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离冬至没有几天了，去海南的日子就定在12月22日夏至。饮马滩里天天在下雨，我在雨中想着冬至那一天，父亲能否请假出来送我，想着我与父亲在多年前的一个约定。

那年冬天，父亲带我到饮马滩的一个小海湾里冬泳。在下水的一瞬间，父亲突然问我：“亚雷，你怕不怕？”那天正下着毛毛细雨，海风凛冽，气温很低，海水很冰冷，我试了几次，都不敢下水。父亲反复地问我：“怕不怕？”我扑通跳下去，游出去几米，赶快回到岸上，包裹上大浴巾。父亲说：“你这样将来怎样出去做大事呢？一点意志力都没有。再跳下来，不怕！”我只好又跳了下去，游到父亲身边。父亲一直泡在冰冷的海水里。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送你出远门。去很远的地方。好男儿志在四方！知道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从冬泳开始。”

我记住了与父亲的约定。我很想做一个十二月党人。那一年，我十岁。

饮马滩里的雨，淋湿了我对冬至的想象。我对父亲冬至能否来送我去海南，毫无信心，我想海金和罗德宏决不会允许。我既说不出任何可能的理由，也说不出任何不可能的理由。

冬至那天，我很需要父亲来为我送行，不仅仅是因为多年前的约定。我从心底里渴望我这次远行是完整的，有父亲母亲姐姐弟弟，一家人为我送行。像送别一位在若干年后一定会凯旋的英雄。出征前的仪式太重要了，它一定会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多年后必然会实现的结果。我执著于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即便被流放，也开行得非常体面、庄严同时充满着浪漫抒情的格调，它命定着以后的结果。我决定以毛主席语录为由，去与罗德宏交涉。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倘若连送行都不允许，那算什么呢？

我决定明天就去找罗德宏交涉。

这天夜里，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早早就睡下了。破屋漏雨，还好，漏雨不大，雨水憋了半天，才滴下来一滴，但是雨滴很大，掉下来打在脸盆里，声音清脆响亮。

妈妈早已不能在家里睡了，她十几天前就又进了学习班。破屋里只有我们兄弟和姐姐。

我在睡梦里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很害怕。经常有人来查户口，或是父母又出了什么事。我推醒了姐姐，悄悄对她说有人敲门。敲门声很轻，不像是查户口的。我轻声问：“谁啊！”

“是我。我是夏谷。”

“是夏谷？”我和姐姐惊疑。

“真是夏谷？”我贴住门缝往外看。“是夏谷！”他粗重的呼吸里有夏谷的气息。我打开门，夏谷闪了进来。“太冷了！太冷了！”

夏谷全身湿了。姐姐已点上煤油灯，残灯如豆，夏谷在灯影晃动***现了。

两年不见，他长得很高，很壮实，脸上有很多青春痘，脸好像也长宽长大，棱角分明，嘴唇又厚又红，像极了肥婶。

今晚特别冷，姐姐让夏谷赶快进了被窝。他在被窝里发抖了半天，才缓过气来。

夏谷粗略地说了他这两年的情况。

说了半天，才想起应该问他大哥在哪？夏谷很惊讶：“大哥没回来吗？他半个月前就回来了。在韶关，他往南走，我往北走，他哮喘病犯得厉害，往北走太冷，他受不了，就跟南下的串连队往广州方向走了。”

姐姐很着急，有些怪夏谷没把哥哥照顾好。夏谷急了，他也不辩解，只是一个劲地说：“当时不分开就好了。可他现在能在哪儿呢？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是夏谷的口头禅。

夏谷所在的连南劳动大学，也算是个半吊子大学，红卫兵，串连也都有份。他参加了当时两大派别之一的“旗派”也即造反派，另一派是保皇派“主义兵”。现在“主义兵”得势，到处在搜捕“旗派”的大小头目，看得出夏谷也是造反兵团的小头目。夏谷很是自豪地亮出他的身份。他参加了“联动”，参与了“炮打中央文革”事件。

我对“联动”一无所知。夏谷说：12月中旬，“中央文革”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讲：“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联动被列入“反动组织”，公安部门开始抓人。夏谷连夜逃出北京，一路南下。夏谷说，从上到下，到处都在搜捕“联动”的人。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分子。

我示意夏谷不要再说了，我对他耳语：“别说了！把姐姐吓着了，今晚你都留不下来。”已经是下半夜了，我害怕有人查户口，那夏谷就必死无疑。

姐姐已被吓坏了。自从于金和她分手，她从苏州街乃豪医生那儿出来之后，她好像很抑郁，每天提心吊胆，有稍大一点响动，她就吓得不得了。风打过窗外的树，发出呜呜响声，她都会紧张半天。过几天我去海南，她不知如何过日子？这些都容不得我去想了。现在又来了个夏谷，他无疑已被追捕。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疏而不漏。

夏谷像个饿鬼，姐姐把剩饭剩菜一起炖热，他狼吞虎咽一下子就吃光了。我说明天我带你去饮马滩，去灯塔那儿见中尉，去抓鱼做给你吃，他高兴坏了。饮马滩曾经是夏谷的天下。我还是看出夏谷忧虑重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像许云峰、江姐一样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夏谷，似乎渐行渐远了。他心事似乎很重。

他说一路在火车上，老是躲在厕所里，把自己反锁起来，尤其是火车到站时，更是四处隐匿，惟恐有人从站台上来搜捕。当时《公安6条》已经颁布多时，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凡攻击诬陷“中央文革小组”的，都是反动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这个“规定”在1967年1月，也即冬至以后才正式颁布，但主管公检法的张春桥、谢富治等在各地早已实行。

“前几天，炳熙、林佳被公安抓走了。是不是跟联动有关？”我提醒夏谷。

“一定是。学生本来很安全，轻易不会被抓的。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与联动组织相关的造反派。这是从上到下的。”夏谷更是忧心忡忡。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夏谷的脸很是飘忽。他很瘦，神情疲惫。我说你赶紧睡吧，凌晨我们就到灯塔去，不会有事，要不就去无脚蟹的寮居。夏谷安心一些。他比我大一岁，却已经历了死生的命运，我觉得他现在很危险，很像《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或《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我在脑海里迅速交织着夏谷的形象，一会儿是江姐许云峰，一会儿又是甫志高王连举，他们混杂在一起，真假莫辨，既像这些革命者，又像那些反革命者。正如父亲在我心目中，总是互相矛盾的形象。

“你真的反对‘中央文革’吗？”我还是说出了我最担心的问题。

“嗯，是呵！这是联动的主要革命目标啊！”夏谷一脸惘然，“你问这话什么意思？”他盯着我的脸，他的目光由犹疑变成惊恐：“你不会去检举揭发我吧？”

我不敢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想夏谷的事始终要暴露，没有人能逃得出专政机关的惩处的。他跑到我们家，虽然他也算是我们家的人，但我们现在自身难保，爸妈还在学习班、公安局里。夏谷的事，肯定要连累到家里的人。我当然不会主动去告发他，但如果有人来家里把他抓住，我不敢保证我不和盘托出。我知道我的内心其实很懦弱，所以总是用江湖来给自己打气。

夏谷开始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时，令我很惶惑很痛苦。我们兄弟从未有过这种互相审视揣测的目光。即便是当年在饮马滩海涂中差点让海水淹死，在那生死时刻，我们都从未放开对方的手，从未怀疑过对方会弃谁而去，私自逃生，不会。可现在，我们之间想得太多了。尤其是我，我不得不为父母，为姐姐兄弟连同我自己的安危考虑。再过几天，我将走向新生活，弄不好，连海南也去不成，就被就地正法了。我尽往严重处去想，越想越可怕。

我差点就说出：“你去自首吧，也许会宽大处理，这对大家都好。”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许多年，我都在为我当时的想法感到惭愧，一生都在为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忏悔。也许这在当时很正常，但它发生在我与夏谷之间，是不可原谅的。夏谷是谁？他是我哥哥的殉葬品，是我父亲为了政治资本的垫背，是她母亲为了表明自身对主人的仁义、感恩而艰难地出卖。夏谷后来的不幸命运，全与这一切有关。

可是在当时，我承认被吓坏了，它吓住了我的良心，篡改了我与夏谷死生与共的情谊。我很想知道别人在这种时候，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比如唐九、唐一玲，比如罗德宏、胡伟标、邱岚等等，我想得脑袋发痛。

刚才与夏谷的亲热气氛消失了，夏谷有些惊恐，他不再多说话。他掏出生切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红卫兵战报》，撕下一片，卷起烟来。

“你抽烟了？”我惊讶。只有大人和坏孩子才抽烟，即便是寮居、灯塔，也还没教会我这些。

“嗯！有时，要吗？”他把刚卷好的烟递给我，我顺从地接了过来。

姐姐见了很吃惊：“你们干什么？抽烟？亚雷，你也学坏了！”她轻声说，眼睛里有很凄然的神色。她的目光一直在我与夏谷脸上扫描着。

在这间叫“硕士第”的破屋，1966年的岁末，离冬至还有一个星期，我和夏谷面对面地抽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辛辣呛人的生切烟难嗅的气味，弥漫了这间漏雨的破败的小屋。以至于这种气味，许多年来，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际，嗅到它，我就有一种惶惶然的焦虑与惊恐。

我随时都在担心着有人会破门而入，把我和夏谷抓走，这是完全可能的。此刻是午夜，能平安地捱到天明吗？天明之后，又将如何？我不知道。

我没人可问，无处诉说，只好问自己。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虽然他自称很江湖——可以给出的答案。在一个是非貌似分明、严正，其实错综复杂吊诡的年代，我无法分辨同时选择良知、正义，或错误、罪恶。正如夏谷的所作所为，也只有在后来才能被界定为正确或是错误。

我在夏谷面前，显得很幼稚。这半年来，我虽然很江湖，终日在饮马滩、在灯塔、在寮居，和中尉、无脚蟹混在一起，但我对革命并无太多的认识。夏谷不但早就革命，而且几乎游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俨然一个身经百战的革命者。他从南方到了北京，马上就融入滚滚洪流，成为“联动”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往何处去？”“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展望”、“联动近期的战略目标”等等大得吓人的政治问题，都有说得头头是道的理论。他居然还说，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革命就是锻炼人，就说身边的罗德宏、胡伟标、邱岚等等，这些同学平日里平平常常，可是革命风暴一来，他们个个都像天生的革命家，无所不能。万人大会上的演讲，随随便便就把市委书记批倒批臭，把大标语刷上大马路、高楼上。什么事也难不倒革命小将，何况夏谷还是在更大世界里闯荡的人物。

我望着夏谷：“夏谷，你不去看看你母亲？她现在在乡下，交代我见到你一定要告诉她。”

“是想见啊！可没有工夫啊！要有为革命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

“那你到乡下去避避风头也好啊！”我是想让他快点离开我家这个是非之地。事实上，我们这间破屋时刻处于监管之中，总有人时时去密报这里的动静。我真的很担忧夏谷，我似乎已经嗅到危险在步步逼近，担忧夏谷也就是担忧我们自己。

“乡下不能去，现在乡下也不太平。革命总是会矫枉过正吧！”夏谷对革命理论很熟，他说的话我听起来总是对的。我还属于没有被革命启蒙的少年，而他已经是革命者了。

姐姐几次催促我们快睡，别光顾说话。让人发觉这屋子里半夜有人说话，密报上去，说不定又有什么麻烦。我明白姐姐的忧心不是多余的。

我们还是决定去灯塔，那儿安全一些。天蒙蒙亮，我以为姐姐还在熟睡，便悄悄起床，摸出门去，姐姐的声音响起：“这么早去哪儿？”我说去饮马滩，赶小海，姐姐无话可说。家里连招待夏谷的简单饭菜都没有，我们必须到海里去讨生活。

冬天的饮马滩，又有了初春的气息，海边湿地的春天，总会来得早些。长年生的金银花开得特别灿烂，遍地的勿忘我，透着细小的绿莹莹的花蕊，在清晨的寒风中，抖擞着精神。我带夏谷去看刺血槽，给他讲了那个恐怖残忍的故事。

夏谷对刺血槽不感兴趣，他说古人是小儿科，他狂热地崇拜着现实。

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置可否，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必要的。“反正，我不会做逍遥派！”夏谷坚定地说。

“我还是要回北京去，那儿才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亚雷，我们出身都不好，更要争取表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跟你说，你知道遇罗克吗？”夏谷突然神秘地问我。

“我知道，写《出身论》的作者。可是我还没看到这篇文章。”

“你很快就会看到。过几天我就给你看。遇罗克的文章写得有多好啊！他的文章我都读过。你记得1965年，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吗？那个写文章跟姚文元商榷的人就是遇罗克，一个初中生，他真能写，又敢写，写了《论“清”官非“官”》《人民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你爸不是给我们讲过姚文元的文章吗？你忘了？真是的！”他很急，他急起来不单结巴，而且情绪激动。

我的心思全在赶小海上面，而夏谷却絮絮不休，我只好听他说。

“遇罗克居然敢在文章里写：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总之，他说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的话，很有道理。他在《出身论》中说：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

“他没事吗？这么写这么说，还一点事都没有吗？”

“应该没事吧。现在谁都可以说话啊！”夏谷很坦然地说。

“难道没有人反对他？我看会把他抓起来。”我不无忧虑地说。

“是啊。”夏谷不太肯定地说，“他还写道：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前边芦苇里有响动，我听出是远方双脚着地脚步轻盈的声响。远方已来到跟前，它对着夏谷虎视眈眈，做出攻击的姿态，夏谷本能地退到我身后。远方雄视着夏谷，像要扑过来。我见夏谷戴着军帽，又穿着黑裤，连忙把夏谷的帽子掀掉，又大喊：“快把黑裤子脱掉！”

夏谷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遇罗克，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脱裤子干什么？

我紧张地高声喊：“它专门咬穿黑裤子的人。快！快脱！”

夏谷慌忙一边应声，一边剥下裤子。

一场危机解除了。远方温顺地蹲在地上，它双目依然停留在夏谷身上，也许它正在琢磨，那个戴帽子穿黑色裤子的人，到哪儿去了？

夏谷只穿着内裤，寸步难行，苦着脸：“怎么办？”

“怎么办？别穿裤子嘛。要不，远方最先攻击的，一定是男人那鸟。”

“它受了什么鸟刺激吗？专咬黑裤子的人，有仇啊！”夏谷愤愤然。

“它不喜欢人的装饰。最讨厌戴墨镜，眼镜也不行。你看我，就什么都没有。光着身子最好，跟它一样，你看，连狗都这样想问题了。”

远方今天很欢快，它老是箭一般向某个方向冲去，又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你面前身后。它不会言语，但它善于传达情感。

在饮马滩，我和夏谷暂时忘却眼下的一切，饮马滩似乎是世外桃源。一座灯塔，一只叫远方的狗，两个成年的孩子，一个行过乌水，从远方归来，一个正待出发，准备去行乌水。无边的芦苇和红树林，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啊！风甜得有些咸，四野安静得能听见蟛蜞的呼吸，听见虾在水里弯曲着身体，一弓一弹向前游去的声响。

我和夏谷，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但是，我们从遇罗克的《出身论》里看到了前途的曙光，也许可以不必太自卑地生活。总有一种公正的声音，引领安妥我们痛苦的灵魂。

灯塔那边飞起了一只信天翁。又一只受伤的信天翁，我心中莫名地就有了某种感觉。它在饮马滩上空盘旋，又呼啸着向大海方向飞去，远方始终目不转睛地跟随着信天翁。

我想，灯塔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穿过饮马滩，赶到锚地，乱石边上没有了中尉的舢板。远方对着灯塔，发出了低沉的闷吼。

过了好久，灯塔里走出两个人，他们好像在审视我们，并不言语。我很诧异，中尉在哪儿呢？

那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进去了。中尉走了出来。他似乎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是让我们过去呢？还是他向那两个人说着什么。应该说是请示吧！有一个人向我们挥手。中尉驾着舢板过来了。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有什么不祥的事情正在发生？中尉似乎并不自由。

舢板靠上了锚地。中尉诧异地望着夏谷，他记不起夏谷是谁了？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吗？”中尉问。他从不这样对我说话的。

“好了，回去吧！”中尉神色有些不对。发生了什么事？“那两个人是谁啊？”我顾不了那么多，我似乎对中尉已有一种责任。

“回去吧！别多事。”他驾起舢板，独自向灯塔驶去。远方没有跟去，它对着舢板远去的方向，又发出了低沉的闷吼。

中尉有事？什么事呢？那两个人是谁？他们控制了中尉？中尉必须听他们的话行事？我本能地察觉到中尉犯事了，而且不是小事。

我们藏进饮马滩的一处芦苇里，我对夏谷说：“等那两人走了，我们再去灯塔找中尉。”

远方很安静，它不再对着灯塔吼叫，我们和远方守在芦苇丛里，望着灯塔。

我想此刻如果有一只船，一只单桅船，我都敢带上夏谷和远方，就从灯塔这儿出发，不一定去偷渡香港，只要往海上去，到哪儿算哪儿，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不碰上风暴，一个小时就到了公海上，保不准会碰上外国商船，让他们救起，不就成了华侨了吗？我想入非非。很久很久，我都沉醉在自己的想象中。

夏谷一直在研究他的脚趾，那儿磨出了一块指甲大的茧。我一眼就看出那是鸡眼，走起路来很痛。我建议他彻底挖掉，再抹上点草木灰就行了。当然很痛！用小刀或指甲尖能把它连筋连肉的撕掉。夏谷很勇敢，但是他自己做不了，他说下不了手。我说没事，让我给你做手术吧！

我从海泥里找到一小块牡蛎壳，它的边缘很锐利，像刀锋一般。我用手指死死地钳住夏谷的脚趾，用牡蛎壳切割鸡眼，在那些筋没有扯出来之前，是不会流血的，那是一块坚硬的软骨体。夏谷痛得呲牙咧嘴。我加快了动作，几乎把整个鸡眼连筋肉一起剜了出来，再抓一把海泥抹上去。血不断从海泥里渗出来，我干脆抓了一大块海泥，把整只脚给封住了。咸咸的海泥很能杀菌。

这一切做完之后，远方哼哼地烦躁起来。灯塔那边有了动静。中尉送那两个人出来，他们三个人一起上了舢板。中尉摇橹，舢板很快就到了锚地，我们屏住呼吸，他们从我们旁边过去。

我们尾随着他们，中尉把两个人送到饮马滩路口，他转了回来，我们迎面相遇。“你们还在这儿？”

“等你呢。我和夏谷都想去灯塔。”我说。

“那走吧！”

夏谷提着黑裤子，只穿三角裤，跟在我们后面，中尉见状，会心一笑。见中尉有笑，我心里安定了许多。

灯塔空徒四壁，除了一些米，中尉自腌的咸菜外，一无所有。中尉听说夏谷从北京回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但不亦乐乎，还得有鱼有肉有酒。他收拾好钓竿，交代我先淘米做饭，他去礁石那边钓鱼。“我知道一个鱼窝。”中尉自信地说，我相信会有一顿丰富的鱼宴。找到一个鱼窝，有时可以钓到上百斤、几百斤的鱼。这个季节一般会是那种类似鲶鱼的沙毛鱼，这种鱼肉质很细腻，同时味道非常清香。

夏谷很羡慕灯塔的生活，他说中尉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一个不太自由的时代，中尉却享受着最自由、最无拘无束的生活，一个人一条狗一只舢板，还有无比广阔的海洋。我说你对中尉并不了解，无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尉。

我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中尉若无其事的样子并未令我释疑。我让夏谷淘米煮饭，再掏些咸菜，我去找中尉。

中尉在灯塔南边一处乱石上钓鱼，那儿浪大，礁石上面长满黏滑的海藻，人很难攀上去。中尉稳坐在那儿钓鱼，礁石只容一个人，中尉就像固定在礁石上的一座雕像。我甚至想，是因为需要雕像才有这块礁石，而不是因为有这块礁石，才有这座雕像。我从小就喜欢作这样的联想，尤其是此刻，在那不祥的预感愈来愈强烈之际，我更强调了这种想象的意义。

我去不了那块礁石，又帮不了中尉的忙，更无法与他交谈。

灯塔不是桃花源，中尉也不是桃花源中人。就像寂静无人的饮马滩里，静静地横卧着血渍累累的刺血槽一样。灯塔，这个万船注目的灯塔，怎么可能是清静的桃花源呢？

我那不祥的预感，就是灯塔即将坍倒，但至于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坍倒，那只有在坍倒时才知道。

从礁石中回来的中尉无比高兴，他钓了整整一木桶的沙毛鱼，有几十斤吧！他看见我，朗声对我说：“要不是赶着烧饭吃，再钓一个时辰，不知钓上来多少呢！这个鱼窝太大了，应该藏有几百斤沙毛吧。可惜啊！没机会啦！”

“什么没机会？”我问中尉。他一定已经有了秘密，早上那两个人的到来，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你不是要去海南了吗？再没机会到灯塔来啦，所以，今天这是最后的沙毛鱼了。”中尉平时不苟言笑，今天却话很多。“以后灯塔就剩我中尉一个人。一个人，守一辈子灯塔。”中尉自言自语。

“刚才那两个人，是干什么来的？”我问中尉。

“不能告诉你，小孩子，别管那么多事。”

“我长大了，成年了，要去海南了，行乌水还是小孩吗？”我觉得中尉很不快乐，却装得若无其事。

喝酒时的中尉很狂放，这是我从未认识的中尉。他搬出了整坛子的地瓜酒，咸菜煮沙毛鱼，一口大锅，架在礁石上，不断地加水，不断地添加鲜美的沙毛鱼。我们三个人，不，四个，还有远方，在灯塔没有太阳的礁盘上，就着暖暖的海风，我们喝地瓜酒，吃整条的沙毛鱼，用两只手指捏住鱼头，提得高高的，张开嘴巴，接住鱼尾，两排牙齿咬住鱼肉，牙齿轻轻一刮，两排鱼肉就进入口中，完整雪白的鱼脊骨连着鱼头还悬吊在空中。我们用这种方法，比赛谁吃得最多最好。

在中尉这儿，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昨晚跟夏谷学会了抽烟，再过几天，我去海南岛，我将学会人生的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尉像今天这么快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尉的快乐里，有那么多的伤痛。

在我的印象里，中尉是一个永远不向人倾诉自己情感的人，而今天，他总在倾诉，他说了许多话。他平时很少喝酒，可今天，他喝了很多酒。

夏谷五毒俱全，他抽浓浓的生切烟，大口喝度数不低的地瓜酒，用北方口音大声吆喝，说着粗话，对男女之事也表达精通，他眉飞色舞地讲述连南大瑶山的男女情事。他居然还会划拳，南方北方各种划法都会。他的这种做派，很受中尉欣赏。夏谷才是一个真正的江湖。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杨子荣式的英雄。我想象着他这两年间在大瑶山的生涯，夏谷和哥哥大雷不同，夏谷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思考国家大事。

那天，我见识了真实的中尉和无羁的夏谷，他们的灵魂里有一种相通的东西，所以中尉鼓励我去海南，夏谷愉快地接受了他母亲肥婶的安排，他们向往的人生正是我即将要去践行的人生。

夏谷喝得满脸通红，他放肆地问中尉为何不找个女人结婚，或干脆找个相好，中尉也鼓励夏谷：“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们惺惺相惜，惹得我心头热血沸腾。

我给自己倒了满满一大碗地瓜酒，仰头吞下如火般热辣的酒水。我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让大海和灯塔，也让饮马滩和远方作证。我能够喝烈酒，抽生切烟，找相好的女人，我什么都能够，什么都会去做。

远方不吃不喝，它永远是冷静清醒明智的，它对着大海，静静地望着远处，海的远方，也许它又想起它的青藏高原，高原上如风的奔驰。它一直蹲在那儿，许久许久一动不动，也像一座雕像，能够静如雕像的人生，一定是不凡的人生吧？

好多年以后，我在中尉的遗物中，那些我曾经见过的书本中，读到一段中尉写在《格林童话》中的眉批：“时间是用来流浪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灵魂是用来歌唱的。”这就是中尉全部智慧的结晶。

中尉是一个善于也只能在内心用灵魂歌唱的人。想起这位过去时代的人，淮海战役的解放军老兵、土改工作队长、海南农垦分局局长、极右派分子、守灯塔的人，同时，是一位喜欢《格林童话》，并深谙“生命是用来遗忘”的人，我终于明白了中尉灵魂的歌唱。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去灯塔找中尉的人，是中尉未婚妻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中尉的未婚妻，就是为“远方”命名的女人。这个女人做着和张志新一模一样的事，当然也落了和张志新一模一样的下场。专案组的人到灯塔去找中尉，是去告知这个女人的最后消息，同时，向中尉收取枪毙这个女人的子弹费——五分钱人民币。

中尉已与这个女人登记结婚，虽未办婚礼，但中尉已是这个女人法律上的丈夫，故中尉必须在“死亡通知书”上签字并履行丈夫的责任，缴交给公安机关枪毙他妻子的子弹费。

那天，中尉没有告知我们这个消息，但我不祥的预感，已经让我提早了中尉无处诉说的伤痛。

我无数次地梦见中尉，是他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里，在人心最黑暗的时间里，给了我灯塔的光明和大海阔大的视野，给了我饮马滩一年四季的寒冷与温暖，连同那年冬至之前，第一次的酒和最后的沙毛鱼。

我也不止一次地梦见中尉的未婚妻，那位我从未谋面的高贵而勇敢的女性，光凭她为一只藏獒命名为“远方”，就足以让我们对她尊敬与珍惜了。具有怎样的胸襟与情怀的女性，才会在那样的岁月里，想象着远方呢？1966年的远方。那是一种如何博大深邃的时空穿越啊！而她把这一切关于伟大的想望，寄托在如高原飞驰的风，如风般飞驰的高原精灵之上。

那天从灯塔回来，已是夕阳满天，饮马滩遍布绚烂的光色，它从来没有这么富丽堂皇过。我和夏谷在饮马滩的路口，就此分别。他没有说要去哪里，我也没有问他将去哪里？两个共同吮吸一个母亲乳汁的男孩，是无须言说的。

夏谷向左，我向右，我们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聚会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我从来就不相信南辕北辙之类的话。

分手之后，传说夏谷被抓走了。抓到哪里去？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次年的冬至，我应该在海阳见到过夏谷。因为，关于遇罗克的那些谈论，应该是发生在1967年岁末的事。我真切地记得我们谈论时的情景。那些事，不可能是在1966年冬至之前。可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千真万确地谈论过遇罗克。几天之后，他还给我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油印件。

是我的记忆发生了问题？是遗忘使生命在它前行或后退的路上，重叠或是隐匿了某些真相或细节，抑或是真相与细节被固定下来，时间却被置换或错开了？我为此苦恼。时间是用来流浪的。在流浪的路上，我们只记住细节与真相就可以了，其他可忽略不计。

夏谷至今没有任何消息。40年过去了。肥婶在临终前交代我无论如何代她寻找夏谷，找到了就去她墓前告知一声。我答应了。

夏霞在临终之前，也对我有同样的嘱托，我也答应了。

只是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否能寻找到夏谷？我必须找到他，我找不到他，让我的儿女继续寻找他。

在冥冥之中，我好像清楚地知道夏谷在哪儿。他在某处等着我去寻找，只是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他在哪里？

他知道我会找他，永远地寻找他。也许这正是他快乐与幸福的源泉。

我隐隐约约地明白，被人寻找比寻找本身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