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皇帝与夏言不愉悦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当这种事件不断发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该倒台的时候。皇帝由于体弱多病，便开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够长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场、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色的纸上，要求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这些青词只是用华丽的词汇堆积起来，并无实际内容，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词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祷，以求消灾免难、长寿平安。

青词最初是由道长撰写，但道士的学问毕竟有限，写不出华丽的词章，所以对于青词的撰写逐渐由道士手里转移到大学士手里。嘉靖是个婆婆妈妈的皇帝，他对细节很重视，这样的皇帝很难缠，他将官员能否写出华丽的青词作为官吏的考核指标，大大咧咧的夏言以为这是小事情，便对写青词不重视，他经常将青词拿给别人代笔，或者在宦官监视他的时候呼呼大睡，而心细如发的严嵩深谙“皇帝之事无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写青词，经常熬夜写青词，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

嘉靖每次走道场的时候都命群臣戴上香冠，而夏言说这不是人臣的服饰，拒绝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而且还披上道袍。宫中的道观落成了，嘉靖命群臣上贺表，夏言对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后，命群臣骑马进入，而不许坐轿子，而夏言照坐不误。

自从当上首辅后，夏言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夏言，他的谨慎、他的恭顺都已经不见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职，严嵩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人都有那种通病，一旦大权在握，便飘飘然起来，将过去都忘记了。此时的严嵩也开始跋扈起来，事实表明，已经64岁的严嵩仍需要进行挫折的历练。

一年后，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重任首辅，刚做了一年首辅的严嵩立刻跌入冰底，他发觉自己在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学生。复出的夏言开始对准严嵩猛烈开炮，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严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还是在自己这里。无论张璁、夏言，还是严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们跟汪广洋、徐阶、申时行还相差甚远，他们无知而擅权，不似汪广洋、徐阶、申时行那么有涵养。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严嵩，并将阁部中严嵩所用的人尽数斥退，夏言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整垮严嵩，严嵩并无过错可抓，夏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子严世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夏言掌握了严世藩的贪污纳贿的罪证，在正准备将这些罪证递交给皇帝的时候，严嵩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夏言家里跪哭，在严氏父子的演技面前，头脑简单的夏言又开始摇摇欲坠。

不久，这一幕又出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人，因为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问话，陆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长跪。从此，严嵩和陆炳便经常倾谋，所谈论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实际上严嵩对于皇帝来说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将严世藩的罪状递上去也没什么，但严嵩为何要如此，我想严嵩此举是做给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对夏言的愤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严嵩此人做事也太过于斤斤计较，寻常人都看的出来他的悻悻作态，更何况皇帝呢。此时的夏言已经跋扈到了极点，同僚去他家里下跪，锦衣卫的首领他也敢动，太监他也随便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想，满朝文武怎么想，我相信他自己对此并无概念。

从正统年间起，在军队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将、勋贵，而是文官，这些在仕途上升迁缓慢的文人选择了从军这样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王骥、王越、马文升、杨一清、王阳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人都是好战分子，他们残忍、狠毒，帝国绝大部分战争都是由于这些文人为了立战功而挑起来的。如今又有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曾铣。

曾铣是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县，后任辽东巡按、山东巡抚，先后平定辽阳兵变、山东民变，曾铣的能干很快使得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开始负责对蒙事务。从正统年间起，围绕着通贡问题，蒙古人不断袭扰明廷边境，成化年随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的防务又突兀起来。嘉靖年间，边境问题仍是棘手问题，帝国的政策是加强宣大一带的防御，筑城和修建防御工事的担子落到了士卒的头上，沉重的负担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导致了大同的两场兵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张严厉镇压，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抚。这一看起来是帝国内部问题的兵变，但实际上还是由外部问题引起，此时草原上又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样控制了西抵青海，东抵辽东的大片区域。从嘉靖年间起，俺答几十次去信恳求通贡，都遭到拒绝，明廷方面还诱杀蒙古的使臣，而此时明蒙之间断贡已经30年，蒙古人“夏无布衣、借锅煮肉”，在此种情况下，俺答不断骚扰明廷边境，杀掠甚重。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放下华夷之变的教条，通过通贡、边市的方式解决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资，然后再以分封的方式让蒙古人归顺明王朝，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在明朝人那里实行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在王朝还没有找到正确解决蒙古问题办法的时候，夏言却上了一个错误的提案，那就是议复河套。河套本是游牧民族的水草地，历史上当汉王朝强盛的时候往往将他们逐出河套，而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此反复，导致河套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此地都是弃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军将蒙古人驱逐出了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们又回来了，虽然经过王越、马文升的驱逐，但效果并不大。

最先提出复套的是由挂兵部侍郎衔，担任三边总制的曾铣，他在奏书中说，蒙古人占领河套向南可以进攻陕西，向东可以破宣府、大同进入京畿，故而需要将河套收复，曾铣并提出收复河套的一整套办法，那就是首先修筑一条横亘宁夏、陕西、山西的防御墙，然后再随时派骑兵出击，嘉靖随即批复拨款20万两白银修墙，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铣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开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发、随时出击，虽然斩获颇多，但过惯安逸生活的边军们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适应，不仅如此，地方官吏对于修墙也不感兴趣，他们更想通过与关外的蒙古人贸易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点在英宗时代表现的已经很明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激情，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了。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至此，皇帝与首辅们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后面还要讲述严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