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明代的税制是一种内敛的税收政策，洪武年间帝国的税收达到二千七百万担，从此就将此作为一个定额确定下来，即使是新开垦的田地也不再起科。我们的帝国只想保持一种自耕农经济的模式，一种简省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并没有考虑到人口会增加，也并无兴趣将这个社会推到更高的模式。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制定了对商业征收及其低廉的税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僵硬的税收政策越来越不适合帝国管理的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转成工商业人口，田地被抛芜，以及大量的耕地转种经济作物，这些都使得农业上获得的税收越来越低，而占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商业税却没有提升，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黄仁宇和杜车别分别进行了解释。黄仁宇认为一是由于后世严格执行了朱元璋制定下来的政策，二是传统儒家社会抵制征税；杜车别认为是由于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以柔性的方式获得了政权，而代表士绅利益的士大夫阶层在税收上采取了抵制的政策。应该说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朱元璋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是因为洪武的政策自然有先见之明，二是因为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巨大惯性阻碍了变革，但这始终不是明代税制无力的原因。对于朱元璋的不合理政策在后世得到纠正是正常的，并非不可更改。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因为地理、气候、河流决定了我们适合进行农业，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天朝的富饶又使得我们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对外界发生不了兴趣，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农业为主。一旦农业生产不稳定，帝国就会动荡不安，所以为了限制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导致粮食减产，我们的社会对商业压抑到了极点，帝国从来没有征收商业税的概念，如果商业税支撑了这个帝国，那么这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摇摇欲坠。

儒家思想抵制征税也是正确的，因为儒家的仁政正是反对役使民力，实际上低额的税额无论对帝国还是对民众都是消极的，它无法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也无法应对外敌的入侵，更无法应对旷日持久的兵变与民变，更会导致官员贪污情形，或导致大规模摊派，这点在晚明显得更加普遍。

杜车别的看法也有其合理性。黄仁宇认为虽然明代执行了僵硬的政策，但唐宋两朝的税收政策都能随着情形的变化而更改，但明代却不能如此，黄将其解释成为洪武限制其子孙改变其政策，黄的这种解释有些牵强。实际上正像杜车别认为的那样，从明代中期开始，尤其到了晚明官僚集团日益成熟，其抵制变革的惯性益发强大起来，这里面固然有私利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强大的惯性。明代官员虽然有士绅出身的，但也有很多贫寒之家，或者小地主出身，完全将其归纳到士绅行列也自有不妥之处。

明代赋税的无力与僵硬最根本原因还是抵制变革的惯性太过于强大，历史上的变革无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寥寥成功者最后也是万劫不复，背上一世骂名。商鞅、秦一世、王莽、桑弘羊、杨炎、王安石、阿哈马莫不是如此，即使是君王也要背上千古骂名，就是在本朝也比比皆是，王振、刘瑾、张璁、张居正、魏忠贤莫不如此，他们死后都背上了骂名。

我们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事复杂，所能遵循的只能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因循守旧、尸位素餐是为官者应该遵循的准则，否则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上而下的变革从来都是不可行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等它烂掉，然后再让历史进行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重组，接着再进入下一个循环。商鞅变法成功得因于秦国的荒蛮，唐宋财政政策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也得因于不是那么强大的惯性，但到了明代，在强大而成熟的官僚制度面前，一切变革已是不可行，这不是任何君主或强臣能够解决的问题。

历史进入嘉靖年，这是个政治已死的年代。

我们这个帝国从它建国开始只能应付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局面，一旦发生了几件突发事件，它就会运转不灵，甚至跌入崩溃，大约从正德年开始帝国的税赋就已经开始运转不灵。从这个时期，皇帝的开支开始增大起来，但每年给皇室的开支是定额，超过了这个定额，皇帝也无法，虽然这只是一个侧面，但它反映出整个国家的财政周转已经开始不灵活。

到了嘉靖朝，这种情况更加显性起来。皇帝改变祀典规制，将很多合祀的项目改为分祀，这些分祀带来祀庙的营建，皇帝为了修道移居西苑，嘉靖一朝宫中连失火灾，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重修工程的浩大，这需要从云贵运送木材，或者从南洋海面运送木材，更要命的是这些接连不断的工程聘用了数以万计的工匠，除了要支付工钱，还要从南方调运粮食来供给。

不仅如此，北方抵御蒙古，南方剿倭都是连绵不断的军费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成了帝国的当务之急。对于解决财务问题，帝国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削减宗室、勋贵、官僚、军队以及政府的行政开支，乃至皇帝自己的开支；在江南征收附加税；清理两淮的盐政。

削减开支、节约成本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且导致了嘉靖朝宗室、军队的骚乱，以及官员们的欠俸问题，节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它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引起更大程度上的反弹；在江南征收附加税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个地方长期受倭患，加上不断的水灾、旱灾使得这项政策最终也是难以为继；而清理两淮盐政，征收余盐税却成了嘉靖朝应对财政危机的一个亮点。

帝国的食盐是由全国的灶户在各大盐场生产，政府将食盐收购后再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每年生产多少食盐是按照人口数核定的，一旦核定就不轻易更改，这些核定的盐叫定盐。但灶户在生产定盐之外通常也生产余盐，这些余盐就由商人收购，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商人需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额，称为余盐税。嘉靖朝，两淮的余盐税是60万两白银，这是一种定额，商人可以在这60万两框架内肆意买卖余盐，这就给余盐的生产、买卖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获利，灶户加大了余盐的生产，盐商加大余盐的买卖，甚至出现了正盐销售不出去，或者正盐以余盐的名义买卖，在这种情况下，正盐的生产、销售无疑受到影响，帝国的盐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鄢懋卿是江西人，嘉靖二十年的进士，由行人司行人擢升御史，后依附严嵩获得提拔。嘉靖朝为了清理盐政，对付财政危机，让鄢懋卿总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四大盐运司盐政。鄢懋卿南下巡盐后加大了对余盐的清查力度，并将余盐税的定额由60万两白银提高到100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盐商迅速跟鄢懋卿交恶，朝中以徐阶为首的一党乘机加大对鄢懋卿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鄢懋卿很快被免去巡盐御史的职务，余盐税又重新恢复到60万两白银的定额。

从这里可以看出，嘉靖朝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都无实际效果，中枢应对财政危机最终仍是采取拆西墙补东墙的措施，这些都使得嘉靖后期的时局是那么艰难，但这也使得朝野认识到需要有所变革，这种危难的局面正是给后世的“一条鞭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