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来到宣府不久，小王子带着五万骑兵开始向大同逼来，皇帝亲率增援军队向大同驶来，宣府和大同的明军会合在一起达六万人，双方皆向大同府应州县汇集。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二十一日应州会战爆发，双方主力从清晨战至傍晚，明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永乐时代似乎又回来了，朱厚照骑在战马上抡着战刀跟着他的士兵一起砍人，眼见皇帝跟着自己一起冲锋，这些明军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战斗至傍晚，小王子不敌，便带着军队退出了战场。

应州一战使我们的这位皇帝荣耀到了极点，他的人生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居住在紫禁城的无聊皇帝，而是敢在战场上冲锋的将军。

随后皇帝返回了宣府，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皇帝才决定返回京城。他下令在京的所有文武百官皆去城门外迎接，皇帝的军队于半夜到达德胜门外，已经在寒风中等候一整天的文武大臣已经不堪其负。皇帝兴致盎然的回到京城，他亲口对官员们说自己亲手杀死一名蒙古人，文官们拒绝承认此次的应州大捷。虽然皇帝不断坚称真的有一位威武大将军朱寿，而且他就在军中，此次应州之战全凭这位朱寿指挥有方，但文官拒绝承认有这么一位人。皇帝下令封这位朱寿为镇国公，年俸5000石，全体文官昏倒。

回到北京的正德才知道京城的日子是多么无聊，堆积如山的奏章等待他批阅。由于此次朱厚照是偷偷出城，而且还将官员们禁锢在京里，更为严重的是他亲自带兵上战场去跟蒙古人博杀，现在皇帝回来了，正是文官们找他算总账的时候。

无独有偶，二月份，成化皇帝的配偶太皇太后王氏离世，官员们逮住这个机会，一会让皇帝这样，一会让皇帝那样，搞的个正德皇帝不甚其烦。到了行大礼那天，由于前一天天上下雨导致广场上积水，皇帝便让众大臣鞠躬免跪，此举激怒了众人，群臣纷纷上书指责皇帝有违孝道。到了给太皇太后送葬那天，皇帝将灵柩送到了昌平，安葬在宪宗身边，但他乘此机会跑到喜峰口找了朵颜卫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喝酒。文臣们彻底疯狂了，他们纷纷指责皇帝以送灵柩之名，行巡幸之计，其中有一位叫舒芳的状元，响起了惊天一炮，被文臣视为楷模。

舒芬是江西省南昌县人，正德十二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舒芬为人极为孝道，被人视为孝子楷模。嘉靖年间，其母病逝，舒芬扶柩辞官归乡，后来因其母辞世竟忧伤而死。不仅如此，舒芬为官清正、心胸宽广。一次他家的邻居建房，将墙建在他家的地基上，家人写信让舒芬出面干涉，舒芬写了一封信给家人，信中只是一首诗。

千里捎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自然明白舒芬的意思，主动让出了三尺，他的邻居听知此事，也让出了三尺，至今在舒芬的家乡仍然有这样一条窄窄的六尺巷。“舒芬让墙”和“孔融让梨”一样成了华夏的经典典故，这些典故也彰显了华夏的品德。虽然舒芬对邻里的纷争能够宽容，但却对皇帝违反儒家的孝统不能宽容，士大夫心中自有一把尺度，他们知道哪些方面能够宽容，哪些方面不能够宽容。

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圣孝以答人心书》，在这道奏书里舒芬从孝道、天理、人欲三个方面跟皇帝辩论孝道，并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所为有违孝道。舒芬的这一行为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评判，皇帝在祖母丧葬过程中做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们也无法做出道义上的评判，我们只是知道伦理道德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行为准则，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这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经和法律一起成了评判事实的根据。

舒芬的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但与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们这位皇帝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可怜状元郎熬了一个夜晚写出的华彩文章就这样静静的躺在宫殿的角落里。

虽然舒芬的上书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澜，这位状元郎很快成为帝国的楷模，无数的士大夫奉其为榜样。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的奏书纷纷砸来，在大明朝文官与皇帝的斗争中，职位低的官员尤其起劲。这些官员们不仅给皇帝施加压力，也同时给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领衔上书。而这个时候，皇帝由于着了风寒，正在卧床不起，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的这位皇帝在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虚弱到连偶然的感冒也受不了。

挨到皇帝身体好些的时候，能够下床理政的时候，文官们依然不依不饶，甚至要皇帝下罪已诏，就差没让皇帝下台了。我想皇帝这个时候大约对刘瑾是怀念的，他明白在这个国家有一群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终于忍受不了群臣，挨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带着随从又出去了，临行前给杨廷和留下敕书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边了。皇帝带着一万人的队伍从宣府出发沿着长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样风餐露宿，他欣赏着大漠风光，但无人领略到皇帝凄苦的内心世界，此次巡边，皇帝虽然出来了，但他的心还留在京城，留在那帮文官那里。皇帝此次出塞心境与上次已经截然不同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了那种意气风发，皇帝与文官们的间隙已经种下了，从此大明王朝的政治已经陷入一种死结。虽然儒家思想的高峰还没有到来，但这已经是一个儒学已死的年代，在以后的岁月中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和西方文化的新风来荡涤儒学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死结，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死结，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进入这么一个死结？它跟我们这个国家过于庞大、复杂有关，一方面它需要一种伦理纲常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以道德行为规范来统驭全局，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人性的自由、奔放来维持政治与文化上的活力，它们之间是矛盾的，不仅体现了政治上的两面性，更体现了文化上的两面性，当后者过强的时候则不存在问题，一旦后者过弱则会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新旧思想开始激烈的碰撞，君臣开始搏弈，帝国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越至晚明，这种景象越发突出。

皇帝此次的巡边走了1000多里路，他详细察看了沿长城各处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后抵达了陕西省延绥镇榆林卫，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士兵死亡、逃跑甚多，减员十分严重，但皇帝始终如一，他跟士兵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此后这种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现。此次巡边由于离京师太远，在视察完榆林卫后皇帝便开始返回，回程途中路过太原府，皇帝住进了晋王府中，在这里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刘良女的歌女，传说这名女子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眷属，皇帝喜欢上了这位刘良女，并将她带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阔别七个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会郁闷，因为他带着一名心仪的女子，在皇帝巡边途中对于重要的奏章，内阁也是快马加鞭送给他批阅。

至此，皇帝跟北部边疆的那种缘分已经结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样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将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于勋贵阶层的没落，皇帝对于战场的生疏，这些都使得皇帝与他的军队日益疏远，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皇帝就想带兵出征，但官员们向皇帝阐明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皇帝这才作罢。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冲破文官们的羁绊，再次恢复了祖先的那种武功，对于此我们仍很难做出评判。皇帝的个人行为于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但对于正德本人仍是要值得肯定与赞扬，他行程千里，不畏艰苦，他敢于亲临战场跟蒙古人拚杀，后世的皇帝已经不可能像正德这样了，他们都被牢固的禁锢在宫中，终身不出北京城。

另外，皇帝亲自参加的应州之战减缓了蒙古人对宣府、大同的压力，而且应州之战既不像朱棣亲征那样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镇那样窝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带领下双方酣畅淋漓的一场战斗。我们无法说正德皇帝有多么伟大的武功，但皇帝的敢想、敢为对于后世之君来说的确是值得他们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