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洪武朝，我们关注的焦点还是皇帝跟李善长的关系，可以说朱李二人的矛盾斗争握住了整个国初的政治脉络，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所关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

李善长本是朱元璋的乡谊，虽然有志官场，奈何天赋不高，无法在科举中胜出，到了不惑年龄依然是一事无成，但长期的隐忍早已使得李善长内心波澜不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李或许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选择了朱元璋。他为什么选择了朱元璋？有的说辞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无法在其他诸侯那里找到位置。

李善长淮西人的身份和处事稳重的特点很快博得朱元璋的信任，他开始替朱元璋打理内务，总管钱粮、赋税、田土、人口，他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处理的天衣无缝，令朱元璋无后顾之忧。李善长具备的是经世济用之才，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天纬地之才或许在王朝的开建中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李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也使得他能够跟朱元璋的这些武将们打成一片，由此带来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集团，无论这个集团看起来多么松散，但它都是那么的牢不可破，这个集团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缚了一代帝王。

大明开国后，李善长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长的功劳与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长的微妙关系从何时开始或许我们无从所知，但李善长位列中枢后无疑加速了这种微妙。

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矛盾一直存在，从汉代至宋代都是采取提高内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机构的地位来削弱相权，到了元代，相权又有所加强。明初承元制，中书省总揽一切权力，且中书省的级别还高于当时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而且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在外，这样帝国的权力都集中在李善长手里，这是制度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权被抑制已经是必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产生不快，但统一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朱元璋只好先放放。

李善长坐上了这个位置，开始培植淮西势力，这样一来众人纷纷走李善长的门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对朱元璋的嗜杀雄猜，文臣武将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长那里倾诉心肠，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

虽然国初李善长已经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经对李善长显示出了冷漠，这种冷漠当事人当然是清楚的。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敏感的意识到自己该离开庙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回来了，按例封赏晋爵，而坐镇后方的李善长也被封为韩国公，位列将军们之上，从这个微妙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经忌惮他了，一个令帝王忌惮的人终是离死亡不远，相反一个令君主不断欺负的人却有着大好的前程。

李善长终于明白皇帝要赶他走了，但他在临走前却把胡惟庸安插进了中书省，这表明他并不想彻底离开庙堂，他想退居幕后遥控一切。

我想这个时刻洪武已经动了杀机，李善长到底缺乏处理复杂而微妙政治哲学的智慧。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

十年的时间，皇帝虽然不断处罚不符合他标准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向李善长挥去，他在忌惮，他在等待。十年后终于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长，接下来又是一个十年，大批李善长的人马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诛杀，到了最后时刻洪武皇帝仍在犹豫，那就是对李善长的最终处理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二十年的隐忍，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抉择的痛苦，毕竟对方在帝国的创建中立下不朽功勋，毕竟对方在自己创业时期就陪伴在自己身边。

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风烛残年，此时的朱元璋也是风烛残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长依然有着影响力，依然有着号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心向那个忠厚的长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长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备号召力，朱元璋闭上了眼睛，还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

人们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却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们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却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

中国士子既讲入世，也讲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李泌七岁时即被玄宗召入宫中作诗，后来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而被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刚刚继位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赏识，肃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职，但李泌只愿意以一个宾客的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李泌在后来的收复长安、洛阳等地立下功劳，后来却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李泌推出朝廷争斗的漩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纵观李泌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极好机会。但他却能审时度势，常常在大局转危为安后功成身退，而当朝廷出现危机时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可见李泌是聪明的，他的政治观是成熟的，他将中国古代那种士子之心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连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如果李善长能够彻底、干净离开庙堂，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