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陕西的新故事(3)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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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穿越·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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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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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258字

这两平方千米的黄沙,像是掉队的士兵,它随时会被新力量所吞噬——它可能用于继续延伸工业大道,也可能是让植被自由生长。毛乌素沙漠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温顺,它宣称自己是沙漠,却储存着大量的地下水,在过去的6天里,它还不间断地经受着降雨,不管多弱小的植物都敢于挑战它的冷酷,我看到低矮的杨树连成一排,突兀地生长在沙面上。雨后的下午,蓝天白云,四周空旷,穿过一片杂草和梯田,你可以看到铁路桥和通向包头的省道。这一小片沙漠,变成了榆林市的玩具,令人联想起那些大城市的游乐场和动物园。它提供安全的新奇感,适合于恋人的到来,黑夜里在此观察星空,喝啤酒,听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这种错位感也发生在那些暴发户身上,很多人带着尊敬的口气谈起高乃子,他是陕北最著名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据说是个彻头彻尾的粗人,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高刀子”。每个人都在谈论他,并且都拥有自己的版本。但是,大多数人的口气平静,他们相信高乃子拥有一种过人的品质,他对朋友忠诚,对他人慷慨,这种忠诚与慷慨使得他变成了阿甘式的人物,在过去5年煤炭业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中,他获得了斐然的成功。据说他的个人财富在5年的时间里激增到60亿元。虽然这些数字令人不置可否,但他肯定是陕北的能源奇迹的化身。


就像海湾国家可能陷入“石油的诅咒”一样,今天的陕北也可能陷入“煤炭的诅咒”。他们通过挥霍储存了上万年的能源(它也属于我们的子孙),而迅速获得繁荣,并被这种繁荣所毒害——他们缺乏动力去创造真正的社会进步,而满足于不劳而获。他们还可能污染掉未来几代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矿区的神木、府谷的富豪正不断外迁到西安和其他大城市,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而不是故乡。


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我越来越期待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与情感的连续感。“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的不利条件最多,”曾是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领导者的o·j·特德在1938年写道,“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笔大财富,五十多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地躺着。”


我不知道,今天的陕西人读到这段话作何感想。一般情况下,他们喜欢将自己的地图形状形容成一个“跪着的兵马俑”,而非“要死的乞丐”。历史变化总是充满着不测,六朝古都的西安曾是中国最强盛时期的象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它所在的省份却成了最落后与多灾多难的地区,接着它又变成了中国革命新的起点,而如今它的故事却是一段新的暴富。


只有我踩过了汉中、西安和榆林这三座城市的土地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陕西的复杂性。关中平原将陕西省一分为三,关中是最富裕的地区,是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它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穿越秦岭之后的陕南则是另一个世界,它像是四川,而不是北方中国;而陕西北部则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是贫瘠的代名词,或许正是这种贫瘠使得它收容了远道而来的红军。


在过去30年中,陕西像所有的地区一样,经历着城市化、商业浪潮、社会变革,这些新力量的席卷。或许因为贫困得太久,又拥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它的转变更带有某种标本意义。就像它在文学上的表现,来自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陕南的贾平凹,像是中国人内心变化的三面镜子,在他们身上,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总是特别显著。


“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窗帘”是陈忠实的城市想象,就像路遥的永远是乡村男孩对城市女孩的渴望,或是贾平凹即使试图书写城市,写出的也只是一个物产更丰沛的乡村……他们摆脱不了那股土地的味道,但是他们同样传递了各自定义的希望、梦想与尊严。


对于我试图了解的煤矿老板也是如此,你可以嘲笑他们的品位不佳、思维单调,但是他们试图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却是真诚的——尽管在此刻,美好的标准常常就是昂贵。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你看到他们身价过亿,却仍旧保持着从前的吝啬和土气,他们的少年时代是这样的,今天也仍旧如此,他们的出手阔绰,经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像我的很多计划一样,最初的命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过分宏大的计划。我期待对于陕北的探究,拥有更丰富的层次。它不再是一群暴发户的故事,而是一代人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所作出的真实反映。我喜欢赫尔曼·黑塞的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这个交汇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


我即将准备描绘的故事就是榆林市几位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是陕北的新故事。这个故事也会提到很多陕西的历史与人物,记忆与现实,它们共同构造起这些年轻人生命的交汇点,使他们既独一无二,又蕴涵了整个时代的颜色、声音与味道。


一个餐馆老板的政治经济学


“要不要喝啤酒?”


40天的旅行里,每天中午坐在一个新的大排档时,我和阿东总要这样开场。在旅行开始时,是那些黑龙江的热情的招待者们不停地劝我们喝,那是他们表达情谊的方式,有那么几次,我差点就滑到了桌子底下。我记得在黑龙江爱辉县——我们的行程的真正起点,中午和健谈的博物馆馆长喝上了几杯,下午时我就在一位被采访的老人家里睡着了,铺着蓝色碎花布的沙发柔软而凉爽,半梦半醒间,我听到年过八旬的老太太谈起她的父亲是拉着马尾巴穿过黑龙江的。大约100年前,一场屠杀在江对岸发生,俄罗斯驱逐了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的中国人,我还听到了村子里的狗吠和鹅叫声,夕阳正在西下,夜晚即将到来……


旅行经常是烦闷的,也不那么需要活跃的头脑。于是,我们开始主动喝上两杯,我们总试图去品尝本地的啤酒,可惜从来分不出区别。有时我们起得太晚,午饭就变成了早饭,两瓶酒过后,世界变得温暖、美妙、眩晕,那时走在小城的老街上,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古道热肠……


40天下来,我经常向别人夸耀自己的酒量大增,确切而言,增加有三倍之多。当然,我从未进一步坦白——是从半瓶啤酒增加到两瓶。


我短暂的自信在来到陕北榆林时,迅速被击溃。他们甚至不理会喝啤酒的提议,一切从喝52的西凤白酒开始。三个白瓷的小杯子放在一个托盘里,像是一场桃园三结义的简单仪式,作为桌上的陌生客人,我要接受轮番敬酒,然后回敬。礼仪是复杂的,指向却明确而单调——客人理应醉卧他乡,不省人事。


郝国华是在我明确地感到耳热酒酣时,走到桌旁的。如果不介绍,我不会相信他是这家名叫泰和酒家的老板,他双颊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普通的金边眼镜,开口时吐字过分清晰,像是经过专业的普通话训练。他的形象和我在旅途中不断见到的那些民间知识分子更为相似,他们都熟悉本地情况,善于表达,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不容置疑的自信,也都有些怀才不遇的酸涩。他们常常是一个社区的信息中枢,并在关键时刻,会将自己的话语影响力转化成实际的权力。中国历史的变革动力,不经常都是由一位鲁莽、果敢、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配上一小群在原有秩序下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吗?至于那些跟随着揭竿而起的大众,则经常只是提供了茫然无序的、等待被引导的能量,他们是历史的音符,却不能提供旋律和节奏。


“新闻媒体对于陕北的报道太片面了。”在听说我来自北京的杂志社时,郝国华这样说。之前,我品尝了他赠送的羊脸肉,切成薄薄的一片片的羊脸肉被放在一架羊头骨里,它的味道有点儿膻,却提醒我这一带正是与草原交接之处。他还送了我们一首陕北民歌,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半个月看了十五回,就因为看你跑成罗圈圈腿”这句歌词。真可惜,他没有唱那些更露骨的酸曲。我有时在想,如果把那些直截了当的歌词用在写给受过太多教育的姑娘的情书中,会是怎样的结果。在黄土高原的漫天黄土中,生活与色彩一样单调,情爱因此获取了巨大的生命力——它既是生活意义所在,也是主要娱乐的来源。


是的,我对于陕北一无所知,等待着他这样的地方智者的启蒙。出生于1964年的郝国华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是一对工人夫妻6个孩子中的第5个。他读小学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时间,在样板戏、秧歌舞构成的艺术世界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歌唱才华,在高中岁月时他还迷上了信天游,四处收集陕北民歌。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通向大学的道路狭窄,他先是成为榆林市第一毛纺厂的工人,并最终如愿地在1988年考入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经济管理。


毕业后,他先在榆林天然气化工厂工作,然后成了皮革厂的一名销售员,销售厂里生产的皮鞋、皮大衣。他的商业才能也是此时被训练出来的。一年内,他卖出了52万元的货物,考虑当时每双皮鞋不过三四十元,每件皮衣300多元,这是个惊人的成就。因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活”所刮起的经商风,是从东南沿海逐渐吹到西北的榆林的,1995年起,郝国华开设了自己的鞋店。他不从本厂进货,也不选择西安,而是直接前往上海,那里货品多样,价格也便宜。他买了两张火车票,和外甥两个人先是前往上海,8万多元的进货钱放在随身的一个篮子里,上面盖了一块破布,内心惴惴不安。到上海时,有人对他说,上海的鞋都是从广州过来的。于是,他又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他抵达广州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当晚住到了陕西驻广州办事处。第二天,他开始进货,专寻新潮的东西。第一次冒险的运气不佳,8万多元的货托运到榆林,只剩下一半左右。他眼睁睁看着西安火车站的工人直接打开包裹把鞋抢走。


此后,他的商业生涯进入了相对的坦途,到了2000年决定关门时,他积累了一笔在当时的榆林也不算太少的钱。那时的榆林似乎仍和10年前差不多,安静却有点萧条,古老也有点衰败,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正在到来,事实上,他也算卷入了其中。2002年,他在距榆林市130公里的子长县的一座煤场里帮忙,在10个月里,煤炭的价格从每吨60多元上涨到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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