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还买了整整两打丝袜。他脱下叶子腿上带洞的丝袜，说：“我这一辈子，也不要让你再穿带洞的丝袜了，记住！”

叶子换上这些衣裙鞋袜，整一个港台丽人，超凡脱俗。

李伟看了心花怒放，满心欢喜。

“小丫头，想不到你原来这么漂亮，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别人不要的丑丫头呢！”

叶子幸福地倒向他怀里，用小拳头捶他。

“乱说，我本来就很漂亮嘛，谁让你花这么多钱。”

“别心疼，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的，我会挣钱给你花。”

李伟的话充满豪气。

我的经理陈先生，不苟言笑，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白嫩，五官精致，线条分明，像雕刻出来的一般。除了比贾宝玉多一副眼镜外，其他的，都像极了电影《红楼梦》中的那个大情圣。

可他从来一身牛仔工装，一双运动鞋，不苟言笑，从不拿正眼看他身边的一个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没有人知道他的年纪。他的名字，也是后来他签文件时，我才知他叫陈尊莱。

他办事认真细致，中规中矩，每天准时上班，见面一声“早晨好”；每晚准时下班，告别时一声“晚安”或“拜拜”。上班时间从不闲聊工作以外的话题。

上班不到一星期，我就发现，这间占据了整整半层楼的大办公室里的几十个女孩子，几乎都疯狂地爱着陈先生。

她们上身穿着柠檬黄的工装，实在是因为公司规定统一着装，没有办法。但她们却有本事，在头上、脸上、身上和脚上，精心侍弄，使自己有别她人，别具风情。

她们总是没事找事，找个借口就来找陈先生，请示这，批示那。每到中午休息时间，她们都会赶紧脱去工装，露出好看的裙衫，希望有幸能让陈先生看上她们一眼。可惜陈先生永远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她们是一群没有生命的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可怜。”我在心里为她们鸣不平。

她们都是些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哪一个配不上那些香港人？就因为内地穷，挣钱少，而不被这些香港人看重。同办公室的几个香港女孩，又矮又瘦又黑，却个个被那些经理主管，捧得如公主般骄傲。

我庆幸自己有李伟，否则，万一不幸爱上了这个或那个香港人，可就惨了！

然而，我不知道，一个危机，正在悄悄向我逼近，将我包围。

我像一只侥幸捡到野兔的狐狸，正被一群饿得眼睛发绿的狼包围，它们个个正恨不能把我撕碎吞食。

而我浑然不觉。

自工作后，每天晚上九点下班，李伟都要在离厂有500米远的街角等我一起回家。

他用单车载着我，一路吹着凉爽的海风，说着话或唱着歌，看天上闪闪的星星，湛蓝的天空，碧绿无际的田野，心情愉快轻松。

回到家，冲凉、睡觉。

第二天一早，七点，准时起床上班。

我们的日子充满了希望，平静而幸福。

我时常能带给他一些令他高兴的消息。

“喂，李伟，猜猜，我今天有什么好事？”

“老板表扬你啦。”

“你怎么知道？”

“你的这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那你怎么奖励我？”

“亲一口。”

“不行。”

“干干我的小宝贝。”

“你坏！”

我们是这样计划我们的生活的。

每个月领到工资，留下800元做生活费，剩下的，一个月差不多能存到2000。

工作两个月，我连加了两次工资，现在基本工资一月800，加上加班费奖金等，一月能拿到1500元。这样高的薪水，当时，很多名牌大学生还拿不到呢。我很开心。

看到存折上的钱，一点点在增多，喜悦之情，就会溢上心头。

我们计划，先打两三年工，存满五万元，就开我们自己的电子加工厂，从小干起，一点点扩大，自己当老板，不再受资本家剥削。

这是我俩的理想。

伟力公司的总公司在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香港是子公司，深圳和海口的公司是孙公司。海口的分公司，员工有五千多人。

进了这家外资公司才知道，资本家是真正的阶级分明，等级森严。

香港地区的人和外国人，是不和内地人交往的，也不一起吃饭。他们住的是美国大老板给他们包租的别墅，有专门的保姆给他们做饭。

内地人中，管理层也就是所谓白领，是不与“坐拉”的工人说话的。白领人员吃的是小食堂专门做的好菜好饭，住的是两人或一人一间的宿舍。

“坐拉”的工人，只能住16人一大间的大通铺，吃的是白菜煮肥肉片。

白领阶层，虽然拿的薪水比内地工人高出好多倍，但不平等的感觉，数他们最强烈。许多人在暗中都做着和我们一样的梦：存足钱，自己当老板，最好将来能请港澳台人士给自己打工，那才叫扬眉吐气。

第三个月领工资时，我领了一千五百多元。

领钱时，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感到那个负责发工资的文员白了我一眼。

当时，我有些不快：又没拿你钱，你翻什么白眼？

中午吃饭时，一大桌人，都讲白话，唧唧喳喳，讲了一中午，又快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被冷落在一边。她们走时，互相招呼，唯独不叫我，把我一个人晾在餐桌上，孤零零的。

每天上下午上班中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她们这些女孩围在一起，你吃我的零嘴，我吃你的零嘴，嘻嘻哈哈地笑闹，唯独不叫我，不睬我，只有我孤身一人坐在桌边。

我觉得很没面子。这种时候，我总是特别怕那些男孩子看见我。

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我觉得我工作认真努力，工作三个月来，连一个小数点的错误也没有，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知道他们喜欢陈先生，每次她们来找他，我都借故走开。对陈先生，我从来都是公事公办，不和他调笑，不讲多余的话，也不多看他一眼。

过去我知道国营单位人事关系复杂，没想到外资企业也是这样。

我再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自小我就是一个孤独的人。

小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回老家。

被打倒的父亲，虽然也和农民一样耕田、种地、播种、除草、挑大粪、割水稻，但我们兄妹三个，并没有被那些农民的孩子接受。他们跳房子、打水漂、堵田缺、摸鱼、钓虾、跳绳、过家家、捉迷藏……做任何游戏，都不叫我们。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着他们玩耍，眼中心中充满羡慕。

父亲调回城里后，由奶奶带我们。奶奶一人要看二伯家、小叔家和我们家一起六七个孩子，她怕看不过来，出危险，就把我和几个小的用绳子绑住一只脚，拴在桌腿上，除了吃饭时间，整天都只能围着这八平方米的地方打转。大了才知道，这比犯人的自由还小。

我们一家返回县城时，我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城里的同学，都嫌我土头土脑，一口农村土话，更没有人跟我玩。

慢慢地，我就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

下课了，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看小人书；或静静看窗外树上的麻雀与蝴蝶；或看什么都没有的空气；看悄悄而下的连绵的雨丝；看一片一片交头接耳的树叶；或哼唱自己编的无名的曲调歌词。

放学了，同学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往家走。我总是装着上厕所，等所有的同学都走完后，才慢慢往家走。我不想一个人走在那一大堆说说笑笑的同学们之外，被人奇怪地看。

这种孤独感，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我的灵魂深处。

来海口的这三个月，真挚的爱情，满意的工作，创造的价值被肯定，曾使我的心充满绚丽的阳光，让我感到海口的天是那样的高远明媚，自由开阔。

如今那种灿烂明丽，渐渐被一层阴影遮去。

见人都走了，在另一桌吃饭的公司翻译若芬，走了过来。

她是美国籍管生产的厂长的翻译兼秘书。

在我们这帮女孩当中，她是年纪最大的，也是地位最高的。

她戴副无色眼镜，模样清秀，但有些憔悴，二十八岁了，听说她老公去了德国，她正在打工挣钱，也想跟出去。

刚进公司的那天，陈先生把我介绍给她，让她带我熟悉公司的每个管理部门的主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同时她还带我领了公司发的工作服、被褥、洗漱用具，带我到宿舍，帮我整理好分给的床铺。

她干活麻利，干脆，一看就是个能干的女人。

最后，她跟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说：“欢迎你，希望你会好好干，我们公司是个不错的公司，有很多可学习的地方，相信你会喜欢。以后有事随时可以找我。”

“叶子，你别生气，她们嫉妒你，认为你拿得多，她们有些人只有你一半的工资，有的干了三年也才拿八九百元。”若芬说。

“她们怎么知道我的薪水？”我从不知道别人的薪水，我吃惊地问。

“这个世界没有秘密，你别把这里想象得太纯洁。”

“又不是我要的，是老板给的，是我劳动赚来的。”

“你犯不着跟她们生气，赚钱最要紧。”

我有些惊讶这位白皙、秀气的翻译，一张嘴是这样一句直截了当的话。

父亲来信。

叶儿：

近好？！

你的来信收阅，知你在外平安且找到工作，我和你母亲略略放心一些。

你厂里，我们去给你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我们的考虑是，还是留着这个职位好。现在国家待业青年那么多，工作难找，要想找个国营单位就更难，不要轻易丢弃。现在每月向厂里缴30元保证金，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一个人在外，凡事一定要小心，留心，千万不要爱慕虚荣，丢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要自尊自重。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努力替老板干好；下班不要乱跑，就在宿舍里待着，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要改掉你粗枝大叶的毛病。

……

我们在家一切如常，你不必挂念。你母亲很想你。

如果外面不好干，就赶紧回来，不要勉强。父万千嘱咐。

甚念、甚念！望你善自珍重。

祝

平安顺利！

父字

1988年10月16日

父亲的“甚念”“善自珍重”这几句话，令我泪流满面。父亲是个性情沉稳，感情内敛的人，他写下这样的文字，可见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思念之情啊！

就像我只字不提我在海口的难处一样，父亲也只字未提因我出走而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伤害。只一句“你母亲很想你”，已令我心疼哽咽。

父亲在信中反复告诫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有尊严，要自重，要好好工作和学习。我感到父亲的这些话说得太重，他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但我完全能体会到我父亲的良苦用心和爱护女儿的拳拳之心。

我深爱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正直之人。在我上小学第一天，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雷锋的故事》连环画，他希望他的女儿是个爱人、爱社会、积极向上的好公民。而我从小到大，也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好工人。现在呢？努力做一个老板的好文员。

李伟见我流泪，搂紧了我，不住地劝慰。

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奋斗，干出成绩，不让父母丢脸，要让他们以我为荣，不再替我担忧。

我没敢把我和李伟的事告诉父母，害怕他们更多的担心。

李伟从不写信打电话给他在沈阳的父母，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每次我说：“阿伟，给你家里写封信吧，免得你爸妈担忧。”

这种时候，他总是不高兴，闷闷地说：“知道了，不想写。”

我如果再说，他就会决然粗声道：“你别管！”

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李伟，是个聪敏、开朗、热情、精力充沛的人。其实当他静下来时，实在可以算得上一个忧郁的人。就是在他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明亮的黑眼睛里隐藏的一丝遥远的忧郁。我不知他的忧郁从何而来，缘何而起。

住在杨沙村的红砖房的日子里，除了我，他最好的伙伴是那把从北京背来的吉他和房东的大黄狗阿随。

子夜时分，坐在那个土丘的青石上，他拨动吉他，弹唱的都是一些苍凉、悲伤的歌，比如齐秦的《北方的狼》、崔健的《一无所有》、三毛的《橄榄树》、美国的《老黑奴》。

挨着他的肩膀，看着幽蓝天空中的闪闪寒星，我的心也似这些曲调一样，被忧伤笼住。这种时候，我们总是挨在一起，长久的不说话，静听这夜的世界，直到他弹累。

自从若芬那天中午主动找我说话，安慰我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每天中午，她叫我到他们那一桌上，并把她的几个朋友介绍给我。工间休息时间，她也来找我说话。

由于若芬是这间公司的内地打工仔中，地位最高，钱也挣得最多的，她和我成了朋友，其他的那些人，就有渐渐跟风的，也陆续来找我，主动和我接触。

我也尽量装着什么都不知不懂，大大方方和她们交往。

那种被孤立的僵局，才渐渐打破。

我从心里感激若芬。

下午下班后，从五点至七点，除去吃饭半小时，有一个半小时的空闲，若芬有时叫我陪她去打电话，同行的还有工程部的主管阿锋。他是公司唯一的内地主管，四川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很有才能。

她打电话时，我们站得远远的等她。

她总是很快就打完，一两分钟就从电话间出来。

“阿芬，你怎么打这么快啊，这么短时间，讲什么？”

“能讲什么啊，就是一句话，你好吗？我好！他问我答，我问他答，像鸟儿问答。”

“骗人。”

“不骗你，国际长途很贵的，一分钟十几元。像你们小姑娘多好，天天守着，这么幸福。”

“那你干吗让他走，你俩一起打工多好。”

“他要不走，我们就用不着打工了。在广州，我们有好工作，好房子，什么都有。他是学建筑设计的，他说，真正的好建筑都在欧洲，趁年轻辛苦几年，学出来，就可以赚大钱了。”

这种时候，阿锋待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说话，一声不响，像个保镖。

电话如果通了，阿芬的脸色和情绪自然就好，话也多。电话如果没人接，阿芬的脸色就更暗淡，也就更显憔悴。

我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个孤独的人。