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台湾素描(3)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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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穿越·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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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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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304字

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45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说起了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杨照少年时代的家就在那儿附近。1967~1979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地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的让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200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40年前的了。霓虹灯管依旧打出了“曼哈顿”、“白宫”这样的店名,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用再吃力地学习英文,叫自己是amy、bey和ca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了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地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嗞嗞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除此之外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有70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50元台币,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能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


寻找自己的故事


前往高雄的列车上,我断断续续地读着黄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妇》没有期待的那么好看,那些姑娘们的名字太过眼花缭乱了,她们的声音太唧唧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绵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与苦痛一样透明。


出生于1935年的黄春明,或许是台湾第一个将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经典文学形象的作家。在回忆里,他说自己是个充满反叛性格的人。少年时,他是个打架能手,这不是对暴力的迷恋,而是对不公的义愤,他总喜欢打抱不平。文学是他释放这种强烈情感的另一种方法,心灵最敏感时,他偷偷地禁书,那是2。这些革命现实主义,启发了他将妓女、矿工、渔民、小职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作为主人公。


《小寡妇》中那些妓女的遭遇,是黄春明对于那令人窒息的美国影响的反抗。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援助者,它是强大与繁荣的象征。在对它不假思索地崇拜与迷恋中,很多台湾青年甚至忘记了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也忽略了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不公与屈辱。读过这篇的人,恐怕难以忘怀那位黄老板的快活口气:“现在喏,机会来了。要赚,赚美国仔才快。”


书一页一页地翻过,高速列车几近无声地从北向南行驶,温婉动人的高铁小姐推着饮料车从走道穿过。窗外是一狭窄的平地,远处是隆起的山脉——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丽的“福尔摩莎”;而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壮丽,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飞溅。从台北到高雄,番薯状岛屿的一北一南,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台湾变小了,更紧凑了,情绪的表达也更容易了。横穿中部的浊水溪,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蓝、绿两色的分界限。国民党的支持者们集中在北部,而南部则是民进党的票仓,越往南,绿色越深。深绿的支持者们,经常早晨坐高铁赶到台北,在示威抗议之后,晚上再乘列车回去。


前往高雄,是为了去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的一场演出。11月9日晚上7点,高雄的县立体育场,云门的舞者将为本地观众表演。成立于1973年的云门舞集,是过去35年台湾变迁的缩影,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谁也料想不到,现代舞蹈——20世纪中国最薄弱的艺术表现形式——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还是要从1972年说起。那一年,25岁的林怀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是个英俊、敏感、生命力过分充沛的青年。他是个天才式的人物,14岁开始在《联合报》发表作品,21岁时即以集《蝉》成为重要的青年家。1969年,22岁的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系,接着转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创作。


在这里,他对舞蹈的热忱,压过了写作。身体伸展与扭曲的美感一直吸引着他,14岁时,他就曾用第一笔稿费报名了芭蕾舞班,前往美国时,他还把一双舞鞋塞进了行李。而现在,尽管他长大了、骨头也硬了,却准备从头开始,至少“成为一名舞评家”。他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来到纽约的玛莎·葛兰姆现代舞蹈学校学习……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国时光也给林怀民带来了很多别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林怀民深刻地感受到“年轻人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狂热地迷恋毛泽东的西方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悲剧,只是将其当做一种理想主义来追随,林怀民则对其中的“赤脚医生”大为赞叹——青年人到广阔的乡村去,为贫苦人民服务。


也是在美国,他旁观了台湾受到的羞辱。1971年春天,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受困与孤立。


困境拉近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林怀民回到台湾,想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舞蹈团。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他肯定也和黄春明一样感到困惑与不安,来自西方的影响充斥着台湾,但青年人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一代青年开始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在爱荷华大学,林怀民就曾将庄周梦蝶的典故,改成舞蹈。而此刻,他想表现台湾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来,中国人从福建渡海来台,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有关这种变迁的这剧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想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薪传》的上演,或许是所有艺术家渴望却难以碰到的机遇,艺术家触到了时代的神经,个人感受与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来的35年,云门舞集不仅征服了世界,在全球四处演出,成为富有盛名的舞蹈团。更重要的是,云门舞集还深入台湾的城市与乡间,把舞蹈带给了台湾的普通人,就像林怀民当初设想的,成为艺术上的“赤脚医生”。


那个心中交织着理想与激情的25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61岁了。11月7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见到他。上一次,是2007年的春天,我从北京的保利剧院的观众席上,远远地看着一袭黑衣的他和演员们谢幕,他的身材精干、有力。我也记得看到他编导的《白蛇传》时的诧异,古老传说,竟以这种方式演绎出来。


这一次,他要带我去小巷深处的一家餐厅吃饭。台北正落着小雨,出租车把我们带到台北师范大学旁的一条道路上,他要带我去一家他昨天才去过的幽静餐厅。我们共撑着一把绿白相间的大伞,在台北师范大学旁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地经过便利店、小装饰店,他怎么也想不起路来。“真是该死,”他会突然跺下脚,表示对自己的方向感的愤慨,不过这不妨碍他突然停下来,盯着路边破旧的dvd架,看上两分钟,边看边说,“我很少出门,什么都新鲜”。


他打通餐厅的电话:“我是林怀民,我看到了这家屈臣氏,然后怎么走?”他中气十足,即使在吵闹的街头,仍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听到“我是林怀民”,街旁原本歪头来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几倍,他们的微笑中充满着好奇与敬佩。他是个61岁的偶像,一座活生生、依旧生长的历史纪念碑。


整餐晚饭,我们没有提及舞蹈的艺术,谈论的却是政治与社会。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艺术家式的敏感,又有着罕见的清晰。那个作家林怀民似乎从未消亡。我想起了他几个月前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现在做的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10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我认为美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啊,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我们说起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从下午到傍晚,高雄一直在下雨,码头边的大风不断把手中的雨伞吹翻了面。在旗津岛上,我在一家天后庙中躲雨,在一家叫鸭脚的海鲜店里吃螃蟹,老板祖籍江苏,他的父亲是跟随国民党1949年来台的老兵。“能统一,”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说,“柏林墙两边能统一,海峡两岸为什么不行?”


也是在风雨中,我来到鼓山上游览“打狗”英国领事馆。“打狗”是原住民的发音,英国人将之拼写成“aoko”,汉字则成了“打狗”。那是个满是农业气息的台湾,北部的基隆被称做“鸡笼”。当日本人在1895年接收之后,它变成了高雄——ao的发音在日文中是“高大”,ko则是“雄伟”。


建于1865年的英国领事馆,是台湾卷入英国人争夺海上霸权的遗产。我坐在露天平台的阳伞下,看着雨打院子里的海棠树叶,红楼旁的一面米字旗,被雨淋湿垂落在那里——帝国的年代早已退却。


才过下午5点,天已近乎全黑。狭长的高雄港,静谧祥和,对岸有集装箱的吊臂、亮着灯光的高楼,以及观光的摩天轮。往来于旗津岛和高雄码头间的渡轮内灯光通明,在墨蓝色的海面,它们像是两个巨型的灯笼,悠然地漂过洋面。我忘记了,是谁唱过一首《港都夜雨》……


在高雄的捷运站里,我碰到了一个热心的年轻人。我们正在找高雄县体育馆那一站。“是在凤山站下,你们是去看林怀民的演出吧,我也去。”他头发短短的,脸圆圆的,上面青春痘的痕迹尚未褪尽,鼻梁上架一副黑色窄边眼镜,一脸学生的稚气。


在车厢里,他坐在我们对面。得知我们来自北京后,他的谈兴变得浓烈。他今年25岁,刚刚从东沙岛服兵役归来,之前他在台北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而现在,他正准备公务员的考试,他想当一名消防队员。


“我喜欢苏东坡,”他说,“他写诗、旅行、喝酒,还修缮了西湖,活得真是潇洒。”5年前,他去过江南的苏州与杭州,喜欢那里的小桥、流水和房屋上翘的飞檐,他也发现,上海很现代,比台北的楼更高,灯光更明亮,更富现代气息。


他遗憾对这些了解得太少了。10年前他上中学时,台湾的教科书开始不断压缩中国历史的内容,台湾的内容则不断增加,中国变得日益抽象。


“北京好像大得不得了。”8月份时他还通过googleearh来寻找鸟巢,结果发现这个著名的建筑在北京地图上是那么不起眼的一点。


我们还谈起了陈云林最近的访问。他不喜欢发生在圆山饭店前的大规模示威,因为那不符合“待客之道”,他也说两岸之间沿袭了共同的语言与文化,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与协商。“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你们要平等地对待我们,不要总以为钱可以解决问题,把我们当成小弟,尊严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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