学们从食堂散步回所住的招待所,他们无所事事,也无所不谈。他记得那个“腼腆、羞涩”的小个子同学,他总是穿着大头皮鞋,一条宽大的牛仔裤,似乎“总善于让自己带有艺术家气质”,他也发表了一个短篇《太阳挂在树杈上》,技巧明显稚嫩。


宁竟同坐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自助火锅店里,回忆起16年前的太原时光。他穿着一件有点皱巴巴的白衬衫,将打了一个生鸡蛋的啤酒一饮而尽,我们之间隔着一桌子看起来不那么新鲜的羊肉、白菜与土豆片,那台布满油腻腻的灰尘的立式空调发出的噪音一直没有减弱过。我们的谈话进行得比预料得更愉快,尤其预先设定的主题——那个“羞涩、腼腆”的小伙子——转变为文学理想和命运安排时,气氛更热烈起来。


宁竟同如今是一名不太成功的编剧、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的父亲,住在火锅店附近一套租来的公寓里,他在不同的剧组间游荡,在自己无法左右的剧情上删来改去,等待成为一名著名的编剧,让家庭生活更为稳定。


过去16年的生活颠簸不平,造化弄人。他的原本清晰可见的作家梦在1990年夏天遭遇了意外的打击,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他回到了少年时代在山东、山西流浪时从事的老本行,成为一名装修工人。在装修了很多太原的人家之后,他在2000年前后来到了北京。他的文学梦看来已经破灭,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气息与80年代已完全不同,文学不再是时代中心,那个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一篇就名满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他在意外地摆脱装修工人的生活后,开始为一家个体出版商工作,这些风起云涌的个体出版商是1992年开始的全民经商热潮的一部分,一些昔日的诗人与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既为了摆脱物质的困顿,也期待或也可以满足自己的梦想——出版自己喜欢的书。宁竟同为之工作的出版机构创办人是简宁,在80年代他是一名热情洋溢的诗人,以性格豪爽和具有理论素养著称。他和他的朋友作家莫言共同创办这家出版机构的目的很单纯——“出版朋友的诗歌与”。


宁竟同的第一项工作是《贾樟柯电影》丛书的编辑。于是,在2003年的夏天,宁竟同再次见到了赵树理文学院的那个小个子的同学,13年前稚气的文艺青年,如今是中国最著名的青年导演,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宁竟同吃惊地发现,后者已变得如此成熟、自信,在坐满了年长的哲学教授、诗人与艺术家的饭桌上,刚过30岁的贾樟柯毫不羞涩地发表对于政治、社会与艺术的看法。


我和宁竟同的火锅边的谈话,是以一篇他在10年前写的关于命运的结束的,尽管我们四周坐了赤裸上身、被啤酒弄得面红耳赤、情绪激动的大汉,但我还是被拽入了浓重的宿命色彩中。


宁竟同是我在2006年夏天的一连串人物采访中的一个,我想写一篇关于贾樟柯的文章,被访者是他的童年玩伴、同学、合作伙伴。但是,在每一次接触后,我的头脑中总是闪现出博尔赫斯的那篇的名字《小径分岔的花园》,在人生的每一个横截面,他们似乎都站在同一个起点,在短暂的相伴之后,他们的轨道变得如此不同,一些人继续向前,大多数人则被甩出了轨道。在他们身后,则是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的激烈转变,一切我们昨天还信奉的铁律,到今天就一钱不值,人们在颤动之中,经常拼命却徒劳地抓住他们认定是确实的东西。



我对于贾樟柯所知甚少,大约是7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读到他的同学顾铮回忆他们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文章,我忘记了细节,却被其中弥漫的年轻人倔强而努力的情绪深深打动。在一位昔日同事的家里,我断断续续看了《站台》,我感受到其中的情绪,却没有得到期待的打动。我猜这多少与我对所谓的新生代导演的排斥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年轻电影导演中,他们的姿态感过分鲜明,他们借鉴了太多的所谓前卫的元素,拍摄的主题不是摇滚青年就是同性恋——他们总处于边缘,他们为了反叛而反叛,而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贾樟柯与这一潮流有什么区别。我成长在一个过分迷恋文字的传统里,对于镜头到底能表达什么充满着不信任。


这也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童年从乡村到军队大院,那是两个各自封闭的世界。我的成长路径是书本上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式的,甚至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读书、进入名校、一心要成为社会的金字塔的顶端,每一个阶段的过渡都是过分平稳,没有暂时的卡壳,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游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中国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全球时代,我和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分享同样的人类文明,并将共同创造新的奇迹。那时,我很少受到身份的认同所困,这反应在我的写作和谈话中,我毫无障碍地引用了埃德蒙·伯克或是伯特兰·罗素的字句,相信我在精神上正和他们是同代人。这给予了我知识上的庞杂结构,却也令我经常陷入一种无根基所带来的虚幻之中。我是在书本上成长起来,所以每当脱离书本时,现实给我带来的总是困惑与不安。我了解罗素在1922年所描绘的中国人,但这与2006年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伯克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这能帮助我看清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吗……


随着年龄日增,我对自己日渐不满,我经过了训练,掌握了技巧,却不知道该表达什么,什么是我写作的主题。即使我再熟练地谈论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历史与思想,看起来,我也不过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注脚。我渴望自己的独特声音,我想知道什么才是我内心的真正源泉,能够驱动我一直向前。


人的思想成长总是充斥着被打断,并以意外的方式重新组合。在我的头脑充满不安时,在奈保尔、林语堂之后,贾樟柯却出人意料地闯了进来。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的狭小的特立尼达的奈保尔,一生纠缠在他对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辽阔与复杂的渴望之中,这种渴望又经常被现实的混乱与丑陋所震惊。而出生于福建的传教士家庭的林语堂一直到20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之后,他开始了对中国的探索之旅。他们讲述的都是一个追寻的故事,最终发现,他们与他们的国家或甜蜜或紧张的关系,是他们的情感与创造力的源泉。


但是,我不能假装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是多么亲近,我读了林语堂的大部分作品,并延伸了钱穆,甚至前往他的家乡无锡七房桥,钱穆将之美化成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代表。或许林语堂和钱穆描绘的中国,都是真实的,但至少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她的确不再和我有那么清晰的关联。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个既生机勃勃又粗鄙不堪的中国,似乎才是真实的中国。但长期以来我对她采取了漠视态度,我不相信她因为长期挣扎在物质与思想的匮乏边缘,而会有什么特别的闪光,值得我去研究与沉思。在漫长的智力成熟期,我总是期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柏克莱,20年代的巴黎,1914年之前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或者干脆是巴纳耶夫所回忆的“群星灿烂的年代”,那都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青春时代,年轻人通过音乐、绘画、、政治、诗歌、建筑,甚至暴力探索一个新世界,他们拥有想象力和勃勃雄心。


总而言之,我生活在一个借来的时空里,认定那样的情感与智力生活,才是值得吸收与挥霍的。但借来的时空或许充满新鲜和振奋人心,却似乎注定像人造阳光一样,难以制造真正的光合作用。



像很多人一样,贾樟柯迅速获取的罕见的声誉促使我对他产生好奇,自从1997年的电影《小武》以来,他的每一部电影似乎都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他出生于1970年,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他都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


但更进一步了解贾樟柯的欲望,却不是通过他的电影,而是来自于他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5年年初,我们被相互介绍给对方,却只是握了手,好像什么也没有说。第二次则是在上海,在酒店的柜台前,我们一起等待checkin,他和我的同事小晏随意地聊天,诚恳而真实。再然后,我们邀请他为杂志写文章,他的语言比编辑们估计的要有魅力得多,他像一个作家在写作,却比大多数作家要诚实得多。在北京东四环的一间餐厅里,我还发现他拥有谈话的天赋。那天,他刚刚从重庆市的奉节县城归来,他的新电影《三峡好人》是在那里展开的。


“我们不要再说中国仍处于转型之中,我觉得转型已经完成。”我对于他的这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谈到了刚刚的拍片经历,他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没有赶上拆迁分房子的末班车,只能住在桥洞下,就像家乡煤矿已被既得利益者垄断,它们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的结束,资源的分配已成定局。他谈到了一心想推销一切的少年,记得奉节人不是问“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讨什么活路”,在为基本生活所困的奉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展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生命力。


他说对于中国迅速的变迁而言,他的“摄影机镜头记录得实在太慢了”。他回忆起10年的电影生涯,并按照它们所试图捕捉的时代情绪而排列在一起。《站台》,它讲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县城里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小武》,它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变革波及基层社会之后,一个人面对身份重新定位时的矛盾。第三部是《任逍遥》,它讲的是一个依赖能源生存却面临资源枯竭的城市的生存状态。到《世界》的时候,贾樟柯把摄像机对准了一个充满了复制的世界公园,它就像是今天的中国,它是一个由赝品构造的埃菲尔铁塔、金字塔、银座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行走、交谈与相恋……


尽管他说自己已没有昔日的因对于未来的憧憬而伴随的激情,但是他的谈话仍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的语音平稳,节奏不缓慢也不急迫,最为引人瞩目的仍是他从不放弃的个人视角,他总是在谈论自己所正在思考的和想象的,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质疑,不管它是否拥有成熟的结论,或者是否拥有前后一致的逻辑,他都真挚地表达出自己的困惑。


没什么比他在思考上所展现出的真诚更动人的了。他充满热情地去探讨,在一个旧价值观迅速被颠覆和抽空,而新的元素则相互扭曲地拥挤进入时,人们头脑中与内心中的既空洞又杂乱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这是另一个中国的故事,它不是发生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不是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庞大的市场以及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而是发生在人们所处这个价值失衡的社会里的内心焦灼。


我被他的谈话深深触动了。我突然惊异地发现,尽管面对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社会变革,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一心要生活在一个更波澜壮阔的年代,但是却对身边的深远变化视而不见:几亿人从乡村搬入城市,昨天还生动有力的思想到今天已变得僵化不堪;先是所有的人都谈论政治,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金钱;昨天人们还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美国人、欧洲人是这样的生活,今天已是自己身处东京、巴黎和纽约;一些人突然变得无比富有,而另一些人则沦为赤贫,财富在增加,但不平等似乎增加得更快……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是如何作出应对的。他们外表看起来是千篇一律,内心却可能起伏跌宕。个体的故事,或许没有一眼可知的英雄主义与诗意的场景,却以另一种方式传达了人的希望与尊严。



我找来贾樟柯的电影、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和与他相识的人交谈,甚至专门前往了在他镜头下拍摄了很多遍的汾阳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