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这是我赚到的第一笔钱，也是上帝赐给我的成年礼。我的童年彻底结束了，我童年的梦想也彻底地毁灭了，我对生活的玫瑰色想象也永远地褪去。我比我的兄弟姐妹，提前抵达人生的渊薮。我感谢老吕。

老吕总是怕我变卦，我对老吕说：“我一定会去海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老吕很高兴。我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工作成绩自豪。但是，老吕永远不会知道，正是他给我这十五天的苦役，让我坚定了去海南的决心，他无意间，让我自以为成为一个十二月党人。

那些日子，我沉浸在我所读过的俄罗斯的氛围里，夸张和放大着心灵以及心灵的承载，我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是本城头号反革命分子郭大风的儿子。我把我之去海南，想象为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我幻想到时会有一个女人，我所心爱的女人，也会勇敢地伏在我脚下，去亲吻我脚上的镣铐。

我在中尉面前，毫无掩饰地流露了这种情绪。中尉知道我将成行，反倒有些忧伤。他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这一回，他似乎动了感情。

“真有志气啊！走，我们赶海去。”他心情很好，“到海南吃苦，可别骂我啊！”

我说不会，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再说，没有比抬咸鱼筐更苦的吧？我宁愿去做苦役，也不愿意在绝望中煎熬。我以为我已经经历了人世间最苦的苦役，即便是现在想来，我依然不敢想象，我当时是怎样度过那十五天的。那鱼筐说是一百五十斤，但连水带汁的，至少也在两百斤以上，我的搭档阿蛮是个二十岁的小伙，他也叫苦连天。我力气没有他大，但我憋着一股气，我珍惜那个工作机会，我终于可以用我的身体，去换取一家人的菜米油盐，我不愿意看任何人的脸色。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即便累死在路上，倒在海里，我也没话可说，我既不会喊痛，也绝不会惧怕与留恋。

中尉听了我的话，有些惊讶，他神情复杂地看着我。他不相信面前这个十五岁的有些孱弱的孩子，会如此轻松地说出这些在他看来，有些不合时宜，有些与年龄相左，有些过分深刻的话。

而我当时并没有多少激动，我只是明白了人的力量与不可思议的生存，是逼出来的。我原来也不知道我竟有如此毅力，去度过那十五天地狱般的日子。

那天中尉似乎很快活，他驾着舢板，让我跟他到海岬那儿去“放莲”，他开始叫我雷兄。雷兄是什么意思？他说：“从现在起，你我可以称兄道弟，照江湖上的话，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就是同叩天地，同生死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其中意思，犹如《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水浒传》里英雄相惜，同辉日月、肝胆相照，旧里七侠五义，让人热血沸腾。

我说怎么担得起，不过我心中很是得意：“人家以为我的名字就叫‘雷兄’，也不错。那我也要称你为兄了。”

远方伫立船头，在冬天凛冽的海风中，它又一次向大海深处发出沉闷的低吼。

海面上有了动静，有大鱼撞网，中尉专心收网。我把着橹，不让舢板漂移开去，但心绪却飞得很远。我的目光落在远方身上，我和远方相处，已经很长时日了，自从他救起我与夏谷，好些年过去了，远方一点没变。它的伤腿没有留下疤痕。那次让山猪夹伤得很重，瘸了好些日子，开始时觉得它样子很怪，瘸了的远方就不再是远方。不知不觉间，大家都忘了远方受伤的事，远方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好像更加威猛。

海上寒风凛冽，远方站在船头，耳朵耸起，好像在倾听着遥远的诉说。它傲视大海与远方的样子，无比威仪。它让我想起了中的巴斯克维尔猎犬。

我这才发觉，尽管我与远方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生死，但我确乎从未贴近地细细端详远方。

许多年过去，我只能在记忆中，努力搜寻关于远方的细微印象，在虚空中描摹它的形象。首先进入视野的，是远方那大而有力的方型“硕头”，面额宽大而丰饱，眼睛却细小如杏核状，深藏在如针群般耸立的绒毛里，显得异常锐利深邃不可侵犯。它的吻短而粗，嘴角略垂，鼻宽唇厚，舌大牙利，牙齿足有一寸长短。远方的脖颈粗壮有力，颈下有垂，似与肩部连为一体。肩胛非常突出，腰却很平直，尾巴硕大卷至背脊，像一朵散开的花，婆娑摇摆。它的毛色是那种罕见的“棕红”，护胸毛却洁白如雪，这是獒中良品，据说护胸毛的白斑越细越好。

从不同角度看远方，像熊像虎又像狮。它在风中雨中太阳下的形体是各不相同的，它蹲着坐着站着卧着的形态与神态也是千变万化的。我很喜欢它站在锚地的乱石中，对着海沉思或者低吼的样子，那时，它的眼神是忧伤的。我似乎看到它的思想，一只獒的思想，如何在海风中，在虚无间缓慢地或急剧地游走，看到由那思想在天空画出的图景。

那天晚上，在灯塔，我第一次喝酒！尝到了酒的味道。此前，我只是在父亲喝醉时，嗅到酒的气味。我曾经非常厌恶酒与酒气。但是，那天在灯塔，酒撞开了我人生的闸门。它以另一种方式，告知并消淡了我许多人生难题，成了我此后在艰难跋涉中的朋友。

你想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和一个三十六岁的饱经苍桑的人，两个男人在海上无人的灯塔，和一只雄性的獒在一起喝酒，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是三十六岁的年轻，还是十五岁的年老呢？他们中间还站着一只獒。

这一夜，我没有回“硕士第”，反正姐姐已经习惯。我睡在灯塔冰冷的泥地上，中尉早已醉得不省人事。我心里很冷，终夜听着海哭的声音。远方一直卧在门口，它也一夜无眠，偶尔向着大海的黑暗低吼。

远方的内心一定有苦吧？灯塔不是它的家，它出生的地方，离这冷漠的海，何止千里万里？是谁把它带到这荒凉的炎热的海边。它本是属于寒冷辽阔的高原，自由自在，像风一样飞驰，和它的亲人在一起，享受着大自然简单的快乐。可是现在，远方是孤单的。它在陌生的环境里落落寡欢。没有对手，但有朋友吗？我和中尉算不算是远方的朋友？抑或中尉只是它的主人？而我呢？我觉得远方比我更可怜。我的可怜与千百万卑微的人同在，而远方，它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它是风。它本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最坚固的盾，可是，因为人，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对远方说：我们一起逃吧！逃到海南岛去！那儿有原始的森林和河谷，有高原一样的风。我轻轻地抚顺着它针一样耸立着的绒毛，它棕红的毛色在海水的反光下，显得非常华丽典雅，像世界上最高贵的缎子。我想起母亲那个华丽的围脖，我不知那是什么动物的皮毛，但一定也是来自最寒冷地带的物种。远方不逃，也将会成为一条为人御寒的围脖。

远方仿佛在说：“为什么要逃呢？大海是自由的，只要心是自由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锁住我。”远方用它那杏核一般幽深的眼，定定地看着我，眼睛藏在厚厚的茂密如丛林的毛发里。这样的眼睛，教给我看取人间的方式与力量。大海在哭泣的时候，也是攒足了力量的。

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里，灯塔、远方和大海，它们所给予我的，全是粗糙的、辽阔的，在黑暗中抗争的雄性的力量。它们容不得你呼天抢地的抱怨，要流泪也只能独自流泪，隐忍一切不平与委屈。犹如远方的命运，它被抛掷到海边，它就在饮马滩里寻找它的命运。它时刻作着出击的准备，是绝不抱怨也不屈服于一切的。它在站立时，其实是微微倾斜着身躯的，犹如在猛烈飞驰时被迅速定格的姿态。它的每一瞬间，都处在冲锋的状态之中。

我与远方在沉沉的静默之中，无言地对话。好像有一个上帝，在启示着我们之间的交流，在导引着我们的心，在彼此的走近中，互相交流与交换。

我将离开，永远地离开远方。当有一天我重新踏上海阳的土地，回到灯塔时，远方依然还在吗？我知道獒的寿命只有十年，十岁相当于人的百岁。此刻的远方，也许已经到中年了。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远方的年龄。

也许我会先于远方离开这个世界，但不管如何，我始终想念远方。是它把我从大海深处的黑暗窒息中救了出来，我也曾经在饮马滩的泥污中，帮它解除那血淋淋的山猪夹。我和远方早已成为生死与共的朋友。

远方知道我此刻在想些什么吧？它不停的沉闷的低吼，不是那种悠长的低吼，而是短促的，似乎想表达什么？我看见它杏核般的瞳仁里，无限的伤感。那伤感汩汩地流成了河，在虚无的时空中泛滥。

酒醒时分，中尉早已不在，凌晨正是退潮时分，他大约去赶海了。

多年以后，我在一本论述藏獒的书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作者是这样描述獒的体格与性格的：

护食物，护领地，护主人。

对陌生的人或事物易产生怀疑和敌意。

善于攻击，行为不定，极富挑衅性。

力大凶猛，野性尚存，使人望而生畏。

对主人亲热至极，勇敢忠心，任劳任怨。

容貌野性粗犷，行事态度凶猛大胆。

说得都对，但他只说到性格，却没有说到獒的性情。它也是易于伤感伤情的物种。它在安静时的性情，它在它的世界里，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与感知，是与人绝不相同的吧？否则，它的一岁如何浓缩了人的十年？在人看来是如此短暂的生命，在它们自感受状态中，难道也是短暂的吗？未必不是同样的漫长。由此衍生而来的诸多问题，多年来困扰着我，成为一个无法原谅自己稍有苟且的理由。

在高原之海，与在海之高原上如风飞驰的远方，会是一样的吗？

我最后一次见到肥婶，是我从中尉的灯塔归来时，在饮马滩的路口。

那时已近黄昏。饮马滩的景色和十多年前的那个傍晚一模一样。时光似乎在那一刻悄然倒流。

我钻出苇丛，走到路口，抵达那个十多年前的土丘，那是老叔的土丘，当年放着亚雷和大雷的两只箩筐，就摆在这土丘上。这土丘依然如故。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和芦苇，野花和咸草。

肥婶就坐在那儿，她依然肥胖的身躯，倚着一蓬小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个时候，肥婶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她在我父母出事的第二天，就被遣送回乡下去了，半年来音讯全无。

我几乎是连跑带跳地扑过去，跌跪在她面前，我顾不得男孩子的羞涩，把头埋在她的依然阔大但是明显稀松的胸前。她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我冲动得有些哽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像童年那样，整天在肥婶身上蹭来蹭去了。

“怎么知道我在这？”我叫她肥婶妈，“你去了哪里啦？夏霞呢？凤卿姑呢？去家里了吗？”

我语无伦次，我比见到自己的母亲还冲动，还肆无忌惮。

“见过郭生娘了。”她眼圈有些红，却是朗朗的声音。

“在学校？她不能见我爸！”

“我知，我也见郭先生了，远远地看他。”她哭起来，“先生太惨！前世作什么孽？我去拜过，求佛祖饶恕他，佛祖说恕了，很快就有出头天了。”肥婶泪流满面，我跪在她面前，双膝让砂石硌得生痛。她一直用手环抱着我，我有些不自在，便站起来，肥婶也站了起来。我说：“我们回家去吧，妈妈晚上可以回家住的，爸爸就不行。”肥婶不答话，她从包袱里拿出几件腰垫和护膝：“这是给郭先生的，冬天他不能没有这些东西。”肥婶的针线活远近闻名，在没有缝纫机的时代，肥婶就是缝纫机。我接过那些东西，都是肥婶手工缝制的，很结实，也很暖和。

“我得回去了。从乡下出来，要到大队去请假，开出村证明书。单车仔还在那边等，我租了一天，中午到的，在家里见到亚男了。找不到你，我想你一定会到饮马滩来。我去灯塔的锚地那儿找过你，见舢板在灯塔那边，喊了几声，没人应。”

冬天海风很大，肥婶在这儿等了一个下午！我刚刚喜悦的心情突然十分酸楚，我泪眼婆娑地看着肥婶妈，她那张圆盘似的脸已有皱纹，脸色也很黯淡，有些苍青。乡下离海阳有几十公里，她搭单车来，一路辛苦。我求她住一晚，明天我会去饮马滩里捞薄壳，捉鱼虾，让她带回乡下，乡下没有这些东西。

她咬紧肥厚但已不再鲜红的嘴唇，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我太熟悉她的嘴唇，幼年时，她把饭在自己的嘴里嚼烂，再喂到我的嘴里。母亲多次阻止，说太不卫生。肥婶不听，世世代代的孩子都是这样哺育出来的，怎么不卫生啦？母亲在场时，她会收敛，母亲不在眼前，她依然照旧。我太熟悉她嘴唇的味道。

我以为她同意住上一晚，便牵着她的手，挽着她走下土丘。“婶妈那里招待不了你，乡下太”她选择着语词却又无法说出，嗫嚅着，“还是我再来吧。等先生出来了，我一定会来的。”

那时，夏霞还没出事，我问，夏霞姐姐好吗？

“还好。就是心野，老说要去串连，我不让。我说我死了，你再去吧！天天在家里跟我闹，有天我会死在她手里。”

我能理解，大串连太吸引人了。岂止是经风雨，见世面，简直是革命旅游。

“夏谷哥哥呢？大哥和他全无消息？”我问她。

“有人从那边回来了。我想问，可找不到人问。亚雷，有他们的消息，要赶快告诉我啊！知道婶妈的地址吗？”

“知道，写着放在家里呢。”

“亚雷长这么大了！吃婶妈的奶长大，记住了吧？”她摸着我的头，“别忘了婶妈啊！”她突然怔怔看着我：“要去海南？真的？”

我无语。

见我沉默不语，她急了：“为什么？去那地方干什么？大雷和夏谷去了，你干吗还去？不能去！”

“那去香港呢？”我突然说。

也许太突然，她竟噎住了，随即，她脸上现出惊恐的神色，小心翼翼地问：“你想去偷渡啊？”

“反正是走！我只想离开这地方，去哪儿都一样，就是不想留在这里。”

她不再言语。

天边有火烧云，微雨一直不停。明天会是个艳阳天，但也是偶尔放晴而已，小雨会下到旧历年底，这是年年的气象。

我见肥婶很惊恐，我不想让她担忧：“婶妈，骗你的。我不敢去偷渡的，我没那样的胆。你放心吧！”

“我不放心啊！你敢的，你有胆去偷渡的。亚雷，别害你父母，郭先生和郭生娘太惨了，别害死他们。千万别！”她眼泪又流出来，哽咽着，令人心痛。

我说：“婶妈，你先别走。我去灯塔那边捞薄壳给你带回去，夏霞姐姐最爱吃了。”

肥婶泣不成声，她抱住我的头：“亚雷，千万别闯祸！别去海南。不要去想别的。好好等你爸妈，出来就好了。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婶妈那边连电也没有，大队也没电话。出来了就写封信，我会来的。别忘了婶妈啊！”

肥婶走了，单车仔在不远处的树下等她。

我坚定了去海南，或去偷渡香港的决心。如果可以，现在就走，我要去赚很多钱，回来给婶妈，给父母，给兄弟。

多年以后，我会在一些时候，突然想起十五岁的那个傍晚，它和我周岁时老叔带我们来到饮马滩的那个傍晚，重叠在一起，成为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许是一种命定。命定在这样的地点和时间，完成我生命的一个周期。

我在初见光明的时候，由老叔挑着，来到饮马滩，惊奇地看着这个世界，我在最黑暗的时候，在饮马滩，邂逅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喂我养我给我乳汁的婶妈。

此次重逢，成为永远的诀别。我常常在冥冥的黑暗中，听见婶妈摇晃着我，哼着无字的歌谣。

在非常时期，婶妈和她的儿女们，为我们一家，承担了重负，而我无从报答。肥婶给父亲送来的棉腰垫和护膝，在送去的当天，就被海金作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物品没收了。在1966年严寒的冬天，父亲始终穿着单裤，他的风湿关节炎，迅速地侵入蔓延到他的心脏。

临近预定去海南的日子，老吕天天到“硕士第”来。老吕通过组织，找到了母亲和父亲，要他们表态，他们自然没有异议。父亲依然自认是个革命者，他说尊重子女的选择，到海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嘛！在他后来给我的许多信中，都这样强调。他是真的希望我到海南去闯一闯的，他比别的父母看得更远。妈妈就比较克制，她明显地让人感到迫于无奈，她自觉无法也无力干预子女的选择，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响应就是了。

离预定的日子还有二十多天，我的心已经飞到远方了。

我把户口本交给了老吕，在居委会的预备会上，我见到同往海南的同学和社会青年。无一例外，全都是牛鬼蛇神或者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个个都神情萎顿，面目呆滞。领队的余宏州，是一个不得志的居委会编外工作人员，多年肺病未愈，却壮心不死，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知青中他资历最深，有十年的居委会青年工作经验，他理所当然当了队长。

我心中冷了半截。

我对海南农场一无所知，只知去的地方叫海南琼中县，连地图都没看过。我并不关心到那儿将会怎样，我只是为了逃离。只要是远方，我就达到目的。我的目的在远方，至于这是怎样的集体，将会过怎样的生活，我一点憧憬都没有，也不想憧憬。我牢记中尉和无脚蟹的话，离开这儿，到远方！偷渡香港和去海南，也许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名义，一个被定为叛国投敌，以反革命处之；一个被叫做响应毛主席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而对于我个人而言，似乎两者都不是。只是逃、逃、逃!

我牢牢地记住中尉的话：“走出去，不要回头。再也不要回来，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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