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作者:郭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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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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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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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4148字

第二十九章


小火轮还没抵岸,远远的江面上有轮船驶来,从这儿坐小火轮到江岸那边的大码头,那儿半个月有一班海轮去海南。大码头那边是一个更大的城市,海阳是一个卫星城。


候船室里人很少,我没有看到唐九,只见唐一玲一个人,坐在长凳上,呆呆地看着江面上的景色。


“你好,我是”我伸出手去。我自觉那一刻,我是落难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她站起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张布满疑虑困惑的脸,在我看来,却动人而且充满青春气息。十八岁的女孩,在一个十八岁的男孩眼中,彼此的感觉应该是相通的。


我为我的勇气感到鼓舞。


“回海南?”我故作轻松大方。


“嗯。你也是”她有些慌乱,有些意外,也看得出有些压抑不住的欣喜。


“还认识吗?我是亚雷。”


她嘴角一撇:“不是老同学吗?还装!”气氛马上轻松起来。她的嘴唇很精致、鲜红,饱满而且动人心魄。


我很想把从她母亲那儿悟到的东西和盘托出,但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在某些问题上彼此心知肚明。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早就已经在对方那儿成为讨论的话题,真幸运。我在心里为自己鼓掌。


“找我有事?还是找唐九?”她已经完全恢复过来,又成为骄傲的公主了。


“不找你哥。”我坚决的,我不能失去最后的机会,“找你!”


“什么事?”


“没事。”


“没事,那就聊天吧!”她落落大方。


我装作若无其事:“想起了饮马滩,想起了围海造田,想起了初三乙班。”我假装很文学地说。


她笑起来,她笑起来的样子令人心痛,我又一次被触痛了,那是令人无法不心痛的笑靥。


“我去过你家,见到你母亲。她还对我说过一些话。”我认真地说,我想不应该再延误我的感情,我至少应该让她知道,我不是一个呆子。我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白了。她应该明白。


“真的?”她有些惊讶,“她说什么啦?”她有些气喘,脸忽的又红了。


“她说我们不合适。”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


“是吗?”她淡淡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你就听她的话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尽在不言中的快慰。想不到煎熬那么多时日的暗恋,竟然是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昭示了隐秘的难以说出的真相,我真是幸运极了。我并不担心唐一玲的态度,我约略知道她的意思,包括她的犹豫,或因她母亲反对的犹豫。我有足够的自信与力量。十八岁,对我是多么重要。


“如果不听呢?”


“不听也得听。”这话她说得并不肯定也不沉重,却让我听出相反的意味。


我想换个话题,那样更好一些。看得出我们之间还很青涩。


“在海南哪里?”我问。我本想说出那次大卡车的事,但终于没说。


“琼中,长征农场。”她简明快捷地说。


“做什么工作?”


“宣传队。”


这倒是我想不到的,心中有了一点阴影。


“想知道我在哪吗?”我急于表白什么。


“我知道。”她咬着嘴唇,一字一字地说出了我的单位。我们之间相隔不过六七公里。“我找过你的。”她把脸转过去,看着江面,小火轮已经靠岸,上岸的人零零落落。


“真的?”


“去你们团演出。”她很平静地说出。我却激动得不行,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奇妙,也太不可思议,太古典也太经典了吧!


“我不在吗?”我急切地问。有些半信半疑。


她转过头来,定定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很陌生的东西,我从未细细也无缘细细地看过她的眼睛。我又感到那种久违的触痛。


“其实,我们经常谈到你,只是你不知道。”她平静而且轻淡。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根本不知你也在海南,同学们没人提起。这怎么可能呢?是真的吗?”我急不可待地问。


“好,不说这些了。你打算回去?”她望着小火轮那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唐九出现在我面前。他很诧异:“你怎么在这?”他望着我,满脸困惑,又看着他妹妹,目光在我们的脸上逡巡着。


“你们早就是朋友?”唐九以他的风格切入问题的实质。


我有些慌乱:“怎么办?船要开了。我跟你们走吧,送一玲一程。”我不等他们反应,提起一玲的行李,大踏步地向小火轮走去。


我走出几步,感觉身边没人,我站住,回头看,只见唐九和唐一玲站在原地。唐九看着我,有些狡黠地笑着。一玲微笑着,看看我,又看看唐九,有点忍俊不禁。我突然发现,我面前的唐一玲,和三年前那个十五岁的容易脸红的女孩已经很不一样了。她依然还会脸红,但是,她真的已经长大了,行过乌水了,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码头的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我这才注意到一玲的衣着,她像个女兵。穿着有些旧的军装,两个口袋的军上衣和过膝的军裙,这是当时宣传队的标准打扮。她站在码头的风中,风吹凸出她身体的曲线,风又抚摸着她的微红的脸颊,她整个让青春笼罩,那是略带忧郁但是明朗明净的青春。


她和长得像赵丹的哥哥唐九站在一起,倒更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五年的牢狱生涯,并没有摧毁唐九。那年他去劳改,才十四岁,现在十九岁了。我记起那天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唐九终于喊出:“我是去找我爸爸,我不是去叛国投敌!”天空里好像有了回响。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比如唐九,比如我,何罪之有?可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罪的。我们没有血缘的父亲,我们只能有政治的父亲。


我很羡慕这对兄妹。他们俩像这个古旧小码头上的一座雕像,两个人的雕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会有那样的想法。我的内心无限伤感。尽管那时,是我十八年的时光中最灿烂的一刻。我拥有了从十五岁时萌生,却在十八岁时开花的爱情。虽然过于古典,虽然还没有任何言语,虽然前路迢迢,虽然青涩但成熟无期。虽然也许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也许一切只将给此生留下一份遥远的怀想。但我在那一刻是幸福的。我想我是读了太多的俄罗斯,把粗糙的生活与情感,想象得过于浪漫。


待到这对兄妹投过来疑惑的目光,我才如梦初醒。


唐九老成,沉着练达,他在小火轮离岸的瞬间,飞步跃回岸上,他站在码头的栓船钉旁边,对我坏坏地说:“我把妹妹交给你,你负责到底啊!”小火轮喑哑地嘶叫着,吐着浓浓的烟,缓缓地离开了码头。


那是一个离乱的年份。可是,我却第一次和相互暗恋了三年的女孩,走到了同一条船上,同船出海。


这一切没有预谋,没有计划,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多少年过去,我会常常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苏州街无端的徘徊,一玲母亲冷冷的话语,在旧码头上那动人心魄的一幕,仗义的唐九和他青春如洗的妹妹,无论后来是如何伤痛,我都为生命中有了那一刻而无限地感恩于上苍。


一玲始终无语,连与哥哥告别也省略了。她始终微笑着,漾溢着难以言喻的笑意。她的沉稳、不动声色令我吃惊。其实,我们谁也没有向谁表白过什么,三年来,连一次正式交谈也没有发生过。在海南,我们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而我全然不知。可见一玲的心有多深。我们之间,互相并不了解,但可能正因为此,才更令人感动。


我惊奇于我与一玲,竟然无需经过艰难漫长的攀登,一下子就抵达山顶。这是真的吗?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双方似乎显得生分。其实从来也没有不生分过。


“什么时候回海南?”一玲打破僵局,她依然望着江面。


“说不好。假期早就过了,我想再等几天,看看能否见到父亲。”


她脸上没有了笑意:“能见到吗?现在情况怎么样?真惨!”


“还那样。”这个话题令人沮丧。


她调转话题:“什么时候到海南?给我发个电报,我到海口接你。”她爽快地说。


“为什么到海口接?不是很费事吗?”我不解地问。我的话可能让她觉得我很白痴。她接着说:“我想去海口玩啊!怎么,不可以?”


我忽然明白,有些紧张地:“好啊!我们可以去看火山口!”


“就看火山口?”


我一时无语,相视而笑,她笑得很羞涩。“好像在做梦。”她自言自语,“不是梦吧?”她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有些招架不住。我怕我这张脸不经她看,越看越丑,越丑就越得不到她。我鼓足勇气,也大胆与她对视。这张脸精致得无以复加,每个部分都恰到好处,简直完美无瑕。


“我也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说。


“那现在呢?”她静静地看着我。我回避她的目光:“应该不是假的吧?我们不是同在一条船上吗?”


“在同一条船上,就是真的吗?”她有些惆怅有些无望地说。


那的确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年代,尽管我们都已十八岁,正是激情勃发的年龄,但是,那时的人,恋爱也似在追求真理的路上。


尽管那张纸已经由她母亲捅破了,但是,我与一玲,却依然生活在那张纸的两边,那天,我们之间始终没有触及那个令人心跳的问题。


我跟她说起了远方的故事。远方已经成为故事。是1966年冬至之后那几天的事。中尉被抓走之后,远方随之失踪。没有人再看见过它。


我对远方的所有记忆,都凝固在1966年冬至那一天。


一玲对“远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我问:“难道你从没有见过远方吗?”


“我为什么就一定会见过远方呢?”她诧异地问。


“如果你在1966年6月以后还见过我,不止一只的见过我,你就一定会见到远方。”


“你怎么这么自恋。为什么我一定要在1966年6月以后还见过你,而且不止一次呢?”原来她很机智,也很善辩。这些都是我所不知的。


“远方是一条藏獒,一条纯种的天狗。我的意思是,那时我几乎天天跟这只天狗在一起。”我怕她不明白。


“我早就知道远方是一只狗。我很感兴趣,这只狗为什么跟你那么好?”


“因为它叫远方。远方,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喜欢。那你改名叫远方好了。”


“有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我也是,真的。远方这个名字真太好了。远方,跟梦想没有区别。”她自言自语。


“你妈说你这次去海南,不会待太久,很快就会回来?”我问她,心情有些复杂。


“这是她想的。”


“那你呢?”


“我?”她不再言语。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好久。


小火轮就要靠岸了。“那你呢?”她突然问,她眼里有泪。“到了。”


正在退潮,江面很低,从江底到堤岸,有长长的百多级的阶梯。她的行李很多。“妈妈弄的。给农友们带的,农友家里托的。真不好意思。”她有些歉疚。


“没事。”我故作孔武有力,好不容易有个表现的机会。我晃晃了拳头:“你看!”我鼓起臂肌,像只圆鼓鼓的小老鼠。这几年,在山野砍伐,练出来了。


“你真厉害!”她笑着说。


我仰望着长长的石阶,又闪过那十五天的苦役。我肩背手提,把三件大行李全压在自己身上,她提着两件小包,跟在我身后,我们一步步,向头顶上的堤岸攀登。


她很快就气喘吁吁,我说:“歇歇吧,时间还早。”我见她脸憋得通红,她最动人之处就是脸红。江风轻拂,很是惬意。我说:“你在广阔天地里不怎样吧!只是唱啊跳啊!哪像我们,伐木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故作豪壮。


“你要小心一些,常有人被大树压死。”她如雨如雾如风的眼睛低垂着,似有无限心事,她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些冲动,很想伸出手去,轻握她的手,但还是克制住了。不敢。我想起那次围海造田,传泥土时的触痛。那心灵的触痛常常在不经意时,静悄悄地滑过心头。真的很奇怪,少男少女,手的第一次接触,会有那样神奇的感觉。在我,感觉竟是触痛?


“不怕,不会有事的。我可是身经百战了!”


“别太逞强了!你总爱逞强。不过,作文写得不错,那些形容词,从哪儿抄来的?”她调皮的样子更令人触痛。语文老师洪子国,也就是红兰谷,总是会把我的作文在年级上讲评,他同时教初三年级三个班的语文。


我有些骄傲。


“我在你们场部黑板报上,看过你写的诗。真伟大!”她说得很真诚。


“你用词不当,只有毛主席才能说伟大。”我小声说。


她把脸凑到我耳边,更小声地说:“我就说你伟大。”她的发梢拂在我脸上,我感到她的气息,很神秘的气息,青苹果的气息。我真想拥住她,心跳得厉害。她闪开了。


去海南的“红卫二号”是下午三点起航。候船室里很拥挤,全是去海南的知青,送行的比乘船的人更多。


我们站在角落里,在外人看来,我们不太像一对恋人,倒像一对兄妹。


好多年过去,想当年情窦初开,遥远却犹在眼前。生命的花朵,初次绽放在那个离乱的年代,注定更多的是触痛。


当“红卫二号”缓缓离岸时,她给我最后的话是:“我等你!”我听不见她的声音,我从她嘴唇说话的形状,读出来的。


唐九今夜没来,看来唐一玲是主角。


我的目光停留在唐一玲身上。离得有些远,但我还是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她的脸,脸上的表情,听到她的声音。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人,是周茉?当年在唐九宣判会上,宣读批判书的那个女孩,后来在唐九出狱后,她成了唐九的同谋,他们一同策划了一起大规模的偷渡。之后,他们在香港结婚。她后来也去了台湾。


在混沌的酒气和人气中,我的眼睛很不好使,我努力想象着当年周茉的模样,想不起来,真的有些老了。


我问唐九的儿子:“唐夫人,你妈妈也来吗?”


“没有!她过世多年了。”他吸着雪茄,匆匆回答我。他一直都在跟同桌的几个人,大谈证券股票行情。


“那是我妹。”他大约觉得有些轻慢了,抽空转过头来对我说。他一定感觉到我又看错人了,刚才是把儿子错看成父亲,此刻又把女儿错看成母亲。“她跟我妈长得像。我也是。”他解嘲一笑。那表情活像唐九。


周茉,过世了?不知为什么,1966年唐九宣判会、批斗会的情景,又如雪崩般向我压来,掩埋了现存的一切,只留下当年周茉结结巴巴念批判书的声音。


这一切太具戏剧化了。


批判唐九的周茉,成了唐九的夫人,而曾经心心相通的唐一玲,却与我渐行渐远。这也许正是一个大时代的法则。


“我父母故事多了。姑姑也是个话题大王,传说人物。”小唐九在大谈证券的时候,不忘时时抽空做些补白。他跟唐九一样,也是个很有趣的人,同时长得像赵丹。


“来,喝一杯!”小唐九举起一杯洋酒,马上又挥舞着手臂大喊:“小姐,添酒。”他杯里已有半杯酒,服务小姐见怪不怪,给他添了满满一杯,足有三四两吧!他举着酒杯,对着同坐的一位外国朋友谄笑着:“中国人,这样喝酒!”那人是个中国通,他竖起大拇指:“中国人,伟大,雄起!”小唐九兴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外国人很高兴很受用。


小唐九见我杯中仅有一点酒,他又呼喝小姐给我斟满,我说不行,喝不了。他说:“谁不知道郭先生海量?都是行过乌水的。来,干!”


行过乌水的,唐九也这样说,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梦想,好儿女志在四方。小唐九也这样说。这就是男人的风格吧。


小唐九实在太豪放,活脱一个唐九,比年轻时代的唐九更出位。


在喝酒这件事上,在年轻人面前,我比他们更年轻,更少不经事,更不知轻重。


我跟小唐九碰杯,仰起脖子,咕噜一口下去。


“大作家!”在迷离中,我闻到强烈的香水味,那是我并不熟悉的气味,太浓烈了。我知道是她。


我头都没抬,很潇洒地挥了一下手:“你是?”


我明知是唐一玲。


“他醉了?”唐一玲问小唐九。


“不会吧?就一杯,怎么会呢?不会的。”小唐九有点不好意思。


“我看是你醉了。”唐一玲很厉害。


“扶郭先生到楼上去,我的房间。”唐一玲很严厉,看来,她已成了家族老大。我心里很清醒,一点也没有醉,刚才我只是想耍一下脾气。


我站起来,抻了抻衣服,自觉神清气爽,伸出手去:“唐一玲女士吗?我是”


“还用介绍吗?大作家,大教授,电视报纸天天见!”她声音依然那么动听。不同的是,说话口气很大,还有一点表演的姿态,不枉在兵团宣传队里泡过。


“太夸张了!哪儿来的天天?”


我们握手。她的手很绵软,我已没有了触痛的感觉。


“唐九没来?”


“在北京,谈土地开发项目。唉,跟您谈这事,俗!”也许在北京周旋久了,她说话带着京片子腔调,怪怪的。


服务员过来,对她说悄悄话,她马上对我说:“哦!对了,我先去送送客。回头再来说说话。”她转向服务员:“轩景01房,先陪这位先生上去。我马上就到。开一支理查。”


我听清楚了,理查。小唐九也听清楚了,理查。外国朋友也听清楚了,理查。只是服务员不明白,她不知道理查是什么?在座诸位脸上各有表情。


“理查是什么?”服务员一脸困惑。“问你们经理去。讨厌!还六星级呢!”唐一玲压低声音喝斥服务员,很霸气。


我自然知道理查是什么,但是,何必这么夸张?我很反感,心里在迟疑,上不上去?这就是三十年后重逢的情景?没有惊喜,没有礼数,简单直接得近乎无味无色?


看来,唐一玲是晚宴主角。唐九已成大亨,周茉却已过世,周茉,只有缘艰难,无缘享乐,跟着唐九出生入死,却在唐九显赫时绝尘而去。唐九的父亲在香港的生意做得很大,70年代做到台湾,唐九偷渡成功后,在香港入了黑帮,在南中国海做了一桩大买卖,震惊天下,故事被写进电影《跛豪》里去。他是幕后军师,得以脱身,逃往台湾。后来大陆开放,唐九到大陆投资,先是开塑胶厂、泡沫厂、模具厂,后又搞地产开发。他乐善好施,在西部捐建不少希望小学,特别是在甘肃、宁夏西海固,做了一些善事。


十几年前,我曾在政协会上见过他,说起一些往事,他一概半真半假的予以否认,他的历史已经改写,只是还乐意被人叫做唐九。


唐一玲于70年代中,在海南直接申请去香港,她走前,我们吵得很厉害,她执意要走,不惜手段,我那时却还很理想主义,为了一些无奈之事,我们吵得天翻地覆,不欢而散,之后我们再无联系。此后她曾去看过我母亲,从台湾给母亲带回一个日本产的血压计,这在当年是件很珍贵的礼物。三十多年过去,今夜重逢,可青春已成往事。一瓶理查,装得下这么多往事么?


轩景01,我知道,酒店最好的总统套房,无需服务生指引,我对服务生说:“等会儿我自己上去。”我独自步出宴会厅,走上天台。


风很凉,城市很大,全中国都是建筑工地。天上没有星空,地上却是星光璀璨,流金溢彩,夜的光影遮盖了许多人间的秘密,也虚浮装饰了许多假象。那些没有灯光的角落,可能呈现着更真实的生活。大桥底下的栖宿,污水河边的棚屋,是怎样的人生?


饮马滩、小火轮、苏州街,后院的独家码头,全都消失了,连红卫轮也通通改成了什么“公主号”“皇后号”,路易十三也被理查超越了。


准确地说,唐一玲,现在应称为“一玲·唐”,这是她位牌上的正确标示。


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向天空寻找童年的饮马滩,想起了远方,它如果还活着,是人的几百岁的年龄了?我恍惚听得见它低沉的闷吼。


今夜的邂逅完全出于意外,我只知是一次校友聚会,主办方也没有告知我,后台老板即出资人是谁?意外见到唐一玲,倒是一个大收获。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起她,想起她是因为1968年在海阳小码头上,刻骨铭心的那一幕,而此后那些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已然淡忘了。小码头和通往高高堤岸的阶梯,足够我去追忆的了。我们各自都有怀旧的共同资源。刚才喝多了酒,天台有些风凉,我正想转身回去,唐一玲已到了我面前。


“不见你在轩景,我想你会到这儿。我知道,你喜欢这样。总是与众不同。”她总是喜欢把什么都说完。


我笑笑。她的衣着打扮令我不太舒服。当年她身着女式军衣军裙的样子,给了我无限的遐思与梦想。年代严酷离乱,但是简单快乐充满理想。我落伍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已经落得太后了?她的到来,风是香的。


“不是开理查吗?我们去开理查吧!”我带着报复的情绪。她很聪明,也机智:“理查很大晒啊!走,我可不是来跟你怄气的。这么多年不见,今早听说你会来,我好高兴。我在酒店门口等了好久,你还是迟到了。真是大人物啊,就是不一样。”她语速很快,不太像小码头上那个十八岁的女孩。


“我没有迟到,也不知你是后台老板。我是从后门进来的,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凑个热闹就是。”我故意说得轻淡,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还在生我的气?这么小气。亚雷同志,我们都老了,你怎么还像个愤青呢?真是不可救药。”


“走吧,去喝你的理查!”我说着,等着她启步,带路。


“理查真的很重要?”她看着我。天台很暗,我看不到她的眼睛。


“当然重要。专卖店两万两千人民币一瓶,你说不重要?”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更值钱的呢!你看不见?”她有些不满。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不是你教导我的吗?”她很犀利。


“那好,我们走,走到灯光下,好好发现美。这里太黑,什么都发现不了。”我发觉我依然在怜惜她,那种久违的触痛慢慢爬上心头。我不能接受的,是她在人前的强悍,和她张扬的做派。


在黑暗中,我听见她叹气:“你还是那样,永远改不了。名气大了,更嚣张,更不讲理了。”


我沉默。我承认她说的都对。可我还是忍不住,在等电梯时,我说:“你穿得很奇怪,很不合时宜。”说这话时我并不看她。


“是吗?那我马上换掉!”这回她不与我计较,像换了一个人。


轩景01的奢华无以复加,这里的许多功能设施,也许住客永远都不会去碰它,但是它们必须存在,铺张地存在着。


唐一玲从卧室里出来,我注视着她,这是另一个唐一玲,短发,略施脂粉,清淡、高雅、简单,着一身类似学生装的浅色碎花衣裤,发套、假睫毛、耳环等等全都褪去。


“这样合你意吧?”她做了一个舒展的姿态。这个姿态我太熟悉了,在独处时,她常常会做出这个姿态,这是一个充满着自恋与自赏的姿态。你轻易读不出来这层意味,但我太清楚她孤傲的心气了。


“想必这才是真实的你,我没有说错吧?”


“没错,你总是对的。我知道今晚我们是来怀旧的,久别重逢,怀旧要有共同的基础,既然你不喜欢我那样,那就迁就一回吧!”她边说话边忙碌着,取高脚玻璃杯,摆好,找出冰桶,切割柠檬,启开理查,空气里顿时有了淡淡的酒香。


“要音乐吗”?她把举起的酒杯复又放下,走到音柜那儿,想了想粲然一笑:“来点‘文革’歌曲吧?你说呢?”


“好啊,无所谓。”


“你什么都无所谓,什么才是你的所谓呢?”她吁叹一声。


在芭蕾舞《白毛女》乐曲中,我和唐一玲碰杯。


理查于我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觉得那酒很圆,每一滴都非常自觉地往喉咙深处滚动;又很熟,没有青涩之感,有一种陈年的老到;好像还有一种号召的力量,无需你刻意努力,它就已然调动起你的味蕾,主动感受它的甘醇。


喝理查,听《白毛女》,这就是1966年的远方吗?我突然想起了天狗远方,想起了给一只狗命名为远方的那个人。她是中尉的红粉知己?是他的恋人?她与中尉魂归何处?


“你在想什么啊?像丢了魂似的。”唐一玲有些不快,“我还不能让你集中精神吗?”


是啊!即便我们不曾有过去,不曾有过十五岁,十八岁的初恋,这个坐在你面前的女性,虽然青春不再,但是,她依然不能不令人遐想,富有又还不失高雅,风韵犹存并不俗艳,何况,还有一段共同的过去。


“对不起,突然走神了,从理查想到了远方。我常常这样,很无端,也很恐怖。不过,现在好了。来,干了!谢谢你的理查!”


“没什么。我也是走过1966年的人。都如此。我碰到很多同时代的人,都一样,很无端。可是,别再想它,一点价值都没有。活在今天,不是很好吗?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我的人生观。来,干!”


她说得很对,人不应为过去活着。但遗忘呢?活在我灵魂中的人,都是过去的人,死去的人。他们本不该是如此命运,中尉、无脚蟹、春姑,还有八相与九索,王群、夏霞和他们的同学们,包括远方和为它命名的女人。当然,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大哥和夏谷,他们大多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人生的远方。我也从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邂逅唐九和唐一玲这对亡命兄妹,他们早已和我生存在不同的世界里。谁也想不到大陆会对台湾开放,唐九兄妹会重蹈旧地,而且风生水起。而我与唐一玲三十年后的重逢,会在六星级酒店,喝昂贵的理查。


唐一玲见我若有所思,突然把手压在我的手上:“好了,有感觉吗?1966年的感觉。”


我们曾经在海南岛的山林中,共同地回忆起1966年春天,那次传土时手的接触,都有相同的感受。那是两个春心萌动的孩子,一次偶然的触痛,在一个无爱的年代里一次本能的苏醒。


我抽出手,晃了晃:“这是一只砍伐过无数木头的手,它残酷粗糙、沉重麻木,你说它还会有感觉吗?”我很决绝地说。


“你还在恨我?”她别过脸去,似乎对着窗外的夜空发问。


“没有。不会。但是1966年的感觉,还是有的。”没有恨,但依然触痛。她没有错,为了能够去香港,去和她父亲和兄弟一起生活,她什么都可以付出,什么都愿意去做。这有什么错呢?我能给她什么?海南岛能给她什么?所以,那时她同样很决绝,那是她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我想对她说出这一切,但我说不出口。还是把这一切都掩埋起来更好。我不想再提起这些往事,以免伤害她的自尊。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对你的内心很清楚。到香港之后,我一直想与你联系。后来给你寄过两封信,我知道你会收到,我特意寄给你母亲转交,你没有回音,我就知道你始终在恨我,怪我,不想理解我。你和所有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何况我们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也想不到还有后来的形势。我很快去了台湾。你知道,我哥犯了大事,我们就更不可能回大陆了,我不得不死心。再后来,我知道你生活得很好,名气很大,我也就死心了,连见你的欲望都没有了。我想,如果有爱,你会找我。我清楚你的性格。可是,没有。我们那么多同学农友,你连问都没问过我。十几年来,我和他们年年有聚会,他们年年邀请你,你从不参加。这就是你。你恨所有的人,包括我,是吗?你恨1966年,包括那一年的春天。对吗?我请你喝理查,不是摆阔。不错,你心里在想,这足以让西海固的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所以你很反感。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可你看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我是想以此来表达我对你的歉疚。这瓶酒,它的年龄比1966年还老。老得可以成为你我的祖父母吧?你是个作家,罗曼蒂克,要的不就是这点文化,这点象征吗?我读过你的、著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要什么。面对我,你说不出口,还是顾及什么?至少像两个老朋友,不分男女,痛痛快快地把话说出来,不是更好吗?我什么东西你都看不惯,我在宣传队,你心有猜忌,总认为宣传队里的人,都是男盗女娼。我长得漂亮,你担心有人把我诳走。你爱听别人胡说八道,就不愿耐心听我解释。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们怎么生活在一起?我只能逃到香港去。”


她突然放声大哭,又突然收住:“好了,都说完了。喝酒吧!”


《白毛女》放了一遍又一遍,自动地周而复始。


她说的都很对。我知道自己越是激情,就越是冷血。我很想对唐一玲说对不起,但终于没有说,连一点亲呢的表达都没有。我也没有倾诉的欲望。1966年春天的触痛,它作为幸福的象征,早已被固定在心灵深处,而它的另一面,却也已被残酷地放大拉长,变形为抗拒现状的力量。


唐一玲不愧是个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大雨的女人,很爽快也很大气,我不得不刮目相看。她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长得漂亮却无头脑的女人。在海阳,在海南,在香港,在台湾,在大陆,她扮演了诸多角色,都扮演得活色生香,她一直在向前。而我,却老是揣着三十年前那点陈年旧事,耿耿于怀,我觉出自己的可耻。


喝酒。我和她一杯又一杯地品着理查,品着比我们的祖父母还要老得多的理查的魂灵,以此掩饰我内心的荒凉与愧疚。我没有多少话说,直到把理查喝完。在饮尽最后一滴酒的时候,我终于还是对唐一玲说:“谢谢你的理查,也谢谢你让我明白一些事。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我是很自私,我会豁达起来的,请相信。”


“你知道什么叫内心的疼痛吗?”她答非所问。


“我知道。不是痛,而是疼痛,找不到伤口却到处疼痛。到处是血,却又找不到流血的伤口。就是这种伤痛。”


“你真能形容。”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你记得吗?十八岁那年,在红卫二号,船开了,你说了什么?我一直想问你,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我们一起说,看看对不对,好不好?”


“好啊,那我们一起说,一、二、三。”我发出了口令,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三个字:“我等你。”尽管声音很轻很小,但彼此听得很清楚。


那一夜,我没有离开,我们共同遵守了我们十八岁时的一个憧憬:两个老人,在长夜里,火炉边,促膝谈心,直到天明。


也许那时憧憬的含义和此刻不同,也许朦胧,也许含混,但一定非常浪漫美丽,但是今夜,深长的人生已经给它加注了太多的故事和情绪。我们像两个在战场上离散,多年之后重逢的老朋友,从童年说到青年说到老年。我们面对面坐着,望着落地长窗外,夜色一点点地消退,黎明一点点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