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激越的岁月(5)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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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穿越·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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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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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994字

16岁起,钱穆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接下来,他展现了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径。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由特别的历史际遇与地理环境所致。它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险的情况是,我们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生命力。


自小迷恋司马迁的钱穆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能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37年与1938年,钱穆手不停挥歇地笔写着《国史大纲》,它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而中国正在跌落到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像邓尔麟一样,我大学的那位老师也称《国史大纲》是“国家的骄傲”。



钱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旧宅只剩下残缺的根基,冬日雨后的灌木蔓延其上。“我们一直想重修它。”钱煜对我们说。他称钱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钱穆离开前,他经常见这个很有学问的叔公在小巷里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对小孩子很好”。


钱穆在1949年之后的故事,似乎更为单纯,他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领导者。在马克思的线性历史论支配了中国时,他的思想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应该遭受批评。


我去了桂林街,这是香港九龙的拥挤之地,像半个世纪前一样,这里仍是贫民窟。1949年10月,钱穆与他的朋友们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余英时是二年级第二学期来此上课的。他在1950年春天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这里,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这个租来的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余英时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所有的痛苦。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的故事从香港到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在他的家乡,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侄子钱伟长比他更声名显赫——他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但如今,一切似乎又转变了。北京的书店里摆满了钱穆的著作,他对孔子的理解,注释的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再考察,甚至他在新亚书院时期所随意写的小文章都被整齐地收集好,精美地印刷出来。钱穆的历史哲学甚至都与西方主流的后现代历史观有了关系——历史不是对规律的探索,而是对意义的寻求。


但是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没人再以君子为楷模,人们把道德理解成不切实际的空洞话,只有利益才是理解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钥匙。钱煜说,一位本地企业家想出资重建钱穆的故居时,镇政府却要求,这笔钱必须通过政府来使用,计划最后落空了。


社会上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那种粗暴的复苏传统的方式,像是一出滑稽剧。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尽管人人都觉得这很迫切。


他们是哪家公司的?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


唐德刚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段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工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70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地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以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司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调皮的学生给予了铜雕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1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地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造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课文,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地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混乱的时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杀、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倒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作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红星的签名,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聚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90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地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烦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视作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要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康有为、梁启超一代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人,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集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使报纸、杂志走向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作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4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上、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地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1919年5月4日的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的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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