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作者:郭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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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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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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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54字

第十四章


人们从各个方向涌进饮马滩,他们总是能够找到进入饮马滩的路,原来饮马滩是有这么多路口可以进入的。千军万马闯进饮马滩,我诧异小城原来竟有这么多人。当他们全部进入饮马滩时,饮马滩就成了一个集体刑场。好像人们不是去观看枪毙八相,倒像是八相打算枪毙这些人们。人们主动地把自己当做祭品,去祭拜英雄的八相。


那天,好像没有人真切地看到八相。没有人能够走近八相。可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八相临刑的情景,这些话语里有太多的血腥,同时又有更多的革命色彩。


我想我是惟一看到八相行刑的人。


八相四四方方呈正方形的脸上,有一双永远眯缝着却又努力撑开,露出一丝幽暗的但却魅力十足的眼睛。他的两颊有两道从鼻翼延伸到嘴角的弧形笑纹,他经常哭丧着的脸,因之有一种永远凝冻着笑意的形态。令你无法看透的人就是八相,你鄙夷他的愚笨与白痴,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很有可能是八相把所有人看穿了。八相那令人莫名其妙的表情,一定隐藏着常人无法抵达的幽深。


八相死期已到,但是,真的,我看见他脸不变色心不跳,他依然保持着常态,那眯缝的眼睛依然如常,笑意也依然如常。没有恐怖,绝不惊慌,也许他对死没有概念和印象,倒是绳子勒得太紧,令他有些不太舒服,他偶尔会轻微地挣扎,企图让绳子松一些。他后背上插着的斩首牌,高高地挺立着,本来就高大的八相,显得更修长同时有些威风。他学着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大有视死如归,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


我发觉他的大嘴被勒上一根细细的绳子,这是那个年代的发明,像给牛嘴勒上篾条一样,防止他喊反动口号。


总之,八相很英勇,起码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这样。他并没有被吓死、吓瘫。和八相站在一起的,还有十几个被揪斗的反革命分子,我努力寻找着父亲的身影。


那些陪斩的人,不知道自己陪斩的角色,个个面如土色。有几个站不稳,瘫倒在草地上,马上被民兵提起来,像拎小鸡一样,脖颈被提得老长。


我终于看见了父亲,他比八相更高大,他就站在八相旁边。八相好像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打过身边这个人,而且把他打成伤残。八相似乎全无这方面的记忆,他艰难地扭过头去,他想看看身边这个人,他奇怪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我看见八相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父亲也许知道自己是陪斩的,虽然没有人会告知他。我感觉到父亲难堪的悲伤,那种悲伤无以名状,那是一种失去自由与自尊,任人宰割践踏却不能抵御与反抗的悲伤。他脸色苍青,失血且毫无表情的脸,像来自地狱的牛鬼蛇神。


我不知道有陪斩这种事,那天我以为父亲也和八相一样,连同那些人,都会被集体枪毙,其中有我的语文老师洪子国和英语教师林望星,所有曾经的预感都在这一刻应验了。我确信父亲很快就会和八相躺在一起,成为一具尸体,在荒野上风吹日晒,最后被野狗叼食。那种血泊中的惨状,久久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八枪,我听见饮马滩那儿传过来八声枪响,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据目击者说,公安打了八枪,才把八相打死。打第五枪时,他才倒下去,可又顽强地挺起上半身,企图站起来,又被对着脑门打了三枪。一共八枪。每相一枪,这是离现场最近的鹏飞先生说的。


而我对于八声枪响的感觉是,一共杀了八个人,其中第二枪击中我父亲的心脏。


天空突然间风雨大作,饮马滩里电闪雷鸣,中午的黑暗是无法言说的,艳阳天瞬间变成无边的黑暗,饮马滩里洪水四流,大海也开始涨潮。暴风雨就要来了,我想起高尔基《海燕》中的语词。


人们从饮马滩里跑出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饮马滩热闹非凡,所有的人都集体地成为了落汤鸡。


我以为父亲已经死去,我想着大雨中他浸血的尸体,我的内心顿时与天空一样黑暗,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哀嚎。我这才明白,无论父亲如何罪大恶极,但是,我依然是爱他的!无法不爱,因为血缘,因为父亲。


他所犯的罪行,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后来,在盐场的土路上,有天晚上,我跟父亲说起了八相,父亲非常平静。他说那天半夜他被押出来,和八相押在一起,一共有九个人,蹲在天井里,一直蹲到天亮。八相一直在唱语录歌,总是反复地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并不知道已被判死刑。天亮时分,他被押进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又被押了出来,已被五花大绑,后背插上了斩首牌,他依然努力唱歌。


八相破坏毛主席像的事,大家已有所闻,但是被判死刑,却是始料未及。天井里的犯人,都是学校里的老师,和父亲同属“反党集团”,个个见状大惊失色。


父亲说,那天胡伟标也来了。


一个十七岁的男孩,中学生,在1966年,却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已经学会铁青着脸,用极为严厉的话音说话。胡伟标那张过于严峻严厉严肃的脸,多少年来,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读不懂这张脸。那一定不是装出来的,只不过那些曾经在这张脸上自然浮现的笑容,一个幼稚的或过早成熟的孩子的脸上自然而然的喜怒哀乐,在1966年永远地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大时代的乖戾和粗砺。胡伟标作为红卫兵代表,他站在天井边的石阶上,先是批判八相,然后对他昔日的校长和老师大加训斥与教导。


父亲说:“我还是感激胡伟标的。”父亲的话很令我不解。“在押上卡车的混乱时刻,胡伟标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勿惊。”


“勿惊!”却真的使父亲大吃一惊。胡伟标这个本城最权威的红卫兵领袖,令人胆战心惊的造反派头头,居然会对自己说出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父亲理解了“勿惊”隐含的意思,他在刑场上是最镇定的一个。虽然不敢肯定,“勿惊”意味着只是陪斩,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福音,他向身边的洪子国老师传达这两个字,但洪老师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洪老师以为这是来自校长的最后的关照、无济于事的安慰,他确信自己将会被拉去枪毙。在卡车上,他基本上就瘫倒了,还尿湿了裤子。


在刑场上,父亲被安排站在八相旁边,距离不足一米。我问父亲当时的感觉。父亲说,虽然胡伟标已经给他透了底,看样子就是陪斩,起码他们这八个人和八相的行头是不同的,但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那枪口仅有三米之遥,当枪声响起时,他本能地感觉到子弹洞穿了自己的身体,同时本能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说,至今他也不清楚自己何以那样就喊出了口号,那根本就是无意识的,有一种就义的本能反应。其实,作为正常的人已经早就死去,被枪毙了,活着只是一个躯壳而已,当时的真实状况,就是如此。这是父亲的结论。


从刑场回来,父亲被直接带进斗争会会场。


罗德宏的批判发言,在照例先历数父亲的罪恶经历、反革命历史之后,直问父亲:“这次革命群众没有枪毙你,是党和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你要彻底交代你的罪行!坦白认罪!你以为你是革命先烈?你怎么有资格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你是别有用心!快坦白交代你的阴谋!”他声色俱厉。他的革命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父亲在斗争会上以顽固出名,他总是委婉地辩解,说清事实,而且特别讲究逻辑。他对批判进行逻辑分析,常常使批判会陷进一种尴尬的气氛,而每当此刻,大会总是以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更其残忍的飞机式,使父亲闭嘴。


父亲说:“呼这样的口号是我的权利。”


罗德宏非常恼怒:“三反分子没有这个权利!这是革命小将的权利!”


父亲反驳说:“这不合逻辑。谁也不能不让我热爱敬爱的毛主席,谁也不能阻止我跟中国共产党走。”


胡伟标又带头呼起口号,台下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


父亲的斗争会,总有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所以大字报说他是“老运动员”,意思是政治运动中的老油子,“漏网右派”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在革命小将眼中,父亲是极为复杂的,他们对父亲的态度也极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心中尚未彻底泯灭刚刚过去的真实,那就是他是严厉、教导有方的老校长和令人崇敬的人民代表、高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这个人却是本城最大的三反分子,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被五花大绑,分明是人民的罪人,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意识。这种概念上的悖反,惶惑着人们的内心,胡伟标自然也不能例外。胡伟标与罗德宏的最大不同是,胡伟标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政治与利益目的,而罗德宏的直接目标,是掌权这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重点中学,他自觉被压抑得太久了。


我记得1963年,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家来了两位年轻人,是两位新来的老师,毕业于同一所师范学校,他们都长得一表人才。清秀得像个电影演员的年轻教师叫洪子国,他的手臂弯里勾着一把黑雨伞,身着蓝裤白衬衫,梳着一个大背头,浓密而且油亮,有棱有角的脸上,有一股儒雅之气,很像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他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师,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红兰谷。另一位浓眉大眼,方脸,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他是政治教员罗德宏。他们作为新进教师,刚刚分配到中学任教,特来拜会父亲。


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英俊同时伟岸的。洪子国热情浪漫,口无遮拦,他对父亲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那时,父亲已经是一个有些名气的作家,以发表散文闻名。在此后二三年间,笔名红兰谷的洪子国,成了父亲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高中女生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因了这两个罪名,在1966年成了父亲反党集团的骨干。后患肝癌死于狱中,留下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


罗德宏质朴,有些口拙,他坐在那儿,让洪子国占尽了风头,因而显得有些落寞,父亲便不时地把话题转向他,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他总是很谦恭的谨慎地应对着。当时,我对罗德宏有更多的好感,他总是在洪子国夸夸其谈之时,与我很微妙地交流,悄悄地和我说话,问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他们给父亲带来一点小礼物,洪子国是一个小石砚,罗德宏是一小包烟叶。父亲不抽烟,经济困难时期,政府每月配给高级知识分子两条烟,他总是送给祖母。


母亲便请他俩吃晚饭,他们也不推辞。此后洪子国来得很勤,与父亲很有话说。洪子国还是文工团的主要人物,父亲是文工团团长。


后来罗德宏去了“四清”工作团,做了“政治学徒”,1966年初春才回到学校。他刚回来时,倒是来过我家,我隐约发现,此时的罗德宏已一洗当年的谦恭之气,显得成熟干练,与父亲说话的口气也不同当年。他被任命为学校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罗德宏时代开始了。


有一次,父亲请几位客人吃饭,罗德宏和洪子国都来。吃饭时,父亲很是客气地邀各位入座,洪子国很自然地找下座坐下,罗德宏却毫不推让就坐到父亲身旁,几位与父亲同在人大的老者只好坐到周围的小位上去。父亲似有不悦,但又不便说什么。其他几位看出了状况,于是打着哈哈。惟有洪子国明显地表达了不满,他话中有话地说:“罗先生今天怎么就高就了呢?坐了东一位了,莫不是郭校长的母舅?”


罗德宏勃然变色,但又不便发作,他压低声音:“洪老师你什么意思?”


一位老者连忙打圆场:“喝酒喝酒喝酒!年轻人。”父亲端坐在那里,没有吱声。罗德宏似感觉到的确有不妥之处,他有意地瞟了洪子国一眼。他见我站在一旁,惊讶地看着这一切,连忙说:“亚雷,到我这儿来。”他指了指身边的位子。


父亲见状,连忙说:“大家用餐吧!亚雷,找凤卿去!”


那一年,我十四岁。我发现大人们都很虚假。我对这些礼节厌烦透了,更不知道这其中的玄奥。


也许在罗德宏眼里,洪子国是父亲的小爬虫。果然,在父亲被揪出来的第二天,洪子国也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