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划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统年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进入了中期，万历三大征的结束基本标志着明王朝驶入了它的晚期，这是从时间段来划分；如果从君臣关系来划分，明王朝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永乐是文臣被压制的时期，仁宣两朝是君臣融洽的时期，从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王朝灭亡这大段时间都是君臣斗争的时期。

正统初年的一切虽然都按照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走，但我们的王朝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也许多年后人们仍在思索造成这种偏差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皇帝的教育问题，还是三杨的无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后文官行为方式的变化才是主因。

正统年是帝国的转折点，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在此后全面爆发，三杨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一种平衡，三杨一死局面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静下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军队退化的战斗力、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这些问题在宣德末年已经出现，我们的宣德皇帝虽然也曾整治过此类问题，但他更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诸如此类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位宣德皇帝似乎对宫廷生活关注更多。通过这些读者可以感受到仁宣两朝的平静是暂时的，洪武、永乐两任皇帝过份压制的问题在后世宽松的环境下必然又将出现，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后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将重回洪武与永乐的政治脉络。

面对吏治腐败、军事危机、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三杨自然无能为力，无论是杨士奇，还是杨荣、杨溥，他们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辅以润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现拐弯的时候他们却手足无措。有才干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难之役中死去，永乐时代留下的皆是一帮平庸之辈，而三杨以后的文官又皆是矫揉造作、文过饰非之人，可以说当朱棣带着他的队伍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精英已死的时代。

三杨既然无能为力，后辈又是自以为是之人，这个重任落在了两个愤青身上，他们是大愤青王振和小愤青朱祁镇。

王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当地大约是一个县治下的教谕，朱棣在位的时候为了给宫女授课说服了一批儒生尽身入宫，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影响到了小皇帝朱祁镇，最终使得我们帝国的脉搏居然也随同跳动。

王振来源于底层，体会了底层民众的艰苦，他对这个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愤世嫉俗。他不喜欢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乐的那种武人政治，他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吏治要严、刑法要苛，对于明朝势力从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虽然王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抱负，但只作为一个教谕的他却不具备实现这些理想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入宫后，他抓住了一个能实现此等理想抱负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镇，王振负担起了小皇子的教育问题，他便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着他的思想与理论。

明代有“经筵”一说，“经筵”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担当皇子的教育，这既是帝国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们挖空心思也要把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皇位的继承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跟他们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镇的教育问题文人没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从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开始偏离文人政治的方向，无论后世之人如何辱骂三杨，我们的帝国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镇对三杨的讲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更喜欢王振给他讲外面的世界，讲民间的生活，他更喜欢王振带着他骑马射箭，而我们的王振同志也若隐若无的告诉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马，文官并不可信。而掌握兵马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狩猎、经常出巡、经常巡阅军队，乃至亲征。

朱祁镇登基后，王振看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这一天到来了，他要凭一己之力扭转仁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还给大明王朝一个朗朗乾坤，无论这种朗朗乾坤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我们这位宦官的确这样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国公张辅对于政事撒手不管，三杨对于政事又是消极应付，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王振的头上，从正统元年起这位宦官似乎就开始在帝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个好玩的皇帝，他曾让宫中太监前往各地搜集珍奇的玩意儿，也为此杖毙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太监，而英宗登基后，王振开始禁止宫内太监从事这些采购，成功的将宣德朝的这一弊病消于无形之中。

面对权力出现了真空，王振开始主导官吏的任用。针对三杨即将退去的情况，王振也有考虑，王振曾征询过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政绩。王振对于干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份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也是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但这些光景都是短暂的，持续不断的灾荒、农民起义、边境战争很快把正统初年的安静撕裂，帝国进入震荡期，以至于后来的学者研究起来都对明王朝能从那种危局中走出来而没发生大的而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