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奋战七昼夜，因我连主要任务是侦察新四军的突围动向。所以始终未和新四军正面交火。

两位小同志，我的故事讲完了。

老田的故事讲得很精彩，章蓉蓉听入了迷，但顾凯煌始终浓眉紧锁，就是没有听出实质性的结果，比如说那个新四军侦察员是谁打伤的，是否渡过长江，是否回到部队？都还是谜。晚上，顾凯煌睡在山东农家特有的土炕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反复思考着，旧谜没有解开，新谜又产生了，田山东是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军？又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解放军？

第二天，他们又与老田聊天了，当他们问到老田什么年头参加国民党部队时，老田皱着眉头，停了停，略带羞涩的说：“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就把自己的丑事向你们抖抖。”

那是1938年3月3日，我在家乡泰山砍了一担柴火去泰安县城叫卖。日本飞机轰炸泰安县城，炸伤一个国民党兵，我前去看热闹，另一个国民党兵把一个单架的一头往我脖子一挂：“走呀，抬着国军去治伤。”

我哭丧着脸说：“老总，行行好，我还要卖柴火呀……”

国军说：“他妈的，卖什么柴火，把国军抬到目的地，给你五担柴火钱。”

我只好抬着那个国军出了泰安县城，来到一个叫张庄的地方，我心想目的地到了，该放我回去了，谁知单架上的那个国军把他的军帽往我头上一扣，说：“走不了啦，你就是国军了。还往哪儿走，到处都是日本人，你想找死呀”。我就这样当上了国军，当时年仅15岁，人没有枪高。日后，我才知道单架上的那个国军是排长，叫朱荷泽，伤不重，腿上崩了一块弹片，伤着皮肉。那几天，军事行动非常紧急，每天都要我抬着他去侦察敌情，然后把情报送往司令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排长朱荷泽升为连长，我也成了他的通讯员。

说到这儿，老田一阵咳嗽，咳得脸红脖粗，青筋鼓得透亮当他锤胸打背停下来时，涨红着脸问：“刚才我说到哪儿呐？”

“说到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时参加国军。”

“对了。历史就这么巧合，徐州会战时我参加了国军，十年后，淮海战役，我又在徐州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军。”老田接着说：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12月解放徐州，我在徐州战场被俘，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我们连集体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编入华中野战军，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继续南下，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百万大军分中东西三个突击集团，我在中部突击集团先锋团一营二连三排任四班长，由安徽铜陵土桥向长江南岸茂林地区进攻。

我先锋团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团长战前动员讲话后，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在敌人火力下渡江的问题，团长又来到阵地前进行战前检查。

为了减少我军渡江伤亡，我向团长建议用鸭子绑上电筒放人长江下游端，吸引敌人火力，我军悄悄从上游端来个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渡长江，这叫兵不厌诈。

晚上八时，全线发起总攻，团部警卫排负责在长江下游处放鸭子。黑鸦鸦的一群群亮着灯的鸭子，夜幕中看上去像武装泅渡人的头。再配上火力仰攻，一下子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敌人的飞机大炮向江中狂轰滥炸，爆炸声震天动地，江水腾起数米高的巨浪，各种火枪在夜幕中砰砰叭叭地喷出了凶恶的火焰。

我先锋团主力在长江上游方向没放一枪就登上了南岸，敌人这才发现上当了。

为此，团党委给我记一等功一次，并提升我为团部通讯排长。

渡江作战胜利后，四野和我们二野的一部分部队继续向南进军。我先锋团于1949年秋解放中南城，在中南成立铁路局，临时办公。我和后勤军需排长虞大胡子一起30余人留在中南，参加接管中南铁路的工作，我担任中南站车间主任。这就是我参加人民解放军和参加铁路工作的历史。

听完老田的介绍，顾凯煌静静地思考，从组织上掌握的情况看。老田抗战初期参加国军和解放战争后期参加解放军的历史表现与其自我介绍的情况基本相符。复杂就复杂在抗战中期这段历史上老田的历史血案却又恰巧处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战而又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时刻，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找到当事人新四军侦察班长。这个谜才能解开。

他们告别老田，向村外走去。

下一个目标是找“新四军”。田山东既没有记住那位新四军侦察员的名字，又没有留下什么物证，这个无名人氏在哪里，田山东是开枪为他送行，还是开枪向他射击？

顾凯煌首先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虞大胡子了。或许他会提供一些情况，因为新四军侦察员是他带人抓的，他与田山东在国民党部队时同在一个连队，淮海战役同在徐州集体改编为解放军，南下后又同时留在中南参加接管铁路的工作。他们在中南车站找到了虞大胡子，一位老工人把他们带进了虞大胡子的家，老工人指着不省人事的虞大胡子说：

“虞大胡子叫虞明仙，是中南站原副站长，文革后不久就发疯了，一犯病就送精神病医院。在我们中南，他和田山东是元老，都是南下干部，中南人命运最惨痛的也是他们俩人。先是田山东主任被打倒，说是历史血案，抄了家，爱人又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老田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回泰山农村去了，一去十年没个人影。后来虞明仙副站长好好的，突然疯了，见人就笑，好人咋没个好报哟。”

顾凯煌望着疯癫的虞大胡子，两手一摊，完了，起了头的线又断了。

章蓉蓉伸着右手，向右一指说：“快转移吧，悬案还是悬着的呢，我的悬大哥。”

走，寻找“新四军”去，他们来到总参档案室，查到了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军部侦察连的编号，查到了连长的姓名。很快，他们就在某军区参谋部找到了已是副参谋长的陈喜明。陈副参谋长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当时我在新四军侦察连任连长，皖南事变情况紧急而复杂，先后分头派出许多侦察小组，从各个方向侦察敌顽军行动。有一去不复还的，也有受了伤回来的，也有平安回来的。就是回来的最后大多数也在突围中牺牲了，我连冲出突围的不过二十来人，但大多负了伤，负腿伤又是班长的倒是有那么二三人，当时都住进了医院，后来重建新四军，部队进行了整编，伤员陆陆续续出院后编人各个部队，人员都分散了。如果要找的人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叫死无对证；如果是负伤住医院又分到什么部队去了呢？这就难找了。只有二个人的侦察小组，我倒想起一个情节，1941年1月6日晚，我军正准备突围时，有一个战士气喘吁吁的向我报告：“报告连长，我带回侦察到的敌人兵力部署图，我们俩人在回来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一班长为了掩护我撤退，生死不明。”

我将这个战士侦察到的敌情转交给军部首长，首长根据这个情报从敌人兵力最薄弱的地方突围，我军才有2千多人冲出突围。后来。军部首长为这个战士记了一等功，他叫刘伟达，整编时分在第一师师部侦察连工作。他现任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或许他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况。

他们告别陈副参谋长，直奔刘伟达府上。刘副部长听完他们的来意和情况介绍，心情很激动，立即从保险柜中拿出一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指着照片中间的那个军人说：“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他。”说着，刘副部长的嘴唇有些颤抖。

顾凯煌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立即插上一句：“他现在哪儿？”

“他早就牺牲了。”刘副部长动情地说。

顾凯煌的心立即凉了半截，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难道这个历史悬案要永远悬下去吗？顾凯煌心里这么想着，又自言自语的说出声来。

“不。我给你们破这个案。”刘副部长又接着话茬说。

那是在1941年1月6日的黄昏，我和一班长丁勇明在皖南茂林地区执行侦察任务，路遇敌人，一班长把侦察到的敌人情报往我手里一放，用力推开我，说：“小刘，快走，我掩护。”

“班长你走，我掩护。”

“少废话，服从命令。”

我只好服从命令赶回军部。突围时，我左臂负了伤，没想到后来在医院我们相见了，一班长向我讲起1月6日晚的故事：

“你走后，我和敌人周旋，尽力拖延时间，让你走远些，安全回到部队。子弹打光了，我就向你的反方向跑，被一个大胡子的敌人开枪打伤了我的左腿，于是我就被俘了。1月6日晚敌人要进攻新四军。怕我半路逃跑，坏了他们的大事，敌连长就命令他的通信员将我拉出去枪毙，我跟他说，国难当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就把我放了。朝天开了两枪，回去向他的主子交差去了。由于我流血过多。晕倒在长江岸边，被一个姑娘救起，用小木船把我送到长江北岸。住进了这家医院，没想到我命大，又见到你了。”

丁勇明说这话时，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流下了生离死别的眼泪。

后来我们出院后，一起分到第一师，仍然一干起了侦察兵这行。

渡江作战时，丁勇明已升为侦察连连长，我担任副连长。1949年4月70日渡江作战总攻前半个月，连长丁勇明带领我们偷渡长江，在长江南岸敌占区武装侦察敌情，可惜在总攻开始后，我连被敌人发现，苦战后。连长丁勇明光荣牺牲。

电影《渡江侦察记》就是根据我侦察连的事迹创作的。其中一个镜头是偷渡过江时，战士要求连长讲一个故事，连长回忆几年前奉命在这一带执行任务时，左腿被敌人打伤，被一个岸边的姑娘救起。这次渡江侦察时这个姑娘已是游击队长，女游击队长听到这个故事也发现当年救起的新四军伤员就是自己要接应过江的侦察连长。这一段戏就是以连长丁勇明的真实故事为原型改编的。

丁勇明生前一直与我在一个连队，我们是生死战友。他在牺牲前曾多次跟我提起，将来革命胜利了，有机会一定要找到那位放他生路而又没有留姓名的山东大汉。

“听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见见这位山东大汉，替连长了却致谢的心愿。”刘伟达最后说道。

顾凯煌在刘伟达副部长府邸取证后，回到了单位，突然蒙生了一个念头：田山东的血案制造者应该是虞大胡子，只有他才知道田山东曾经执行枪杀共产党侦察员的任务，而且这个共产党侦察员还是他虞大胡子自己亲手开枪打伤后抓到的；十年前第一个指控田山东有历史血案的无名氏，用的是中南车站函头纸，车站除了虞大胡子没有第二人知道血案内情。那么虞大胡子后来为什么又突然疯癫了呢？大概是处于这样几种心态：最初是处于保全自己，因为血案的第一制造者是他虞大胡子，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他担心田山东不顾战友情在大鸣大放时揭露他打伤新四军侦察员的罪行。因此，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有人承担这起血案罪责，他虞大胡子就没事了；其次是当他看到田山东因他一张纸条被搞得抄家而妻逃子散时，良心在折磨他；三则是担心引火烧身，有朝一日血案会追查到他自己头上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一点是最致命的原因。此三箭齐发。攻心而疯。

顾凯煌把这几种推断说给章蓉蓉听，章蓉蓉拍着小手说：“悬哥，你已经不悬啦，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你呀，就会说风凉话。别逗了，考虑下一步工作吧。”顾凯煌又把话题转到正题上。

中南分局党委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决定恢复田山东的干籍，从农村接回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顾凯煌、章蓉蓉带着单位的决定和复职通知书再次踏入泰山那片古老的土地，将党的政策雨露洒向苦苦等待十多年的那位山东大汉干枯了的心田。

老田还是老样子，坐在家门口，眼望村口，大老远就瞧见他们，高兴得就像个孩子，因为他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还他清白。仿佛他也预感到这次带来的就是他盼望多年的那个清白……

当他们把单位落实政策的决定和复职通知书交给他时，他用双手捧着，就像托起一个红太阳，两行眼泪唰唰地洒落在通知书上，泪水浸湿白纸黑字变了颜色，老田激动得高声地大喊：“孩子呀，你爸清白了！乡亲们呀，我老田清白了！老伴呀，你在那儿？我老田……清……白……了……”

话未说完，年仅57岁的田山东倒在了家门口，“通知书”放在胸口上，紧闭双眼，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顾凯煌万万没有想到，苦心调查的血案取证材料却成了老田的追悼词。

老田的后事处理完后，单位将他的小儿子田东升按顶职办理，安排在中南铁路工作。

历史陷阱挖开了，血案查清了，政策也落实了，老田的追悼会也召开了。顾凯煌和章蓉蓉踏上了回归的路，初出茅庐的章蓉蓉深沉地说：“史无前例的那个年代，一张纸条，一句话，就可以误人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一句话就可以制人死地，太可怕了。”

白金水给田畔父亲田山东落实了政策，解开了历史陷阱之谜，还了田老汉一个清白，但是白金水醉翁之意不在酒，心里却另有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