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几乎令所有皇帝都厌烦的“经筵”，我们这位皇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不仅大开经筵，而且还开每天都讲课的小经筵，不仅每天都御早朝，而且还御午朝。皇帝不仅将自己陷入一种桎梏中，还将群臣陷入一种桎梏中，我们似乎发现这位皇帝过份注重一些文章主义和琐碎的小事情。皇帝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获得文官的完全认可，他们反而是步步紧逼，皇帝的一些微小差错也得不到他们的原宥。

我们这位皇帝一生凄苦，童年没有欢乐，成年后更是如此，他希望天下能够在自己手里实现大治，但是弘治年跟正统年一样偏偏又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代，皇帝的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并没有换取上天的宽容。皇帝对于自己的人生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希望下代不要再像他那样度过，对于自己的唯一儿子正德，他希望他能够快乐，而不是像他那样苦闷。

虽然有很多传说朱佑樘跟宫里的其他宫女发生过关系，但明显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他也成了中华帝国史上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虽然皇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后来夭折，唯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自己缺失的东西希望能在儿子身上弥补，所以皇帝对他的儿子很放任，让他自由玩耍。我们这位小皇子天生活泼好动，喜欢踢球，喜欢骑马射艺，作为帝国唯一的皇子，没人对他的正统性产生任何异议，他可以高度的自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阳光的，而不是父亲童年的那种阴郁。但这并不代表朱厚照对父亲的历史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成长，朱厚照对父亲的过往还是略知一二，对于儒家规范对君主的压制更是洞若观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朱佑樘时常左手提着灯笼，右手牵着朱厚照，在内侍的陪同下避开文官的视线，从宫中的角门出去，来逛民间的街市。父子俩其乐融融，更像是一对民间的父子，脱离了皇宫的桎梏，朱佑樘这个时候才展现出他的真性情，他更喜欢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无拘无束的生活着，或许之前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伪装。

一天夜里，父子俩路过六科给事中办公的地方，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给事中们还在这里处理政事，朱厚照大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弘治连忙摆摆手说：“你小声点，惊动他们就完了。”

“他们不是你的臣子吗？难道还怕惊动他们？”小小的朱厚照对此十分不解。

“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出宫去，第二天言官们的奏章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弘治皇帝无奈的说道。

这一刻，朱厚照明白了皇帝也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要受某种规范的约束，而孩童的朱厚照对此种规范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从这一刻起他就有了跟这种规范斗争的决心，跟这种生活方式决裂的想法，朱厚照也成了大明朝第一个挑战儒家行为规范的皇帝。不仅如此，正德年间从皇帝到民间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追求自由而解放的思想浪潮，大的时代终于来临，朱子理学已经是摇摇欲坠。

朱佑樘对正德的放纵终于遭到文官的不满，兵部尚书马文升上书要求皇帝加强对太子的教育问题，不要让他整日跟宦官们在一起厮混，士大夫们已经对这位帝国的继承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希望他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遵循儒家行为规范，朱佑樘终是守住了他的底线，那就是他坚持给儿子留下一片自由的天空，不希望他将来像自己一样。

弘治八年以后，在自然灾害减轻，治理水患基本结束，一切都步入正轨，并开始欣欣向荣的时候，皇帝上朝便日渐稀疏起来，这些都招至士大夫们的猛烈批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弘治一朝皇帝与文臣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史书上描绘的那么美好，压制了自己真性情的皇帝似乎跟文官们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微妙东西。

弘治是一个守成的君主，他只想遵循祖宗成法，消除那些违背祖宗成法的东西，以期使明王朝达到长治久安，他无意于推动这个时代向前发展，但这个时代的发展日益依赖的是内生性，而不再外部力量的推动。洪武时代为了解决边疆军队的粮食问题，皇帝让盐商去边疆开展商屯以换取买卖食盐的资格——盐引，但商屯的规模无法跟军屯相比，到了成化、弘治朝，盐引日益被权贵、宦官所垄断，导致食盐无法畅销。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皇帝将商人购盐由开中法变更成纳银法，也就是交纳银两就可以获取买卖食盐的权力，如此以来，盐商们纷纷从边疆回到内地，用银子换取盐引，国库的银子也充裕起来，大的商帮也开始形成。叶淇的盐法改革和宣德年的金花银改革，以及后世的“一条鞭法”一样都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由农耕经济向商品经济跃进的重要事件。平淡的弘治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改革，它跟后世的隆万大改革可以说是“云泥之别”，但对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隆万改革，此次的盐引改革却是事半功倍。

除了盐法改革以外，弘治朝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编修典章。通常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编修典章是为了训政，告诫后世子孙如何做，在王朝的前期编修典章是为了弘扬功德，而中期编修典章是为了追寻祖宗成法，以整顿、总结为目的，后期编修典章则以变更为目的。而弘治朝正是处在明王朝的中期，虽然朱元璋对于后世治世自有一套章法，但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祖宗成法似乎已经不适合当今的需要，弘治皇帝为了遵循祖宗成法自然需要系统的对祖宗成法进行强化，为此编修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涵盖了国初一切制度、礼仪、法律，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在这里又被大大强化了。为了对《大明律》进行补充，弘治朝还修订了《问刑条例》，《问刑条例》上面记载的都是从建国到弘治朝的一些判案条例，对于无法通过法条审判的案子可以比照《条例》进行，到了此刻，大明朝开始在司法中引入了律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中国的明王朝得到了巧妙结合。

弘治朝不仅是后世士大夫怀念的一个王朝，作为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是应该得到尊敬的一个王朝，弘治皇帝的确是个好皇帝，他省吃俭用，削减各种用度；他心系黎民百姓，削减赋税；他治理水患，以工代赈；他清理占田，抑制兼并；他性格宽容，从不打骂官员；他宵衣旰食、披肝沥胆。在皇帝的励精图治下，赋税和人口较前几朝都有明显增长，弘治朝国家赋税收入从二千五百万石增加到二千七百万石，人口从弘治元年（1488年）的9113630户增加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10508935户。

后世人多将弘治王朝称作“弘治中兴”，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些都经不住推敲，从宣德朝开始，文人们所认为的明朝衰败实际上并不存在。皇帝不临朝、宦官跋扈、军屯被破坏、京畿部分民田被侵占，这些在士大夫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事情实际上无关我们这个王朝的痛痒，正统、成化年我们的王朝仍旧是平稳、正常运行，不仅如此，我们从中看出三个趋势，那就是政治日益依赖成熟、稳定的官僚集团运作，商业开始兴起，思想领域开始松动，这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的大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观察不再是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如果继续这样看待历史只会使我们陷入一种狭隘的桎梏中。

正统、成化王朝的所谓衰败只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而已，而弘治朝的所谓中兴也是因为弘治皇帝遵循了他们的意志，既然没有衰败，也就不存在什么中兴。弘治皇帝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君形象，但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皇帝的个人意志与封建礼法的冲突不是一代君主所能改观，弘治王朝更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是后面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