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作者:郭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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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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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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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1228字

第二十一章


我总觉得母亲心中似有某种郁结。说不出的郁结令她闷闷不乐。我是个敏感的孩子,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她心中明白,亚雷是惟一支撑这个家庭的儿子。儿子大雷不在身边,女儿很是柔弱,亚雷就是长子了,长子当父,母亲有这样的观念,我也很自觉地承担了这样的责任。我看出了母亲的期待,她像一个无助无告的小女人,我知道,在父亲不能庇护她的岁月里,她就只能把心靠紧在儿子的身上。

半夜醒来,我在黑暗中发觉母亲半倚在床上,睁大着眼睛,望着屋顶的瓦片出神。她见我醒来望着她,轻轻叹了口气:“亚雷,你过来。”


我顺从地移到她身边,她挪出床沿一小块地方,让我贴着她的身体躺下去。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从很小就不与妈妈同床睡觉,我和凤卿睡。我对母亲的身体有些陌生,我有些不习惯和母亲的亲昵。我闻到母亲身上久违的体味,那是一种很好闻的体味,很温暖很吸引人,一种很幽远的淡淡的香味。


我无法形容那一晚母亲的体味留给我的感觉,许多年过去,我却始终记住那个夜晚的感受。那也是此生我最后一次躺在母亲身边,紧贴着她的身体,感受着她心脏有规则地搏动,那巨大的轰鸣,倾听着她向我说出那些无处诉说的事情,那些对于我而言,是无比震惊的消息。


她说:组织上要她跟父亲离婚,划清界限,要她为儿女们的前途着想,也为自己着想,否则,她将会被开除出教师队伍,还可能被判刑劳改。这是罗德宏亲口对她传达的。母亲还说,罗德宏表示,不管母亲同意不同意离婚,都必须离婚,这是母亲自我改造的机会。还有,母亲这次回家,不允许她和父亲见面。即使是同在学校劳动改造,在学校里碰到父亲,也不允许接触、交谈、传递消息、订立攻守同盟等等。否则,父亲会重新进入“民兵指挥部”,母亲会被再次押回学习班,双方也会因此使各自问题更严重,受到严惩。


母亲把这一切说得很清晰,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问我:“该怎么办?”此刻,她成了一个少不经事的孩子,六神无主,在无边的黑暗中,在令人窒息与不安的斗室里,不断地叹气。她对面小小的床铺上,挤着她的几个未成年的儿女,而我是她惟一可以商量事情的儿子。姐姐沉浸在她自己的伤痛中,她一直无法从与乃豪医生一家的关系中挣脱出来。我第一次感悟到,初恋,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而失败的初恋,是姐姐终生的痛,这种痛,一直贯穿在姐姐此后几十年的生活里。我目睹这种痛在一天天,在年年月月无声生长,永不消失。人,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不能爱。我忽然间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可以庇护母亲和姐姐的大人。


我说:“妈妈,我们一起逃到海南岛。”我无头无脑的话,令母亲很惊讶。


“逃?你说什么?逃?”妈妈首先警觉的是我所说的“逃”。


我说:“对。逃!不告诉任何人。我们一家,还有爸爸,一起逃到海南岛去!我知道怎么走。”


妈妈不假思索:“亚雷,你怎么能这样想?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动这种心思,这很危险!亚雷,亚雷!宁可去死,也不能去逃,那就真的成了反革命,真的反党了。”她一句比一句严厉,她口气全变了。


我不做声,我有我的主意,我不会轻易让妈妈说服的。母亲自有她的道理,她怕这个儿子会做出连累全家的事,她明白这个儿子虽然多愁善感,内心脆弱,但却胆大包天,无羁无绊。这种矛盾的性格,是她在经历了这个儿子诞生的苦难时,就预感到了的。


母亲不正面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却说:“亚雷,我告诉你一件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是你母亲的一个劫数。懂吗?劫数。”


我说:“我懂,外祖母早就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啦?”


“没什么。妈,你说吧!”我想亲口听她说出我所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事。


“我不能在娘家生你,你父亲又没有家,只能去租屋。”她描述了我在这部开头部分描述过的那座“资政第”里的情况。那座阴森、富贵、孤寂无人的古旧大宅,埋藏着无数诡异与秘密的故事。


“在你出生的这间厢房,门被农民卸去了。肥婶拉了一张布帘,天井里的风,经常把布帘吹起。对面的屋子里,有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一位死去不久的老人,那老人必须过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入土。风吹起布帘,我就看见那口棺材。空荡荡的大宅,只有肥婶跟着我。她白天在大宅,晚上要回去照顾你大哥和姐姐。午夜以后,就我一个人住在‘资政第’。你父亲在土改队,远在几十公里外,晚上常常回不来。按风俗,他回来了,也不能住在‘资政第’。我生你时,你脐带缠颈,难产,我从黄昏一直痛到凌晨五点,痛了十几个小时,才把你生下来。接生的就是你外祖母。那一夜,风雨很大。那时我就知道,这个儿子不是我的灾星,就是福星。把你送人,送给船老大,是你外祖母的意思,她信了‘落神婆’的话。三个月后,又死活把你要回来,也是她的主意。为什么会这样?你现在不会明白。但有一天,你会彻底地明白。”


其实,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明白母亲为什么选择在那样的黑夜里,对我说这些话。关于死亡,关于人生的困窘,关于无可回避的命运,关于矛盾与两难的选择,关于人与无奈、无助与无告的处境。我想当时姐姐也一定听见了。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午夜里无声地抽动颤抖。她一定也已经感觉到母亲说这番话的真正用意。


我不担忧母亲会带着我们一起去死,我只害怕母亲独自去死,把我们抛弃不管。我害怕母亲真的会顶不住,屈服了,跟父亲离婚。父亲的可怜,已压倒了我对他的仇恨。那些人们告知我,必须去面对和培养的仇恨,那种很浅显、同时无根的仇恨。


其实,母亲不知道我已经逃过一回,如果她知道,她不知会吓成什么样子。我决定把这当作一个绝世的秘密,永不泄露。


那一回,又是远方救了我,没有远方,也许我此生的历史要重新写过。


那是一个多月前,我在寮居里,无脚蟹和几个渔工正在打牌。秋天的海边,依然很炎热,寮居里没有一丝风。无脚蟹让我去帮他买冷饮,我知道他这是有意支开我,因为我看到春姑在窗外闪了一下,她是来找无脚蟹的。其他人见春姑来,也都散了,各自走开。无脚蟹和春姑相好的事,众人皆知。最近,每当春姑到来,无脚蟹就会把我支走,他们有话要说。起初我以为他们之间是男女间事,不让孩子知道。后来我觉得他们是另有什么隐秘的事。


昨天我去为无脚蟹买冰棍,刚出门就碰到九索,还不到三分钟,我就把冰棍送到寮居。在门口,我听见春姑说到偷渡,她问无脚蟹:“去那边的事,怎么说?”


“去那边”就是偷渡的意思,这在小城无人不知。


“就这两天,流水很好。”无脚蟹斩钉截铁。


我走进寮居,他们都愣了一下,春姑马上说:“亚雷,别到外面乱说。”春姑对我从来都很和气,我对她也很有好感。我以为她是本城除了我母亲以外,最漂亮最有女人味的女人,脾气很好又很有风情,人生得又漂亮,一点也不粗俗。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不会的。”我马上表示我不是多嘴的孩子。无脚蟹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把冰棍递给他,他说:“你吃吧!给你买的。”每回都一样。


这回,我又在路边遇到九索。但是我磨蹭了许久,大约过了有半个小时,才回到寮居。我在离寮居还有十几米远的地方,故意大声咳嗽。我进了寮居,见到春姑有些衣衫不整,头发有些凌乱,我装作无事一般。只见无脚蟹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他一点也不担心我发觉他和春姑之间的那点事。他是个敢做敢为,连阿狮也拿他没有办法的人。他有一次不让阿狮拿走寮居里的鱼脯,与阿狮争执起来,他大声对着阿狮吼叫:“你这死阿狮,我断了两条腿,还怕断了这个脑袋不成!”阿狮不敢和他计较,在海边寮居生存的人,没有大海那样乖戾的脾气,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春姑站起来要离开,临走在我脸蛋上轻轻地拧了一把。她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雪花膏的味道,她笑盈盈的:“亚雷长得真趣致。”


无脚蟹对我说:“想去那边吗?”


“偷渡啊!”我脱口而出。


“早死仔!你不怕公安把你抓走啊!这么大声干吗?”无脚蟹笑说。


“我不敢!”我不假思索。


“怕什么?又不是死罪。早死仔,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有出路的。去行乌水,说不定会有大把前途。怕什么?大不了是个死!回来就去蹲几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回避了一个“抓”字,“又不是杀人放火,怕什么?”他说得轻松,挑起了我的心思,他说得很对。“怕个鸟!大不了像唐九一样。”我装作很豪气的样子说。


“这就对了。人活着争一口气。你看阿叔我这样了,还想搏一下呢!”他拍打着自己的断腿,无限感慨。他移到我身边,对着我耳语:“这个世道太乱了,到处乱抓人乱斗人,像你爸这样好的先生都斗争,哎”他反复念叨:“快逃吧!阿叔帮你,你还怕什么?”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反动的话,从无脚蟹这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口中说出,令我很惊讶。


我知道偷渡要花好多钱,几千元吧!我哪有钱?无脚蟹显然是个组织者,他和春姑不仅仅是那种男女关系,春姑好像也通过无脚蟹要去偷渡。


第二天,无脚蟹告诉我一个秘密。


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我居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重大决定。也许是因为春姑,我知道她将会在同一条船上。还有无脚蟹,他是我心目中比华荣更伟大的英雄。有他们在船上,我就不怕去行乌水,也不怕冒险,更不怕到举目无亲的香港将如何生存。我完全相信他们。我怀着梦想,相信到了香港,会有光宗耀祖的一天,我可以寄钱养活父母兄弟姐妹。香港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是那时小城人们的说法。香港客就是金山伯,就是皮鞋、飞机头,腰缠万贯的象征。我相信无脚蟹,相信春姑,我想我会有好运气,不会被抓回来的,不会连累父母的。只要偷渡成功,罗德宏、胡伟标也不会知道我偷渡的事。我想得飘飘然。


我决定先去向中尉和远方告别。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像那天夜里,和母亲说过那么多话。以前没有,此后四十多年,也从来没有过。似乎那天夜里,把几辈子的话都说完说透了。那天夜晚,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心情。这心情,即使是一个多月前决定去偷渡时,也不曾出现过。可那天半夜,母亲的话语,让我感悟到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困顿。我对前途全无计划也无从计划,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也对自己困惑不解。


我分明觉察到我的内心,正在慢慢滋生成长一种可怕的东西,那种东西我说不清楚具体代表什么?但是,它却隐隐约约,时时在我前头,启示着未卜的方向与走向,引导着我向它义无反顾地走去。我更坚定了逃走的信念,不管逃到哪里,怎样逃走,我全然不知。但必须逃!逃!逃!逃就是命,就是那个遥远的、未知的,但是光明的理想,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现实的压迫了。


我已经知道怎样去安慰妈妈,已经懂得应该对妈妈隐瞒什么。应该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不轻易向别人表露,包括对姐姐,还有父亲,那样,才能让他们免受伤害。就像那次听从无脚蟹而去偷渡一样,要不是幸运地意外脱险,那么,首先受连累与受伤害的就是家人,而父亲将首当其冲。我真的感谢上天,尤其感谢远方,远方真是神的使者。


我告诉母亲,这几天父亲扫地与敲钟的规律,他会在几点钟去打扫礼堂和校道,其间又会定时到钟架那儿去敲钟。在那些时间,母亲只要想办法经过那些地方,就有遇见父亲的机会,哪怕是让他们远远的相互看上一眼,也是好的。


母亲还有些担忧,她害怕被人发现,尤其是凶神恶煞的海金。她相信到处都有暗探和躲藏在背后的眼睛。她害怕被人检举告发,自己受罚不说,还连累父亲。


母亲有五个月没有父亲的消息了,这是他们自从结婚以来最长的别离,但她确信明天可以看到父亲。我在黑暗里看到她别样的欣慰的目光,她说话时激动得声音发颤。我为母亲高兴。我悄悄地调皮地对妈妈耳语:“妈妈,你是不是很高兴?”


妈妈没有说话,她紧紧地搂了我一下:“回到那边睡吧!我也要睡一会儿”。她温软的话语里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欣喜。


这一年的冬天早早地到了,这是一个多雨的冬天,严寒也早早地降临饮马滩。每到冬天,父亲的关节炎就发作得很频繁,每年,他都必须早早戴上护膝,穿上棉裤。这些东西,在抄家时都被作为“四旧”给没收了,包括母亲的裘皮围脖和旗袍,我家搬进“硕士第”时,只有几件简单的家什,和一些夏天的衣物。这个冬天,父亲如何捱过?我和姐姐把父亲所有的衣裤,大多是些很旧的单裤,给父亲送去,让他多套上几条单裤保暖。原来的护膝,是从上海寄来的,小城没有卖这种东西的,我们也没有钱去添置什么东西。


原来父亲在民兵指挥部,姐姐不敢去送饭,送饭就是我的任务,现在父亲关在学校,便由姐姐去送。我和二弟亚雨,在每天退潮时分,到饮马滩的海涂去赶小海,然后让亚雨拿到街上去,卖给渔贩子,每天大约会有一元五角的收入。赶小海的时间,有时在中午,有时在黄昏,有时在午夜或者凌晨,视潮汐的情况而定。


我和亚雨去饮马滩里赶小海,父亲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每抓到一条好一些的鱼,会让我与亚雨兴奋上一整天。


我们已经不再去想父亲母亲的问题了。外面不断有各种关于“文革”走势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了。我们希望父亲平安无事,不再被抓去游街就好。按照母亲的说法,最好的结局,就是希望被遣送回乡下去,做农民,耕田种地,一家人在一起,自食其力,再把哥哥从连南接回来团聚。这是母亲的愿望。


我却不这样想,我还是想逃,不能全家人一起逃,那就我一个人,或带上亚雨逃。


我和亚雨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天天出力去赶小海,多摸些鱼虾沙蚬,多卖几个小钱,先帮父亲买一条棉裤和一些治关节炎的药,再买些高价米,让父亲吃饱。父亲每天要扫地、敲钟十个小时以上,他的饭量很大,每月二十三斤定量米远远不够。市场上有高价米卖,但很贵。亚雨说,不怕!他有办法。


冬天的饮马滩,非常寒冷,特别是在有雨的日子,海流很猛,天河的水暴涨,饮马滩里的鱼虾就会多一些。经常会有些大一点的鱼,从海里溯着河流向饮马滩的沼地游来,那儿有一个小小但是水流很急的海湾,这个海湾由于流急而且底下有一个深潭,经常有大鱼在那儿出没。由于它是一个湾流,海上一些漂浮物也会淤积在那儿,我有时会在那儿发现婴儿的尸体或海上漂来海难的尸体。尽管那儿有丰饶的渔货,但一般人还是不愿也不敢到那儿去,嫌那儿脏,晦气,可我和亚雨不怕。


亚雨比我小两岁,十三岁的亚雨只读小学五年级,就因为父亲的问题辍学了。他也不愿上学,更不愿见人,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终日穿行在饮马滩里,连我也不告诉。


有一天,我和远方一起,在饮马滩的红树林中无目的地游荡,远方突然狂吠起来,向饮马滩深处奔去。我跟着远方,在饮马滩的沼地上奔走,是远方把我引到那片海湾的。


海湾依着森林,天河从它的旁边绕行而去,海湾的沼地上,长满了黄白相间的金银花。这是一种长年生长,冬天也不落叶,常年开花的草本植物,它的花可以入药,是一种清凉解毒的草药。


那天下着小雨,海湾里的水一半碧蓝,一半浅红,海水从天河的入口处,倒灌进入海湾,海湾里的海水便形成两种颜色,一半碧蓝一半浅红,像一朵无比硕大的金银花,我叫这海湾为金银湾。


金银湾里非常安静,只听见从出海口那边传过来隐隐约约的海潮声,似琴声倾诉。


海湾对面的堤岸,靠近森林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原来是亚雨。他正在拾掇赶海的渔货。远方领着我,很快就到了亚雨跟前,我喝住远方。亚雨咧着嘴笑,笑得合不拢嘴。他面前的地上,堆着小鱼小虾,其中有一条叫“五顺”的鱼,足有七八斤重。我在中尉那儿见过这种鱼。这么大的“五顺”鱼,很是少见,一般都在三四斤左右。


亚雨早就看见我,他喜不自禁,我很少见亚雨这么快乐过。我这个弟弟,从小就很会读书,也很活泼。父亲出事以后,他变得很孤僻,也沉默寡言,一个人,没有朋友,常常离家出走,有时候几天都不回家,我和姐姐都顾不上去管他。因为这条鱼,亚雨变成了以往的亚雨。我帮他把鱼虾收拾到鱼篓里,找了几根咸草,从“五顺”鱼腮里穿过去,我把鱼递给亚雨。亚雨说:“二哥,你拿着吧!”他大声说着,眼睛却没离开过“五顺”,这是他重大的战利品。我把鱼放到他手中:“你提。”我也很快乐。这时,雨下得稠密,芦苇在雨中欢叫起来,空气里有一种成熟的芦花的味道,清淡中带点幽甜。


“够不够给爸爸买一条棉裤?”亚雨欣喜地问。


“最少够买一条卫生裤吧!”我不想让亚雨失望。我知道亚雨此刻很是骄傲。


“可以卖多少钱?”


“三元!或者四元,五元吧!”我拿不准。


“不会这么多吧?”亚雨依然喜不自禁。他稚气十足地望着我:“跟他们换棉裤行不行?”


“跟谁换?”我说。


“我不知道。谁有啊?”亚雨提着“五顺”有些吃力。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抓到这条鱼的,这么大的鱼,在水里力量是很大的,一个大人徒手都难以制服。


我这才发觉亚雨满脸满身都是污泥,他一定和这条鱼搏斗了好久。


亚雨突然问:“棉裤是多少钱?”


“去问姐姐吧,她知道。”我说。


“把这些鱼虾也给他们吧!只要给我们一条棉裤就行。”亚雨的眼圈红了,他哭了起来,他带着哭腔问我:“二哥,爸爸会被抓去枪毙吧?八相都被枪毙了。”


“不会。”我不知哪儿来的信心,“怎么会呢?爸爸不是八相。”


这是一个伤心的话题。我们兄弟俩谁也不知道父母的命运最终将会如何?我们一家将会怎样?我们的前途将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种权力,它在无形中决定着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家的命运,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可能改变这一切。对于一个小学五年级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国家和一个人、一个家庭命运的关系,是一个过分深奥的问题,我不明白,亚雨更不明白。没有人明白。


我们不再言语。亚雨走在前面,我和远方跟在后面,亚雨有点胖,他走起路来,屁股有些扭,样子很好看。


好多年过去,亚雨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头发也已经灰白。但在我的想象中,亚雨还是那个走在我前面,扭着胖墩墩的小屁股,肩上扛着一条大鱼,在饮马滩金色芦苇和红树林中,欣喜地穿行着的十三岁的少年。


在此后的岁月中,每次见到弟弟亚雨,我都会想起那年冬天饮马滩上的一幕,想起我们兄弟俩关于父亲、关于棉裤的对话,在冥冥之中,我会很清晰地听到我们之间对话的声音。


父亲已去世多年。那一次,那条大鱼,还是换不来父亲的棉裤。我们没有能够在那年严冬,为父亲弄到一条棉裤或卫生裤,而那条大鱼险些给我们招来大祸。每想到这一些,就有无限的隐痛,缠绕着我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这伤口没有出处,没有具体的位置,我心中有伤,可是找不到伤口的踪影。很痛,无以言说的痛。看得出亚雨比我更痛,只是他始终不说。


这许多年,他始终没有再跟我说起那件事情,有时我偶尔提起,他会苦笑,然后说:“说那些有用吗?无用的。”淡淡的。弄得我更加伤感。


亚雨没有秉承父亲的开朗和豪迈,也缺少父亲的浪漫和激情,他是笃实同时冷漠的。他什么都不祈求,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他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过平常的日子。


亚雨从小辍学之后,再没有机会上学,也拒绝去考函授或者自考什么的。他对知识与学问,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也不相信上学能改变命运。为什么要改变命运?他最充分的理由就是:“父亲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学识那么高,有用吗?死于非命,活不到五十三岁,还吃了那么多的冤枉苦。”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也不想去说服他。受伤的心灵是无法康复的。


亚雨后来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中学,顶父亲的职,从校工做到了总务主任,这也有一点落实政策的意味,算是对父亲的一点抚慰。亚雨知道这一点,但并不感激表达这个意思的领导。他的固执和不近人情,在小城是出了名的。他严格管理学校的财务,连校长的报销条,他都非常认真审核,绝不含糊,弄得大家不愉快。他认死理,不认人情。他后来在学校做总务主任,也算得小有成就,但每有余瑕,他就会去饮马滩赶小海。后来饮马滩消失了,他就到更远的海涂,只要有海的地方,他都要赶去。这是他一生的乐趣。他对两个儿子的学习,抓得很紧。两个儿子都上了省重点中学金山中学,后来一个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一个考上了海洋大学,他很为此自豪。在孩子分别考上大学的当年,他都去到父亲的墓地,他告诉了父亲这两个大喜讯。


孙子对爷爷没有印象。他们出生时,爷爷早已去世多年。尽管客厅悬挂着爷爷的照片。这位照片上的老人,与新一代孩子们的生活,并无多少关系。孙子们对爷爷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不愿意听关于爷爷的故事。对于他们而言,那都是旧社会解放前的事了。他们对过去的年代没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