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十三年来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力显着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国内，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两个务必，注重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健康发展，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外交上，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积极主动地推动双边、多边和周边外交，进一步发展了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在解决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及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切，不仅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开放、务实、亲民的风采，中国国际影响力显着提高。

二、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1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和内涵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枟把目光投向中国枠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战略。2003年12月2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概念。第一，中国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发展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为了避免引起有关国家不必要的误会，2004年4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的开幕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枟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枠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枟政府工作报告枠中再次提出“和平发展道路”的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具体阐述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含义。这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以“和平发展道路”取代“和平崛起”的提法。

2005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枠白皮书，中国政府首次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作了这样的论述：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第三，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第四，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坚实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平发展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途径和手段是充分利用世界总体和平的大环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

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当代中国对自身角色、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和平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完美结合，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这里所说的“和平”有两层含义：首先，指的是国内和平，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有序；其次，指的是国际和平，就是国家、地区之间不发生冲突、战争，至少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是紧密相连的。所谓“发展”，指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具体到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发展则是指摆脱贫穷、走向富强，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

“和平发展道路”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内涵的简明解读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决心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时代特征，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2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

与其他已经崛起和发展的大国相比，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着自身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潮流认识有着直接关联性的发展战略。同时，也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新中国所坚持和平共处对外政策一脉相承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和影响，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不可分割。中国具有和西方大国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18世纪，中国都是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尽管中国与周边国家也曾有过战争，但从战略上看，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扩张、掠夺。实际上，中国主要通过繁荣的经济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吸引外国。中国历代王朝都希望并且满足于受到众多外国的朝贡，而将外国纳入自己直接统治之下的考虑和行动并不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通过面向世界开放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所贡献，而且一直采取积极行动致力于睦邻友好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坚持独立自主的、放弃冷战思维的发展战略。

这一发展战略具有广泛的认同性。作为面临众多难题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在这一进程中，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中国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对外将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与合作。中国的实践表明，应当以趋利避害的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参与经济全球化。针对冷战后冷战思维仍然存在的现实，中国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中国始终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国际安全结构的理论基础。

中国坚持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中国的安全战略，努力实现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努力探索坚持新安全观的途径，用新安全观取代冷战思维。

第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坚持广泛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与以往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相比，它不具有排斥性与颠覆性。中国实行对内改革从一开始就同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勇敢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使中国获得了闭关锁国条件下不可能得到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各种人才，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发展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步走向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国际贸易更多地具有了“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随着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并推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等重大变化几乎同步出现，这既是中国发展的难得机遇，又是决定中国和平发展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在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上，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崛起，不伴随扩张、掠夺和争夺，而是和平、合作中的发展。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发展过程的实证，更是中国发展过程及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提炼。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需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而是经历了多次考验，但中国人对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中，成为和平发展战略道路上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亦提出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1）对外交涉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苏联曾是中国的盟国，但即使在中国对苏“一边倒”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同样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等问题上据理力争，决不让步。中国始终未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的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枠的合法性予以认可。1958年，当苏联向中国提出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时，毛泽东也当即予以拒绝；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采取撤回在华专家和顾问、扬言要摧毁中国核基地等手段时亦未使中国屈服。

（2）支持邻国反对外来侵略。1950年毛泽东毅然发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毛泽东也将之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

（3）坚持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行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国与国的合作应是平等互利的；国与国之间妨碍合作的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东方国家应成为好朋友，共同努力防止战争等。针对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华侨的双重国籍和悬而未决的边界等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求得友好解决。这些重要论点在推进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起到了良好作用。

（4）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60年代又将其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处在美苏之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成为中国争取的对象和合作的朋友。据此，中国进一步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周边环境的现状改善了与日本的关系，中日两国经历了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交往”直至实现了邦交关系正常化。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但由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基本战略估计之上，所以颇具革命和斗争的特色。

2新时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科学地判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外交上变“一条线”战略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自主战略，在周边国家中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化解各种消极因素，取得了重大成就。

（1）独立自主而不与任何大国结盟。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使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更加明确清晰并显示出全方位、不结盟、非对抗等新特点，这一外交新战略化解了许多消极因素，大大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

（2）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邓小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据此，中国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与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国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