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一朝很多事情都是谜，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确切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不管汪广洋也好，杨宪也好，胡惟庸也好，其实都可以看作朱元璋为了削弱李善长的努力，其实整个洪武一朝，朱元璋所作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而胡惟庸的被杀可以看作这种削弱的开始，虽然李善长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个位置上跟李善长坐在那个位置上并无区别。

其实胡惟庸无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帝国建立以后都是一个小人物，朱元璋并没有把他当作宰相，天下的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宰相，胡惟庸并没有跋扈，相反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个干吏，能够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可以说他的风格跟李善长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场上都需要一股力量来压制他们，朱元璋找了十几年，找了刘伯温，找了杨宪，找了汪广洋，都不行，那得了，我自己动手吧。

洪武十年，在汪广洋终于发动对李善长唯一的一击后，朱元璋将汪广洋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调入中书省，汪广洋一如既往的萎缩，但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汪广洋的期望，他要靠自己，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检校。

洪武九年，朱元璋将他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儿子，这是朱家给李家最后的殊荣，洪武十年，朱元璋已经开始了动作，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使司，规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后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这样就越过了中书省，此时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经临近。

朱元璋并不满足于此，大批的检校监视着中书省，时刻等待着胡惟庸犯错，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终让他们无法抓到把柄，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使者进京了，中书省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朱元璋，胡惟庸自己处理完事情便打发使者回国，但检校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朱元璋。按理说这等事情属于可报告可不报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

朱元璋将礼部官员和胡惟庸、汪广洋都叫了来，现场质问，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突然纠缠这个事，他很快推给了礼部官员，礼部官员也毫不示弱，把这件事推给了中书省，朱元璋当场把负责此事的礼部官员下狱，并令检校彻查此事。

朱元璋认为查出的结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错了，检校们查出来的结果是汪广洋，朱元璋惊愕了。并不是检校们背叛了朱元璋，这个结果说明一个问题，胡惟庸的势力大到检校们查不出真实的结果来。朱元璋意识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发胡惟庸谋反，然后直接抓人。

说胡惟庸谋反，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这样说，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书，朱元璋找来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涂节，这涂节本来跟胡惟庸是一伙的，不知道朱元璋给他许下什么好处，或者跟胡惟庸有什么过节，再或者他自己已经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他开始酝酿发动弹劾。

既然事情已经布置下去了，那必须先稳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乱计划的部署。为了稳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后一次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朱元璋被逼到这一步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广洋能够搞掉胡惟庸，身为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对汪广洋希望了九年，也失望了九年，终于希望与失望都变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诏命将走到半路上的汪广洋赐死。

洪武十三年正月在毫无预症的情况下，帝国风暴正式开始。御史中丞涂节突然上书朱元璋声称胡惟庸谋反，正月初六，胡惟庸以通倭罪被处死，十一日，朱元璋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整个帝国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对于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后的有序安排表明了计划酝酿的长期性。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处理只是面对李善长砍的第一刀，从此正式拉开帝王与李善长势力集团的争斗，后人总认为胡惟庸一案是洪武朝的大案，实际上胡惟庸一案只是采摘李善长这根大树的第一片叶子，等到所有的叶子都采完，就是该砍树的时候了。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用了十年时间来不断清洗李善长的人，依靠的力量就是检校，以及后来的锦衣卫，数千人被处死，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调查、关押或流放。帝国的政治气氛顿紧，许多官员战战兢兢，不知道何时锦衣卫会冲进自己的家门。

胡惟庸一案基本上改变了洪武年间的政治风格，监视和恐怖活动加剧的年代到来，洪武皇帝的辣手开始显现，洪武皇帝以日益激进的手段实现他的治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